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位河北大法学员修炼大法、证实大法的经历
（故事之一）
我从1996年6月初一得法。在此之前，我一身的病：高血压、心脏病、肾炎、脑血管硬化、气管炎。我有幸得大法，修炼后我的病全好了，在99年4.25和7.20，我去北京上访，证实大法好，我刚走上天安门广场就被恶警抓回来了，送到乡政府，没人性的恶人给大法弟子施加压力，谩骂侮辱、严管、罚站、不许睡觉、不许说话，他们强制我们一人交300元钱，不交不叫回家，家人交了，才放人。
从99年7.20乡政府派出所说抓人就抓，我也不知被抓了多少回了。在2002年正月二十八，乡政府又来抓我，他们说我贴传单来。为了不再被迫害，从此我就流离失所，时间长了，我回家了，没几天，派出所所长和几个人又来抓我，叫我写保证书、决裂书，我说不会写。所长给我写了一份，叫我按手印，不按就送李郁庄。李郁庄是县办的洗脑班，到了李郁庄叫我丈夫交2000元，交乡政府1000元，我丈夫都交了，我到那里看到了一桩桩惨绝无人性的下流事，强制大法学员放弃修炼。我被折磨的坐立不安，上厕所都要学员搀扶，胸闷、头晕、呼吸困难、高血压220，在床上不能动。邪恶看我不行了叫村里的保人用车送回来。
（故事之二）
我是一位农村家庭妇女，有幸得到了法轮大法，那是1998年农历3月份，那时看到不少人在学炼法轮功。由于我一身是病，家里的活不能自理，丈夫一年挣的钱完全吃了药，我听说法轮功能祛病健身，我就去炼法轮功。炼了之后，我的病再也没了，身体健康，全家人也都支持我炼，我非常荣幸，这正是我在大法中才有这么巨大变化，才有了我的家庭和身体的健康。
1999年的4.25我去了北京中南海证实法，让人们知道法轮功是好的功法。回来几天后中共支部书记派人把我们骗到乡里非法关了几天才放回家，说回家后再不准炼功了。在大迫害开始之后，2000年10.1左右，我再去北京上访，证实大法，去了之后，还没有找到信访办，乡里副书记王健成、苏志刚和几个打手们把我从北京抓回乡政府，从回来的那天晚上开始，连续好几天，打嘴巴，用木棍打我的手，还逼迫我骂老师，还强制我跪砖、双手举砖，并用椅子的木板打脸，打得我嘴角流血。非法关押了三个多月，不给饭吃，不法人员经常進行迫害。那真是有理无处说，我们有冤无处伸。中共政府不法人员还强行向家人索要一万元钱，由于家庭的生活困难，拿不出一万元钱，李文合、王健成说没有一万元钱，最少也要5000元，家人见自己关在乡里吃苦，老人有病没人照顾，只好借来了5000元钱给了他们，才放回家。
（故事之三）
我于1996年10月抱着祛病健身的目地学炼法轮大法，受益很大，于是坚定地走上了修炼之路。
1999年7月21日，中共江××集团把法轮功定为“邪教”后，我想去北京讲理，便骑自行车上路，途中被杨村乡610派的人追上，强行把我的自行车扣押在公路旁的一个小店里，把我推上一辆面的拉到了房家庄派出所，并强制我交20元出租车费。当时我兜里没那么多钱，他们就让我把衣袋里的钱掏得一分没剩，然后拉到杨村乡政府单独审问，直到半夜一点多钟，家人才把我接回家。
以后，乡610便限制我们的人身自由：强制我们修大法的人每天到村大队部报到，出门办事，走亲访友还要提前向他们打招呼。后来又以拉到山沟里扔掉来威胁，强迫我放弃修炼。并经常到我家来要大法书。
2002年农历新年前的一天，我一个人在家洗衣服，忽然四个恶人闯進屋里，叫我到杨村乡政府去一趟，说要找我（炼功人）说几句话。我说我没犯法，不去。他们便软硬兼施，说就用几分钟，汽车再把我送回来。我识破了他们的诡计，坚决不配合他们。他们又回去叫人，共来了九个人。等它们返回来，我们家里人、邻居们已聚集了很多人，他们最终没能带我走，但这次给我的家里人、亲人们造成了很大的精神压力。
邪恶的610肆意敲诈百姓，限制百姓人身自由，随意无故抓人的强盗行为必须受到法律的制裁！
（故事之四）
在没得大法以前我身上有多种病，高血压、心绞痛、类风湿等等，每次吃药一小把，每日吃三次，光药费每年就好几百元，那时我爱人每月的工资不过几十元钱，我在家务农。我的两儿子都在北京上班，是他们在北京先得法，小儿子的肾炎通过学炼法轮功全好了。我在1996年有幸得了大法，后来我那些病也都没有了。我娘家的哥、嫂、妹妹们也都学起了大法。这几年我家的变化，人人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99年7月20日迫害开始了，在此之前几天，我们大法弟子的九本《洪吟》被不法人员拿走了。19号这天我们准备到县公安局要书，但是到了县公安局，没有人理我们，也没有人给我们一个说法。我们看到有许多从其他乡镇来的大法弟子也是来要书的，我们没有办法，没有人管，也没有人问。有人说那咱们去衡水市公安局。
到了衡水公安局，一样没有人管这事。人越来越多，有的人说去石家庄，有的说去北京，我们有十来个大法弟子去北京。那天邪恶就开始迫害了，凡是大法弟子，去那里都不让去。我们先不说去北京，先去了德州，再转车到北京。有几个没有带钱，大法弟子们相互凑一凑，才够每人买一张车票的钱。
到北京后，我们大多数都是第一次来，刚到天安门，就被不法人员们给抓走了，被劫持到一个大客车上。车上的人很多，我们都在客车上呆了一夜。
等到六点的时候，不法人员们把我们拉到保定的一个大院内，已经有很多的大法弟子被非法关押在这里了，那时我们才知道有的地区不法人员已经把大法弟子抓走了。大部份都是河北省各个地区的大法弟子。上午开始没有吃的，凉水还能喝到。到了中午，不法人员也不让喝了。院子里两个出口，一个口拴了一条大狗。就这样，还有三个带着两三个月的小孩的。中午，所有的大法弟子都打着坐，有的弟子拿着《洪吟》念一句，同修们都跟着念。
到了下午2点多，大院里進来了许多兵，都拿着枪把大院围了起来。这样我的心更净了。当时我就想，××党要干什么，这些兵把枪都对准了这些手无寸铁的好人，××党怎么变的这样了，从这时开始对邪党的本质有了认识。
下午四点，各县来了车把人都接走了。当地县公安局的不法人员更邪恶了，连上厕所都不让去。后来我们被劫持拉到乡里，连训带骂的。晚上给我们发了霉的饭吃。这时的邪恶之徒更猖狂了，不分大小统统一样不是打就是骂，还口口声声说不写“保证书”谁也不想从我这里出去，轮到我写“保证书”时，我说我不认识字，邪恶们就写好让我在上面按手印，因为这“保证书”不是我写的我不按。在乡里呆了三天后才让我回家，以后每天都来找我，让我去派出所，我就告诉那些邪恶们，我去不了我不能去了，到了8月3号村里的干部通知说4号党员干部到党校办学习班，当时我就想这个邪党我早就想退了，到了党校还是让写“保证书”，不会写的有人代写，就因为这样我三天才回来。
到了2000年，我去了北京给我小儿子家看孩子，4月份的一天，邪恶到了我家说这就是去北京看孩子的她家吧，我没有在家，邪恶就把我爱人劫持到派出所，我家里没有人，更不知道他去了那里，更没有人送饭，他都是吃同修的饭菜。后来邪恶们勒索每人交三千元“保证金”（保证不去北京上访）才让回家。
到2003年，我们从北京回到家里开始和同修们发真象材料，那时只晚上发。到2004年我们通过学法提高，我们每次去发真象材料时都是白天，去没有其他大法弟子去的地方，我们去了以后，那里的人们都特别好，我们走到他们门口时就发一张真象材料。每次都这么发，反正都是这么走过来的也没多想。有一次，就去了刚发过的地方，就看见有一辆小车跟着我们，当时我就发正念让老师给我加持、让邪恶跟不上我们，就这一念一出，我们过了桥后，邪恶们的车被挡住了。我们安全的把真象材料都送给有缘人。
我自己有的时候想，没有老师的保护，你根本就修炼不了，我悟性差每到事上老师都点悟着我，也有在梦中点悟的，也有借着常人说我的，我要时时处处都以法为师，做一名真正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层次有限，请同修慈悲指正。
（故事之五）
在1997年以前，我的身体就象一块腐木头，家庭也不和睦，整天走投无路，想过很多次不想活的办法，有几个信教的人多次找我，我也听不進去。1997年的一天，我遇见了我村最早的一位同修，跟我说她在炼法轮功，也许是缘份，一下我就听進去了，当天晚上，她就来我家辅导我炼功，她又带我找到了炼功点，还请了一本《转法轮》。一学法，我全明白了，原来那是我的业力呀，于是我就一边学法，一边炼功，我的身体很快恢复健康，什么病也没有了，这时我就开始弘法，来很多学员，就在我家立起了炼功点。
可是1999年7月20日，江××一伙烂鬼黑手们开始公开迫害法轮功，我们就骑车去北京上访，被不法人员拦截回家了，乡政府李文合发动他的打手们非法把我抓去公社，连打带骂，用带钉的木条打手心，左右打嘴巴，直到他们的胳膊无法承受才停下；又强制我头顶墙两只手往后，并罚了300元钱才叫回了家。
第二次我去北京上访，刚到那儿喘口气儿，两名恶警就过来翻我的包，逼迫我骂李老师，我不骂，恶警就把我带到了北京办事处，叫乡政府把我接回，强制跪在砖头上，手举着砖头，恶徒用椅背打脸，打的我鼻青脸肿、口吐鲜血。不法人员用木棒狠狠的打，又强制我们在阳光下曝晒，又威胁家人说拿出5000元钱就放人，也不劳教。可拿钱一个多月也不放人，家人多次找他们才放了我。
可回家不到一个月，恶徒李文合又叫他的打手们来我家，强迫我去李郁庄洗脑班那个黑窝点，我没有服从它们，就闯出了家门，流离失所两年多。在这两年多里，他们也没有叫我的亲朋好友过好日子，半夜闯進我娘家门（就两位70多岁的老人），还到容城县我姨那儿，把我姨夫弄到派出所审问一个多小时。可烂鬼黑手、中共邪灵们再邪恶，也改变不了我修炼的这颗心，我们救度的是所有的众生，我一定紧跟师尊正法，正义终究会战胜邪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