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看守所、拘留所的经历
1999年7月20日,江氏集团开始残酷迫害法轮功。同年8月26日,我走上了进京证实法的路。到北京后,我并不知道具体做什么,只是白天到天安门广场走一圈,晚上回到住处。后来北京清查外地人口,他们问我与六位同修来这里干什么。“我们是来证实大法的。”我们回答说。他们登完记后,把我们非法送到了吉林驻京办事处。在那儿,身份证被扣押,至今未还,而后我被非法遣送回当地拘留。
在拘留所里,所长、管教每日疯狂的向我们吼叫,其面目之邪恶无法言表,使我们每日都笼罩在恐惧之中。在这期间,他们强行地叫我们干重体力活,如:修鱼池、挖土。因为我不服从他们“不让炼功、让练操、背号规”等安排,他们怕我带动别的同修,因此在我被非法关押10天后,将我送到看守所。
到了看守所,感觉阴森森的。因为我“坐板”时炼静功,我被戴一次脚镣,还被上过一次大挂(20多小时),一个管教还打了我2个耳光,我的鼻子也被打出血了。后来,他们允许我与另一同修在坐板时站着,我们站着就炼动功。总之,不论站着还是坐着,我们都会炼功。后来他们也就不管我们了。
在这期间,他们为了监视我们的一举一动,在每屋都设有监控。我们号中的监控不显像,他们就买个新的换上。恶警为了监控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安装时,我与另两名同修一齐想:“就让它不好使,不让它监视我们。”果真,监控不显像。他们又把其他号显像的换到我们号,结果还是不好使。他们后来也就死心了。如今才知道,那是正念的作用。
他们对我的迫害不只这些。一次政保科提审,出门时,一管教无缘无故的满口污言秽语,还做出要踢打我的动作;他们不但非法关押我,还强迫我这个合法公民给他们做400多件号衣。
我在被非法关押50多天后,又被拘留所的人接回了拘留所。他们怕我告诉其他同修不服从做操,背号规等指令,就把我与另一名和我一起从看守所回来的同修关进了小号。
一次因为我盘腿背法,一个小管教故意找茬儿,找来所长、张管教,张管教用笤帚打了我,还用10多斤重的脚镣往我脚上砸,后来又给我上大挂20多小时。我又被非法关押10多天,总计70多天后,回了家。
零下27度下的冻刑
2000年正月,我因炼功被政保科非法拘留,到了拘留所后,看到同修正在背雪。听其他同修说,同修绝食抗议非法关押,已经两、三天没吃饭了。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同情心的恶警们反而让同修干重活儿,简直没有人性。
因为我们全号炼功、背法,所长唆使管教用小白龙疯狂的打我们,打身上就一道紫。一次只因我们全号炼功,8个人被强制穿着内衣内裤,被三个管教和一个司机共4个人轮番打了。暴行持续1个半小时后,他们要我们穿着单衣到室外冻着。冬天4、5点钟室外气温在-27℃,-28℃左右。我和一名同修被冻昏了过去。管教徐某毫无人性的说:“打死不偿命,没事儿,上面还给三个指标呢。”后来看真不行了,才让我们进屋,进屋后又有2名大法弟子昏了过去。等到天亮看一下伤,个个挨打的同修的脚都成了黑紫色,没有一块好地方。上厕所只能半蹲,有一名同修两、三年后腿上还有一个鸡蛋大的肉包。
第二天,我浑身肿胀、酸痛、发紧,于是我与另一名同修炼了第一套功法,来调整身体。结果,四名管教把我们叫到了一个小屋,怕别人看见,挡上了窗帘,用小白龙又打了我们一次。
在黑嘴子劳教所
后来,我被非法劳教一年,在长春黑嘴子劳教所检查身体时,他们看到我们遍体鳞伤,不收。榆树市政保科的人央求着把我们留在了劳教所,我又在劳教所里被非法关押了7个月。
在这7个月里,管教不仅打人,还唆使吸毒、诈骗、卖淫的犯人管着我们,每日她们连吵带骂,有时还伸手打。劳教所还给她们减刑,暗中唆使犯人打人。
而后,一名律师(同修)列出了江泽民所犯的法律条文,我也写了起诉江××的诉状,写完后交到小班长手中。第二天,我告诉同修,让她们都写。后来管教手中的诉状有一打,管教惊异的说:“哎呀,起诉江泽民,起诉江泽民。”这一举动起到了震慑邪恶的作用。
在劳教所里一次因炼功,我与两名同修被叫到管教室,被三名管教用电棍电。我们感到电花都进入了体内,感觉心脏承受不了,过半个多月才缓过来。
一次因同修炼功,被一个吸毒犯人挨个踢,当然也包括我。当时我们还有每天16-17个小时的工作,活儿多时有时近20小时,长期的劳动,休息却极其短暂,这样的生活使我精疲力竭。
就这样,几个月过去之后,他们用伪善,用情来诱导我,他们还放了一些人被所谓“转化”的录像,那时就没有以法为师,就以人做了“榜样”,我被带动了,随和过去了,写了“五书”,但心并没真的随过去。
被迫流离失所
回到家后,半年不与同修做证实法的事,自己在家看书。同修来我家劝我,渐渐的我意识到应该证实大法,恰巧这时来了师父的新经文《建议》,我彻底明白了,看清了劳教所里恶人的伪善与邪恶的本质,于是我溶入了正法洪流中,邪恶对我的迫害,又一次开始了。
2001年年末,一天晚饭后,我正在家中学法,我家来了四个警察,要抢我的书,我没给,他们就在我家中乱翻,后来抢走了师父的法像,其行为与强盗相比没什么两样。
2002年3月7日半夜11点20分,6个警察来我家,说是他们头儿要找我问话。我说:“你找我问什么?我在家睡觉还犯法了?”丈夫急了,说:“你们三更半夜到我家来干什么?这儿翻,那儿翻的,明天我去中检告你们去。”丈夫看他们还没走,便起身穿衣服说:“走,我跟你们去,问什么我都说清得了。”警察一看,丈夫来真的,便说了几句圆场面的话,灰溜溜的走了。从他们走后到天亮,我与丈夫都没睡,外面一有动静就以为他们又回来了,心惊胆战地熬到了天亮。
据说,他们从我家走后,到另一法轮功学员家,强行的绑走了两名同修,勒索了几千元钱后,把法轮功学员放回家。
在这之后的一段日子里,四、五个警察三天两天不分白天黑夜到我家来骚扰,我被迫流离失所。
警察见我总不在家,就到我亲戚家打听我的下落,但从未得逞。他们的骚扰使我家的正常生活得不到保障。一年后,我家搬了,过上了相对安静的生活,听亲戚、邻居说,片警在我家搬走后还找过我,打听我的去处。
写这篇文章,把恶党强加给我的迫害彻底揭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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