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堂正正闯出攀枝花市看守所
一、遭受非法关押、毒打，夫妻双双被劳教
1999年10月1日，我们5名同修利用假期进京，准备向政府讲讲真心话，但因各种原因我与另一功友在北京只住了一夜就回来上班了，半月后我丈夫在天安门广场被抓，回来后本地公安局一科非法将我们中的辅导员判一年半劳教，非法将我与另一同修拘留28天，非法将我丈夫逮捕。2000年5月13日非法开庭时，全市的同修大都来了，邪恶的审判变成了镇压后功友的第一次大聚会，当时还不知道发正念，但大家堂堂正正的，倒要看这邪的如何审判正的。几个一科的便衣混在中间，公安的车停满附近单位的空地。在正的场下，邪恶的原计划的判刑2年破产了，不敢当庭宣判。2000年10月，由于所谓的证据不足，丈夫被释放。我丈夫为说一句真心话，却被非法关押11个月。
2001年农历新年后，中央电视台制造了“自焚”谎言，本市开始四处抓法轮功学员强制洗脑。家也没法呆了，我们住到同修的空屋子中。这时有明慧网的揭穿“自焚”谎言消息传来，我们就将消息刻印出来，3月7日与同修一起到周边的县去散发。由于当时充满邪恶因素，这一次我们许多同修被抓。
在会理县益门煤矿，我丈夫被保安将头按住在地上连续猛击几十下，他只觉头晕目眩，人不知在何处了……又被保安用皮鞋狠踩他的头、用硬鞋尖猛踢下颌，当时就鼓起了大包……。我被踢打得在地上翻滚，它们将我背铐，并把我的头按在地上。我们一直不说姓名，便把我们送到会理县公安局。
会理公安局将丈夫的手用手铐死死铐着，手铐深深嵌进了肉里，后来一直留有疤痕。由于我们不说姓名，另一功友被公安用条抽打脸，会理一科的恶警让我在旁边看，以此威胁我。夜深了它们一无所获，将我们送会理县戒毒所，并让戒毒所想法让我们说姓名。我们不说，当时功友被打。不法人员又把我们铐在树上冻了一夜，丈夫和功友被反铐在极粗的树上一点不能动弹，姿势极其难受，并不时被戒毒所恶徒打耳光，直至第二天。后来不法人员把我们关进号又唆使犯人殴打。
后来不法人员从我带的存折上知道我们是西昌的，非法把我们送回西昌市看守所关押。丈夫开始绝食抗议非法关押。因为这是它们第一次见到绝食，吓住了，送到医院输了两次液，第12天由父亲保出调养身体一月。身体恢复后，他被迫回到看守所。2001年5月底，我俩被同时送往劳教所，成都分手后，我被向东劫持到楠木寺女子劳教所劳教一年半，他被向北劫持到新华劳教所劳教3年。
到了楠木寺女子劳教所，我体检时心脏不合格，脚背肿得老高，被拒收。送我的公安王永荣、胡仲均立即电话汇报给西昌公安局一科的李玉旭，当时它们骗我说，先到里面住一夜，明天带我去市里复查。结果第二天它们就溜了，根本没照面。后来610主任杜西川亲口说是请客吃饭走后门劳教所才收下我的。
在劳教所里，它们软硬兼施，一会是恶警和吸毒犯的粗暴恐吓，一会是邪悟者伪善的关心，断章取义的歪曲解释大法。当时我人心重，对法理解不深，觉得自己修得差，被所谓的转化了（已发表了声明）。这是对师对法的犯罪，也是我心深处的伤痕。但师父并未抛下我。两月后，在劳教所艰苦高压的环境里我忽然呼吸有困难，发高烧，又是肺炎又是心脏病的，被保外就医。
出来后，我看到了新经文，看了一半才知道错了，急得哭起来，去找其他被转化了的功友，陆陆续续大家都醒悟了。我学法，开始精进起来，总结经验开始认真对待修炼。
二、攀枝花市看守所惨无人道的酷刑
2001年12月，攀枝花资料点被破坏，需人手，2002年3月我就去了。由于资料点运转顺利了一段时间，大家对修炼开始放松，我们整体出现漏洞，2002年9月，被跟踪导致几个资料点11名功友同时被抓，大量设备损失。当夜邪恶出动了40多人，许多车。功友们都不配合，同修大声喊着“法轮大法好！”，被邪恶用衣服绑住嘴，他挣脱了又不停地喊，直到邪恶放弃不再管他。大家不照相，不量身高，不报名，不签字，一概不配合。一边是邪恶的打骂声，一边是同修的“法轮大法好！”和背诵经文声。本来晴朗的天空下起了雨，场面十分惨烈。
抓我时，我发正念，一恶警用手电筒使劲砸我手也砸不下去，一头狗样的恶警审我，我什么也不说，它把“什么也不说、沉默、不回答”写成笔录要我看，我拿着就撕了，它气得从后面反着使劲提我的背铐。我发了一会正念，它就泄气了。
不法人员当夜将我们送攀枝花市看守所（一级看守所），谁也不喊报告，公安局国保支队的恶警和看守所的恶警一起动手毒打，男同修被强制排着队打耳光，一同修龚文友不配合解下皮带，被国保支队的丘天明、秦刚等5、6个恶警群殴，他象皮球一样被踢打在地，又被追着踢蹬，在地上连续滚了好远，恶警仍不罢手。当我们制止恶警行恶时，一老年女同修毛开明被丘天明冲上去劈头盖脸地猛打。恶警丘天明又冲过来使劲拧我手腕，还狞笑着：怕了吧！我说：“大法弟子是有威严的！”它才罢手，又疯狗般的对另一同修燕宝萍打耳光……。当夜整个看守所上千名犯人都被打骂声吓醒了。
在看守所，我们被分开关，为抵制迫害，大家不约而同的开始绝食，连以前关进来的同修也加入进来。第三天，看守所邪恶所长刘华云、副所长师红兵、恶警曾小敏等命令一大群劳动号对我们强制灌食，当时的看守所真是乌云压顶，邪气高涨：5、6个牛高马大的男犯冲进来，拖着我就往外跑，鞋拖掉了，身子在地上拖了20多米，皮也戳破了；7、8个男犯将我扔到死人床上（又称刑床），死死按住我的四肢和头，捏着我的鼻孔不让出气，又用铁钳狠撬我牙齿，将我牙齿撬松，口腔撬烂，捏着我的嘴，拿来一个敲碎了底的啤酒瓶对着我嘴里灌半生不熟用高盐水和的碎玉米颗粒，鼻孔出不了气同时喉管里又塞满了东西，全身被死死按着不能动，头似乎要炸开，耳边是没人性的男犯鬼一般的尖笑。
时间是那么的漫长，那滋味……也许只有千千万万被此酷刑摧残的法轮功学员才知道恶徒们是怎样的灭绝人性。我开始剧烈咳嗽呕吐，血水和着玉米颗粒喷洒在脸上、头发上、衣服上。尖笑声停了，它们放开我时，我看见我的同修老太太毛开明双脚光着被它们拖在地上按着，嘴里被塞着鞋，她痛苦地叫着，希望能帮我却无能为力。它们将我拖回牢房扔在湿漉漉的地上，又叫嚣着对下一个同修动手了……整个看守所成了真正的人间地狱。
第二天它们又动用此酷刑，连答应吃饭的同修都不放过，恶警曾小敏叫嚣着：灌！没什么条件可讲！在邪恶灭绝人性的摧残下，同修们有些妥协了，表面吃了，实际上每次只是沾沾嘴，背地里还是不吃。第一天我就被灌出了问题，咳嗽不止、发起了高烧，继续绝水绝食，它们也不敢再灌，第5天要给我输液，我说：不输，我无罪，必须无条件释放我！
它们叫来所长，抬来死人床要把我绑起来强迫输，我拼命抵制。它们把我绑在死人床上，手脚呈大字铐着，胸口横绑一根粗铁链，强行输液。这种刑罚时间一长，不能动弹十分难受，连大小便都在上面，我共被绑了5天。它们以此刑罚来要求我吃饭，我没答应。这时攀枝花市国保大队的恶警周立军来外提我，见我被绑在死人床上奄奄一息，转而提了另一50多岁的同修。外提就是：不法人员们专门在攀枝花市五十四租有农家乐“沁园山庄”，用以刑讯逼供大法弟子。
结果同修一出门就被它们用黑袋子蒙子住头，在“沁园山庄”被双手反绑吊得脚尖离地（酷刑“鸭儿浮水”），加上她当时已是虚弱了，汗水雨点般打湿了地面，周立军还用绳子抽打她头部。另一同修毛开明被吊得昏死过去。它们频频用此“鸭儿浮水”来折磨不愿出卖同修的大法弟子。
有位会理的同修罗俊玲被两次夜间“外提”，第一次被吊了一天一夜，第二次被吊了两天两夜；期间被国保大队的恶警张柏林、田萍用打火机烧手心脚心，用树枝戳脸部穴位，带铁腿的凳子被打得分了家，几经昏迷。但坚强的她除了劝善，未提供邪恶想要的任何东西，连名字都没说。当时恶警田萍流了泪说：男的都没有你坚强。罗俊玲回来时被摧残得路都走不起了，目光呆滞，全身乌青。看守所都怕承担责任，不想收下。因吊的时间过长，直至半年后她的手还是冰凉无知觉的。后来她被非法劳教，2004年元月2日被楠木寺迫害致生命垂危，回家不久即含冤去世。
在看守所，我严格按大法的要求做，善待众生，但对于邪恶的一切决不配合，环境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半年后，我堂堂正正闯出了看守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