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恶的广州市第一劳教所
（一）
我一直被关押在广州市第一劳教所二大队，当时，二大队是专门用于迫害大法弟子的所谓专管大队，教导员姓李，大队长姓周。那天中午，我被带到二大队之后，大队长就唆使几个值班的在押劳教人员把我带到一间小房间。等大队长一走，这几个劳教人员便马上关上门窗，开始对我施暴。他们最初强迫我长时间的下蹲，后来，几个一起，变着花样对我进行折磨：他们先捂住我的口，不让我出声；然后有的把我的四个手指用力向后扳，疼的我只能尽力往起踮；有的把我的另一只手臂反到背后用力向上抬；或者把我的手腕使劲向内弯，同时踩着我的脚……他们把我折磨了一个多小时才停手。他们害怕罪恶败露，怕留下什么痕迹，就尽采用一些阴毒的手段。后来，他们自己说，大法弟子一来，他们都要使“下马威”，给点颜色看看，要使大法弟子心里害怕。
（二）
广州市第一劳教所普遍采用所谓的“夹控”手段迫害法轮大法弟子。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之后，广州市第一劳教所积极跟随中共邪党镇压法轮大法，十分卖力，他们挖空心思，想出了一套“夹控”手段。
他们把每个法轮大法弟子长期单独关在一个小的房间，他们把这个房间叫“夹控室”，有时又美其名曰“谈话室”，不给接触外人，更不许与其他的法轮大法弟子见面，也不让外人靠近；每个房间安排三——四个在押的一般劳教人员日夜轮流监视，这些劳教人员就叫“夹控”。“夹控”大都是劳教所的常客，为了讨好劳教所警察，又为了争取减刑，他们对那些警察很会察言观色，而对法轮大法弟子，则心狠手毒。
在“夹控室”，他们强迫我坐在一个很矮的塑料凳子上，左、右各安排一个“夹控”坐在两边，监视、限制我的一举一动，不给走动，也不给站立，甚至不给伸手拿东西或伸腿，就这样整天坐在那。
如果要上公共厕所，其中一个“夹控”要先出去查看有没有另外的大法弟子在厕所，他们要防止我与其他的法轮大法弟子在路上碰面，或在厕所见面，因此，有时上厕所要等很久；上厕所时，两个“夹控”也跟去，不离左右。
两个“夹控”还要把我的一切做记录，包括什么时间喝水，什么时间上厕所，说了一些什么话，晚上睡觉的情况等等，都要记下后交上去。没事时，两个“夹控”就相互吹嘘自己男盗女娼的“光荣史”，不堪入耳。
整天在小凳子上坐着，时间一长，很难受，很不舒服；又由于没什么活动，没几天，我两腿浮肿，而且越来越厉害，脚的颜色都变成了紫色，屁股也坐烂了。
然而，这些他们还嫌不够，为了增加我的痛苦，他们有时有意给我坐一个破凳子，一坐上就陷下去，坐的更难受；而有时，要上厕所时，他们就推说厕所有人，则要等很长时间。
对于不转化的法轮大法弟子，他们就这样长期“夹控”。
时间一长，一些“夹控”对我说，“夹控室”是劳教所的牢中之牢，监狱中的监狱，对普通的劳教人员，很少采用这种手段，即使用，也不会这么长时间。
我曾指问那些警察，为什么要这样折磨大法弟子，他们得意洋洋的说，这样做是为了保证你们的安全，我们又没打你，专门派人伺候你，还不好吗？
（三）
广州市第一劳教所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决非仅仅坐“夹控室”这么简单，他们绞尽脑汁，想尽一切办法来折磨、摧残大法弟子，有些恶警，甚至心理变态成虐待狂。
作为大法弟子，我清楚：我没有违法犯罪，我根本不应该关在黑暗的劳教所，因此，我处处不配合他们的要求。最初，他们强制我抄所谓的“所规队纪”，我拒绝；又强制我看一些攻击“法轮大法”创始人和“法轮大法”的资料，我又拒绝；强制我写所谓的“感想”我也拒绝。
一天晚上，很晚了，监视我的“夹控”仍不让我睡觉，而是找一些借口来刁难我。他们用粉笔在地上划一个圈，然后强迫我站在圈的中间，不让出来，不让睡觉，以此强迫我写“感想”。后来，一个贼眉鼠眼的“夹控”走过来，先是极尽所能的威胁、恐吓我；见我不动心，他又对我说了一大堆污言秽语；见我仍不为所动，他竟然威胁当晚要鸡奸我，并开始做一些猥琐的动作，我厉声喝住了他。
第二天，我绝食抗议他们对我的无法无天的迫害，第三天中午，他们把我拉出去灌食，灌食时，他们用两副手铐，把我的双手成一字形铐在一条长凳上，他们有意把手铐拉的很紧，手铐都陷入肉内，疼的我整个身体都发抖。
灌食的当天傍晚，几个“夹控”骗我到医务所检查身体，却把我带到了一间阴暗、潮湿的禁闭室，一到那里，几个“夹控”一下子把我扑倒，然后，五——六个“夹控”一齐上来，对我进行捆绑。
这种捆绑是一种酷刑。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之后，广州市第一劳教所广泛采用这种酷刑来摧残大法弟子，甚至，他们把这种酷刑当作“经验”，介绍到许多其他的劳教所和洗脑班，来折磨大法弟子。
他们先用布条把我的两个手臂一圈一圈的缠住，然后反到背后，两个“夹控”在两边同时使劲全力拉，把两手臂靠拢，再打结；两腿也是这样先一圈一圈的缠住，再双盘上，也是两边同时使劲全力拉，拉紧后打结；最后，还要把脖子用布条套住，拉到贴紧双腿。这样，我整个人就被捆成了一团。这帮邪恶之徒幸灾乐祸的称谓“扎粽”。
我被他们捆的不能动弹，连呼吸都困难，两个手臂则火辣辣的痛。但是，他们还嫌不够，怕我痛的失去知觉，他们就每隔十几分钟给我松一次，让我恢复知觉后再捆绑，以此增加我的痛苦；到后来，他们又嫌不够，更加穷凶极恶，把我捆绑完之后再吊起来，吊起之后，还要用手用力的向下按几下……
在这个过程中，每次松开之后，他们就拿来许多“法轮大法”创始人的照片，极其下流的塞到我的阴部等地方，从精神上对我进行折磨。
就这样，我被他们捆绑之后松开，松开之后再捆绑，后来又吊起来，不久，我就被折磨的神志不清了，也记不清被他们捆了多少次，吊了多少次。但刚开始时，我能发现，他们捆绑我时，动作熟练，可以看出，他们不知这样摧残了多少大法弟子！而看他们的表情，那不是麻木，而是十分的欣喜，十足的魔性，十足的丧心病狂。
（四）
遭受了这次捆绑的酷刑后，我的身体受到极大的摧残，我的两个手臂全部被勒伤，而且伤的很深，连背部也被勒伤；双手完全失去了活动能力，不能抬起，就这样耷拉着；生活不能自理，穿衣、洗脸、刷牙、吃饭、上厕所解裤带、脱衣服等生活起居，都要依赖别人；躺着时，身体不时火辣辣的痛，可是，自己却翻不了身。
为了防止感染，劳教所安排“夹控”带我到医务所打点滴，有时，狱医扎不到血管，他们就吩咐那些打针吸毒的“夹控”给我扎血管。
一个多月后，我的手臂才开始能活动一点，但手腕仍不能向上抬起，还是一直耷拉着，但表面上找不出问题，这样持续了很长时间。
一天，一个姓毕的副大队长带我到外面的医院检查，说是要确诊。医生给我拍了片，可同时也对我进行了抽血检查，当时，我一直纳闷：为什么要抽血检查？直到后来，中共邪党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盗卖的真相曝光后，我才揣测到这是为什么。
那时，我曾想：这帮毫无人性的邪恶之徒，把好端端的我一下子摧残成这样，他们应该不敢再对其他的大法弟子这样了吧。但是，我把他们估计的太好了，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发现，在我之后，另一名大法弟子也遭受了同样的酷刑，被折磨的不能走动，看来是腿伤了；而后来，我的双手还没完全恢复时，恶警们又几次寻找借口，企图再次对我实施同样的捆绑酷刑，但最终没得逞。
（五）
除了捆绑的酷刑之外，他们还挖空心思的采用了其他的手段对我进行迫害：
他们曾把“法轮大法”创始人的照片贴在那只小的凳子上，然后，强制我坐在上面，我不从，他们就四——五个“夹控”一齐对我进行围攻，他们手、脚、膝盖、肘、腿并用，直到把我打的站立不起来；
有一次，几个“夹控”对我进行暴力比赛。他们强制我站着，轮番从背后对我进行攻击，看谁的手段狠，能一下子把我打倒，其中一个“夹控”用膝猛击我腰部，当场我痛的倒在地上直打滚；
还有一次，“夹控”从恶警哪儿拿来胶钳，用双手使劲的钳压我的手指头，一个指头一个指头的夹，夹了一个多小时；
又一次，“夹控”把长方体的打火机扁着插进我的两手指之间，然后把我的手指头捏紧，再转动撑起来；
到后来，他们不给我睡觉，晚上强制我站到凌晨近三点，而躺下后不久，他们又几次找借口把我弄醒，但白天一大早就强迫我出去干活。
从劳教所出来后，我才知道，我给家人写的信，家人没收到；而家人曾给我写过几封信，我也一封都没收到。
（六）
广州市第一劳教所残暴的迫害大法弟子，但是，劳教所恶警很少自己动手，甚至也很少当面骂大法弟子。有几次，在我遭受“夹控”摧残之后，有警察还装模作样的表示关心，而且表示要对发生的事进行“调查”，云云。但是，这只是他们低劣的骗人谎言，也是他们企图推脱罪恶的借口，也暴露出他们不仅残暴，而且狡猾的本性。
许多“夹控”，是劳教所的常客，深知劳教所的底细，他们说，在中国的劳教所，再凶恶的一般在押人员，对警察也是胆战心惊的。所以，没有恶警的唆使、怂恿、纵容，“夹控”是不敢随便对大法弟子动手的。
广州市第一劳教所不仅暗中指使“夹控”对大法弟子行恶，而且，对表现积极的“夹控”，许以减刑的“好处”，因此，很多本来就毫无道德的“夹控”，被恶警利用来对大法弟子行恶时，表现的无所顾忌，极为凶残。他们是真正的警匪一家，狼狈为奸。
我记得：在遭受捆绑酷刑之前，他们曾安排狱医给我做体检。当时，一位姓何的副大队长在场，那时，他一副兴高采烈的样子，他为我即将遭受的酷刑而狞笑着；但是，在对我动刑时，他没出现；酷刑过后，他走过来，竟摆出一副胜利者的姿态。
在我离开劳教所之前，那个姓周的大队长几次要我做一个书面说明，说明我在被劳教期间，警察没打过我，没骂过我，并要我口头保证，保证以后不将在劳教所发生的事传出去，等等，否则，就继续劳教。看来，他们是既狡猾，又胆怯心虚。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之后，广州市第一劳教所和全国许许多多的劳教所一样，助恶为虐，跟随中共邪党，泯灭良知，丧心病狂似的迫害大法弟子，已是罪恶滔天，也从一个侧面暴露了中共邪党的邪恶本性。中共邪党集邪恶之大全，罪大恶极，令神人共愤，天理不容，现在，天灭中共邪党，已指日可待；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到时，广州市第一劳教所也必将得到他们应有的惩罚，偿还他们所干的一切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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