女大学生自述几年来被迫害的经历
2000年6月，我同五名功友去北京信访办请愿，为大法说公道话，被警察抓捕押到车上。当时警车里共有20几名功友，车窗挡着黑布，车地上到处是撕碎的《转法轮》，车里一片恐怖气氛。警察打了一名功友，另一名男功友阻止说，你不能动手打人。警察转身走向他，开始不断狠抽他嘴巴子，并捡起车地上的一页书让他念，那是师父教我们要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那一段。他念完后，警察恶狠狠、邪恶的说，我打你是给你德呢！
警车开到北京天安门区派出所，警察将我们关到一个大铁笼子里。在这里，功友想上厕所，他们不允许，并用脏话侮辱我们。过了一、两个小时，通化驻北京办事处的人将我们接到他们那儿（那时为了抓捕去北京上访的法轮功修炼者，并将我们及时遣返，全国各地都去了很多驻寨的人）。以梁平（女恶警，现在民主派出所任职）、沈树恒（男恶警，现在政保科任职）为首，几名恶警，开始对我们搜身，把我们身上的现金及大法资料没收，后将我们戴上手铐子押回通化长流看守所。
我被关在一个大屋子里，那里已关押了40多名功友，第二天，我们集体绝食抗议，看守所害怕出事，将我们分成几组，关到不同的看守所（长流看守所已满）。有的被送往通化县，有的被送往集安，我被送到柳河县看守所。在那里，我们十人照样绝食抗议并照常炼功。有一警察起初看到我们炼功非常生气，破口大骂，并用铁棍子敲各监号的门来发泄。后来看到我们心态祥和，互助关心，并给他讲真象，一天，他给我们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你们都是好人，我支持你们，国家如果都是你们这样的人，国家一定会繁荣昌盛的，你们一定要坚持下去。
四天后，看守所对三名功友强行灌食，他们用很粗的管子，从人的鼻孔插到胃里，并用针头抽取冷却后凝固的面子粥往管里送，使人强烈的疼痛、呕、喘不上气，非常痛苦，一功友被灌完食后从胃里吐出了血。十一天后，我被通化市龙泉派出所接回，并要求写不進京上访保证，否则继续送回看守所。后得知通化市公安局向我父亲索要两仟元保证金，龙泉派出所同样向我父亲索要两仟元，后市公安局又将龙泉派出所的两仟元要去（黑吃黑），我家被强行索要四仟元，他们才肯放我。
2001年4月份，市委党校办全市型转化班，国家拨款十万元。学校保卫处处长霍清义将学校两名老师（于海、齐颖）、两名学生（我和王咏梅）强行送到洗脑班。每人被分派一名老师陪吃、陪住，看管、随时汇报我们的一言一行。转化班里共关押了60多名功友，包括梅河口市、通化县、集安市等地的法轮功修炼者，每人都被分派一人看管。单位送来的修炼人单位出人看管，社区送来的修炼人社区出人看管。转化班里人与人之间关系十分复杂、紧张。
上午我们被强迫看栽赃陷害法轮功的假新闻、假录像，下午强迫我们读“转化”书籍，晚上继续看假录像。两个月后，通化市五名没转化的法轮功修炼者被送到通化市长流看守所被关押，后有两名功友因不转化被判一年劳教，送到长春黑嘴子女子劳教所。回到学校后，王咏梅因复印真象资料，被学校老师举报、后被保卫处处长霍清义上报，被通缉，现已流离失所。我则于2001年7月份，再次只身一人来到北京和平请愿，并被警察抓捕。先被关在天安门区派出所，这里已有十几名功友被关在铁笼子里，他们不报姓名、住址，警察就将他们单个提出到另一屋子里拳打脚踢，抽嘴巴子，每个人从屋里出来时脸变得红肿、头发凌乱，衣服被扯坏，有的鞋被踩掉。后将他们送到北京郊区的看守所，我被通化和集安驻北京的一女恶警和一男恶警带回，被戴上手铐子。到通化驻北京办事处，他们将我手扣在暖气管上。
第二天，通化龙泉派出所两名警察和政法委林得海、市公安局一姓曹的女警员、通化师院保卫处刘庆菊两拨人分别来到北京共同将我遣回通化。我纳闷他们来遣返我的人为什么来重了，后得知市里怕我進京上访在省里挂号，省里会怪罪下来，林德海骗取我家两仟元钱，拿出500元到天安门区派出所将那里的警察收买：不向省里汇报。其它1500元在路上吃、喝全部挥霍。
到通化后，我被关進长流看守所。这里开始要求犯人劳动--缠牙签。从早晨5：00多起床开始干，一直到晚上10：30以后，才允许休息，每人都有工作量，完不成继续加班。只有吃饭时间能休息，吃的是发霉的窝窝头，喝的是咸盐水加几片菜叶，汤里时常有甲壳虫和白色肉虫。上完厕所没有水洗手就继续缠牙签，非常脏。
在这里关押近5个月后，我因“扰乱社会治安罪”被判劳教一年，并送往长春黑嘴子女子劳教所。在这里，表面看起来干净整洁，而且楼前挂着“教育、挽救、感化”字样，可到过这里的人都知道，它是真正的人间地狱。我被分到四大队三小队。一开始，三小队队长冯小春就要求我与法轮功“决裂”，并分派了几个“转化”彻底的人看着我。起初他们看我到半夜12：00，允许我睡觉，后来见我一直不“转化”，就将我关到四大队私自设立的“转化班”，大队长张桂梅亲自作阵，要求我们学一些荒谬言论，并派“包夹”看我到第二天凌晨4、5点钟，才允许上床睡1小时或半小时，因为5：30起床。这样持续了7天，在这期间，三小队长冯小春对我施用电棍。1个月后，他们见我仍不转化，就放我下队干活，做“转化”时是精神上的痛苦，干活是身体上的痛苦，每天从5：30起床干到晚间10：30以后，最累时连续两个星期从早3：00起床干到半夜12：00。
这段时间，我见到了几位很好、好了不起的大法修炼者（在押的大部分是法轮功修炼者）。其中一位是通化市二道江区通铁工人金敏。在大队里我们这些不放弃信仰的学员都是重点歧视与打击的对象，一次我抬头挺胸走路，冯小春上来踢我一脚说：你扬拔什么，意思不允许我们抬头走路。坚定的学员之间不允许互相说话，即使是互相望一眼，笑一下也会被呵斥。如果互相说话，轻则被包夹呵斥，重则被报告管教，被管教施以拳脚或电棍。
在这种邪恶恐怖的环境中，金敏却从来都昂首挺胸，望着我们微笑。一次在车间，我和金敏有说话的机会，她问我，你挨电棍啦！我说，是，不过只是小电棍，她说，那也是迫害。我问她，你挨过几次电棍？她说，数不过来啦！她因進京上访，被判劳教一年，因坚持修炼被劳教所加期一年。在她两年的劳教期间，她遭受了无数次酷刑，这些我早有耳闻。据这里的功友说：一次管教将她绑在小号里的铁床上，绑成大字型，让她这样挺了18天，期间还将铁床喷上水，用电棍往铁床上电，像电床一样。18后将她松绑时，她已经不会走路了，一个月后才恢复。她期满被放后两个月，通化市二道江区派出所因她修炼法轮功又将她抓回并判两年劳教，并送回长春女子劳教所，在这里她绝食20多天后被送往公安医院遭受更非人道折磨，两个多月后又被送回劳教所，当时她已奄奄一息，后来恢复了健康，现仍在劳教所里。
李永君是三小队坚定的大法修炼者。她在绝食抗议期间，队里大队长关威、张桂梅、冯小春多次对她施用电棍，并将她关在小号里绑在铁床上绑了7天，这期间她被施用电棍。给她灌食时，管教从她鼻孔插管时，把管在她胃与食道里来回捅，使食道与胃都出血，然后往面子粥里加大把的盐，这样使人非常渴，并使食道与胃剧烈疼痛。
王秀娟是三小队坚定的大法修炼者，她家是农村的，受到管教折磨，多次挨拳脚、辱骂。有一次她因与张淑华管教直视说话（管教要求与其说话时低着头），被张淑华管教拉到办公室施用电棍。
张彬是三小队坚定的大法修炼者，她因反迫害、不参加强迫劳教被管教连续三天拉到办公室施用电棍，挨电棍时她因遭剧烈刺激而尿裤子，后头持续疼了两个星期。
王艳是四小队的修炼者中非常坚强的一位，因为她那年周岁只有19岁，长得又瘦又小。她是吉林省舒兰县人，在舒兰被抓到看守所时，她只有18岁，因不转化被吊三天三夜，送到这里后，四小队队长王晶管教，经常非常狠毒的折磨她，一次与亲人接见时，王艳对家人说了这里的真实情况，王晶便对其施以拳脚。在强迫王艳放弃信仰期间，大队长关威曾连续两个星期对王艳、张玉兰、金敏、何华等人每天施长时间强电流电棍，即使这样，19岁的王艳虽每天从管教室哭着出来，但仍不背叛自己的信仰。她们因不承认自己是犯罪人员，不带名签、不穿监服、不参加强制劳动，多次遭拳脚、电棍、小号。小号不是只将人关在一个小房间里，小号是由厕所改建的，里面非常脏，是为法轮功人员特设的，关小号是将人绑在小号里的铁床上，一动不动，而且绑人的绳子勒得胳膊非常紧，甚至勒到了肉里，勒出血。
李永君因关小号，胳膊上勒出的伤疤半年后仍看得十分清楚。三小队的张彬、李永君、张玉兰、杜敏、吴利文、王丽霞等人因集体罢工抵制强迫劳动，被管教拉到办公室被集体施用电棍。电棍放出的电流烧焦皮的啪啪声，和电在人身上的啪啪声，几十米外都听得很清楚，让人毛骨悚然。此时我在绝食，两次被大队长关威拉到办公室施用电棍，脸被电紫、出血。在这期间，他们不允许我的亲人见我，我母亲从通化坐了几个小时的车来见我，她们也不让见，丧失人性。
在这里，我渡过了人生最漫长、黑暗、邪恶、恐怖的7个月，于2002年6月21日被放。在被放的前几天，管教的花招还没使完，要求我家给当地“610”打电话，得到当地“610”的签字才肯放人，意思想让当地“610”继续接管迫害我。
回家后，龙泉派出所多次来我家骚扰我。2003年“十一大”期间，龙泉所教导员王国良、片警范庭烈和社区人员共十几人，来到我家从我母亲口中骗出我工作地址，到我单位把我强行抓走，带到江北驾校办的洗脑班。在这里强制人看假录像，从而做“转化”工作，对人采取精神洗脑，我抗议非法抓捕与非法办禁，绝食五天后被放出。
时至今日，社区已接管了派出所对法轮功的监管工作，最近社区的高主任与史部长又打电话给我家進行骚扰，问我母亲我的工作单位，我母亲不告诉它们，担心他们会象上一次对我无理抓捕，史部长威胁说：我知道你女儿在市里上班，要不我早去找她了。
邪恶的迫害仍在继续，以上是我这几年受迫害的部分经历及部分所见所闻，真正的迫害远不止这些。我将这些材料提供给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希望能成为控告江泽民犯有群体灭绝罪的一份有力罪证，早日对其做出审判，将其绳之于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