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2001年我被非法关押在抚顺教养院期间,大法弟子史金玲由于坚信师父、坚信大法,被恶警吴伟等邪恶之徒,打的满身都是伤,脸肿的都脱像了。先是被关押在普犯男队的一个房间,后又关在女队二楼大会议室,手被铐在暖气管上。有一天晚上恶警孙凤娟值班,被“转化”的人中轮到是我值班。那时候“转化”的人在夜间轮流替恶警在走廊里走。走廊里有监视器,目地是监视大法弟子的举动。夜深了大家都睡了,史金玲要求上厕所,孙凤娟一再强调上厕所就赶快回来,不准惊动别人。到厕所门口,史金玲想回自己所在的“班级”取卫生纸,孙凤娟不允许,让我去拿。并往厕所里拽她,史金玲就挣脱,这时孙凤娟急忙叫我把走廊的灯闭了。我稀里糊涂的照做了。孙凤娟乘机拿出手机打电话,几分钟的功夫上来一个男恶警和孙凤娟把史金玲拖回大会议室。之后,教养院院长黄炜又领着几个男恶警去了会议室。其中一个恶警还拎着一个大录音机,后来我就听见录音机响了,尽管录音机放的声音很大,因为我在走廊的铁门外,离大会议室不远,所以还能听到恶警的打骂声和大法弟子史金玲被打的惨叫声,我心里也挺难受的……
第二天上午,恶警孙凤娟把我叫出去,高兴的给我一包糖,就在这一刹那,我就觉得内心受到极大的羞辱,一种被邪恶利用的感觉油然而生,尽管那时我邪悟了,但内心从未把大法弟子视为异己,可我又对昔日的同修做了什么?事后坚定的大法弟子以绝食方式抗议同修被迫害。恶警害怕了,矢口否认打人事件。因此我便成了唯一的证人。我心里即紧张又矛盾,说恶警打人,意味着我“转化”不彻底,不但不给减期,可能还要受迫害,说没打人,对不起自己的良心,也对不起史金玲,怎么办呢?当双方坐下来,一起向我发问时你看见打人了吗?我不想卷入進去,只想快点离开这个魔窟,就圆滑的回答:“我确实没有看到打人,我在走廊里,他们在会议室。”可是心里却在为自己辩解:我这不算说谎话,你们又没有问我听到打人声。后来没有人再追问下去,可这件事已在我今后的生活中形成了一个阴影,内心不得安宁。
后来当我从新回到大法中来,就更加痛悔自己对师父对大法弟子所言所行。我也曾想把这种事曝光,可怕心特别重。怕恶警怀疑是我,也怕同修瞧不起我左右为难。于是形成了一个大执著。正如师父在《走出死关》中说:“其实,失去这万古机缘与来世上的真正目地,比没脸见人的执著更可怕。修炼就是修炼,修炼就是去掉执著、去掉人不好的行为与各种怕心,包括怕这怕那的人心。本来就是因为执著与怕心走错了路,走回来又被怕心牵制着、挡着走回来的路。”“怕心会使人干错事,怕心也会使人失掉机缘,怕心是人走向神的死关。本来就因此而干了大错事,想改正又怕被别人知道。”
前几天,一位曾和我一起被非法关押劳教所的同修,无意中向我追问史金玲被迫害的经过时,突然间我意识到是慈悲的师父借同修的口在点悟自己,主让我赶快放下埋藏在心里的执著。“修炼是严肃的,这样怕下去,什么时候能不再被怕心牵制?特别是一直掩盖着这一切而又在学员中表现突出的,如果不放下这执著、放下这犯罪行为、这怕心,大法弟子的事干的再多都是在为了掩盖。如果放下这压在心里的罪恶,走回来,干的一切都是干干净净的、大法弟子修炼中的事。”(《走出死关》此时此刻我才认真的反思:当年史金玲借回班里取卫生纸之机,是想让大家看到自己被迫害的惨状,揭露邪恶的谎言,是反迫害的一种方式,(因为抚顺教养院对外声称温暖般的感化教育)而邪恶的卑鄙手段是怕曝光的,所以邪恶之徒孙凤娟就拼命的往厕所里拽她,还让我把灯关掉,是怕其他的学员看到脱了像的史金玲,而那些坚定的大法弟子不仅以绝食的方式反迫害,也是为了救同修,可惜我当时并不明白,怕心促成我成了邪恶的帮凶,一失足成千古恨!
然而伟大的慈悲的师尊,并没有遗弃犯了大错的我,一再给我机会,并在《走出死关》中指明了方向:“作为师父我从不记你们在修炼中做的错事,只记你们做的好事与成就;作为大法弟子们来讲,也都是在修炼与无比邪恶的迫害中走过来的,深知修炼的艰辛,不会不理解走错路的学员,所以我再一次告诉你们:所有在这方面做错了的学员,从现在开始最好公开表示放下这污浊的包袱,走回到大法中来。只有公开做错的一切,才能摆脱特务的纠缠与要挟;只有公开,才能去掉执著与怕心。”
当我从法理上明白后,挥泪写完了这篇稿子。我想借明慧一角,提醒同修曾象我一样走弯路的昔日同修,赶快放下执著,揭露邪恶,归正自己,坦坦荡荡的做一名合格的大法弟子,回报师尊的慈悲苦度!也借此机会向曾经被我伤害过的大法弟子表示深深的歉意,让我们携手,共同做好师尊要求的三件事,整体升华。
有不对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合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