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一个多月的非法关押,我被判一年半劳教,在医院查体后,被押往调遣处。一進大门就见到恐怖的情景,两排警察阴森的盯着新来者,似乎时刻准备上来殴打,有恶警厉声喝斥:“从现在开始,你就是一名劳教人员!”规矩可多了,不许抬头,只能看脚面,進出房间要大声喊报告,打饭前要喊报告词,集体行动要跺脚踏碎步,警察找谈话要蹲着——各种污辱人的手段都用上了。新来者要受“法西斯”似的军事训练,立正站军姿,练队列,要随口令做数不清的蹲起,其实就是折磨人的手段,我因此留下了膝关节疼痛的毛病,直到恢复炼功才好。我去的时候正是夏天,30多人住在40多平米的房间,拥挤不堪,床铺是几张床并在一起的大通铺,一个单人床的面积要睡3-4个人,太挤,必须侧着身睡,叫“立板”。每天要给成堆的“卫生筷”包“已消毒”包装纸,包筷子的手很少洗,脏极了,那筷子就放在床上、地上,每天的任务都很重,早上起床后就开始干,中午没有休息,晚上要干到7、8点钟,有时要干到十一、二点。睡前必须站着背劳教人员准则,长时间不让洗澡,浑身是汗,有的晚上我几乎整夜无法入睡。在调遣处,吃饭要在操场上蹲着,炎热的夏日,汗流如雨,啃着馒头咸菜,吃着青菜汤。法轮功弟子被严管,不准互相说话,不让去接水喝,只能喝其他劳教人员接的水,口渴难熬,我就趁极短的洗漱、上厕所时间喝自来水,但常被看管我们的其他劳教人员发现、制止,说是有规定不让喝怕拉肚子。在那个人间地狱,大法弟子被残酷迫害。60多岁的翟广才,被恶警同时用几根上万伏电压的电棍电,翟老被电得浑身起泡,后被绑在床上达数天之久。在那里,度时如年。
后来到了团河劳教所,表面上不象调遣处那么凶残了,但是邪恶的程度更甚——那是用谎言、邪悟与暴力摧毁人的正信。警察对新来的学员采用伪善的迫害方式,即所谓的“帮教”,实质是精神摧残,强迫看录像,听谎言,强迫人接受偷换概念,误导人接受迷惑人的邪悟。表面的宽松(与调遣处相比),给刚到团河劳教所的人巨大的心理反差。
对不被迷惑的坚定的弟子,邪恶的残暴嘴脸暴露无遗。迫害是非常残酷的,凶狠程度令文明社会的人们难以想象,致死、致伤、致残的现象时有发生。典型的如彭光俊被毒打致死,鲁长军被打折脊椎致残;原来搞火箭研究的武军被日夜绑在床板上连续100天,每天还要被看管他的劳教人员侮辱、谩骂,武军被折磨得肌肉功能障碍,走路都需要人搀扶,邪恶之徒还造谣说武军有精神病;政法大学的学生龚成喜经受了罚站、罚蹲、电棍电击、强行灌食、不让睡觉等种种酷刑;朴实的农民杨树强被暴打迫害至耳膜穿孔、流血流脓、腰部腿部严重受损;王艳芳两度被绑架到团河,受尽了难以想象的非人摧残,以至他的一条腿严重麻木,有时失去知觉,走路不便。我曾见他在恶警指使下被两个劳教人员拽着两只手,拖着他在操场上转,鞋子被拖掉了,两脚擦着石灰地;协和医科大基础所的刘霄、林澄涛被迫害得精神失常;北京市某宾馆职员刘永平被剥夺睡眠十八天,精神恍惚,视力下降,腿脚浮肿,头发逐渐变白。在集训队、攻坚班更是迫害的魔窟,多名弟子被电棍迫害,如赵明,秦尉、吴相万等。其它迫害恶行包括罚做俯卧撑、蹲起、跑步等所谓体能训练,无数次地喊报告,限制去厕所等。
劳教所为了创收和面子工程,经常要学员做各种强制劳动,包括挖沟、建管道、搬水泥、糊药盒、挑豆子、摘羊绒、种草、叠书页、平地、拔杂草等。那里的新楼、道路、地沟、花草树木不知渗透了多少大法弟子的血汗,那里的环境是大法弟子受迫害的见证。
伟大的师父无量慈悲,曾在团河劳教所走过弯路的学员,纷纷回到正法之中。邪恶即将被彻底灭尽,追随江贼行恶的爪牙们也将得到应有的下场。正告团河恶警,马上停止迫害,否则,天地不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