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随师父十年风雨不停步
九九年“七·二零”后，中共邪党疯狂镇压法轮功。我心里痛苦极了，感觉若没有大法活着也没趣了。進京护法、出入看守所、洗脑班，我走到哪里就向所接触的人讲述大法的真相，历经十年风雨，我在大法中思想境界不断的提高，修炼的越来越成熟了。迫害刚开始时，我也走过弯路（二零零一年我出看守所时，向公安局用文字游戏绕着弯写过“保证”，后来对国安大队负责人当面声明作废。）。大慈大悲的师父原谅了真修弟子，并在我身上或身边经常显现神迹鼓励着我，使我闯过了万难千险，一步步的奔向成功。下面我向师父和同修们汇报一下自己的修炼经历。
一、進京护法
中共邪党镇压法轮功后，我抓紧时间学法并四处连系功友，准备進京护法。二零零零年夏天，我约四位同修一起進京，路上又遇到二十多名功友，我们包车直达北京。下车后我们到天安门前举起横幅，高呼“法轮大法好！”。当警车冲过来时，我们举着横幅高喊着没有移动一步。恶警跑过来拳打脚踢夺走了横幅，把我们推上警车送到公安局大院。院内已抓来几百名男女同修，他们排着队站着，集体背着大法经文，我也随着背起来。从几百名同修表现的神情自如的状态和背法的熟练成度，我看到了自己修炼的差距。我们几百名大法弟子背法的声音犹如雷霆震撼着京城，销毁着另外空间的邪恶。
天黑后我被送進看守所。夜间提审时，我背着“生无所求 死不惜留 荡尽妄念 佛不难修”（《洪吟》〈无存〉）。心里没有一点畏惧感。一名大个头警官问我家庭住址和姓名，我不告诉他。他抡起大巴掌一连搧我几个耳光，我感觉就象三、四岁孩子的巴掌打的，脸上虽然火辣辣的却不怎么疼。恶警却坐在椅子上脸色发白，喘着粗气，痛苦极了。我当时还以为他是打我累的呢，后来学了新经文才明白，是师父把我的痛苦转移到他身上去了。
入看守所时，我藏在裤脚边的一张一百元蓝色人民币，被号室里的犯人搜去了。当天他们就用这一百元钱买烟吸花掉了。三天后恶警把我朝省大楼转移，我到看守所门卫室取自己的皮鞋时，打开装鞋的方便袋一看，我的蓝色一百元钱在鞋上摆放着呢！我仔细的看看还是犯人搜去的那张钱。顿时我泪水盈眶。一百元钱没丢是小事，师父在弟子最艰难时显现神迹给予我极大的鼓励，使我永远铭记在心。
二、在看守所里证实法，讲清真相
县公安人员把我们几名大法弟子从北京押回县城，关進了看守所。進看守所的第二天我就开始消病业，头疼、发烧、不能吃饭。每天分的手工活干不完就被罚钱，我“病”的几乎站立不稳，夜间发烧烧的直哼哼，白天还被逼干活。本号室的犯人怕我出事都劝我买药吃，我说：“俺是消病业不用吃药，再过几天就会好的。”犯人们有的嘲笑我，有的侮骂我。我一边坚持干活，一边向他们讲大法的真相，可他们根本不听。又过了七、八天我的身体真的好了，犯人们却怀疑我偷着吃药了。我说：“大法修炼特别神奇，消病业根本不用吃药。”他们依然不信。此时我的两个眼角突然看到两边都有法轮在旋转，离眼睛一尺多远。我把眼角贴水泥墙上看，仍然看到法轮在旋转，离眼角还是一尺多远。我突然明白了：师父打开了我的天目，眼角看到了另外空间。
这天有个犯人吐痰带血，大家都判断他是肺结核，谁也不敢挨着他睡觉了。我说：“大法修炼者不被传染，让我挨着他睡吧！”这个犯人没有茶杯，我打杯开水先让他喝。他感动的说：“老哥，我确实是肺结核，不能和你用一个茶杯。”我把茶杯塞到他手里说：“你是肺结核也传染不了我！大法弟子的做法是处处对别人好，所以我端起茶杯先让你喝！”他很感动，能真心的听我讲真相了。他内心的变化带动了身体的变化，几天后他吐痰不带血了，又过几天他也不吐痰了。这下子可把全号室的人震惊了，号头说：“法轮功不吃药病好了，肺结核没钱吃药，听法轮功说说话病也好了，法轮功太神了！”从此以后，他们都对我特别亲热和尊重，一到天黑看电视的时候，他们都抢着靠近我坐，询问法轮功的情况。
后来我换过几个号室，到每个号室我都对他们讲真相。当看守所管教找到我谈话时，我就理智的对他讲真相。所以在县看守所里，在没看到师父新经文的情况下，我也曾救度了一些犯人和个别的警察。
三、在洗脑班正念解体邪恶
二零零二年夏天，我被绑架到市洗脑班的当天晚上，同到的只有另一名男功友，我们一人住一个房间。警察值班室住着三、四个警察，有个中年女警官到我房间和我叙老乡关系，想转化我立功。俺俩交谈了一会儿，她的心灵被我讲的大法神迹震撼了。我越讲越来劲，她认真的听了一个多小时都入迷了。有个警察喊她，她回答说：“我正做老乡的思想工作呢！”第二天她又到我房间送手机让我往家里打电话。后来我妻子到洗脑班来看我（暗中送大法资料）恶警不让進，经这位女警官说情才让進。第二年非典来临时，女警官把自己的父母接到家中也炼起了法轮功。
有一次县“六一零”头子来市洗脑班里看我，我发现他和我对话时躲避我的目光，我悟到大法弟子的眼光有功能。在市“六一零”头子给洗脑班做报告前，我把运用功能清除邪恶的想法告诉了功友们。开会时同修们都眼睛不眨的盯着“六一零”头子发正念，把凶恶的“六一零”头子治的非常狼狈。他不敢看台下几十双明亮的眼睛。他的目光时而落在稿子上，时而左右躲闪。他沮丧的说：“你们不要咒我，你们咒不死我。”他无精打采的坐在讲台上，象在审判台上一样难受。从此，他再也不敢来做什么邪恶的报告了。
邪恶使出多种转化学员的招术，我们也想出多种对付邪恶的办法。“六一零”找来学员的亲属，哭求着劝学员转化，或打骂着逼学员转化，我和两位女同修配合着，专找来洗脑班的亲属讲真相。有一位同修的父母用哭求、打骂的手段转化不了儿子，对我们讲的真相也听不進去。下次来时，他们把儿子的姨姥搬来了（姨姥是退休的村支书），我们就向这位老支书耐心的讲真相，她明白真相后高兴的说：“法轮功能把人改变的这么好，我回家也劝俺媳妇修炼真、善、忍大法，她要变好了，就不会经常和我吵架了。”
洗脑班里有位“六一零”人员要和我学拳术，我不想教他。有位同修劝我说：“教吧，与他接触就能影响他。”我教他拳术时乘机向他讲真相，他帮我寄出几封发给朋友的真相信，并在我焦急时允许我在警察值班室打了一次重要的电话。他为大法弟子做事，也是为他今后得救奠定基础。
市辅导站站长被邪党转化后，带着几名已转化的法轮功学员住進了这期洗脑班，扬言要转化我们。天黑后他们都在房间里看电视，我和几名同修装着去他们的房间看电视。大家在心里发正念，由我向老站长“進攻”。我坐在老站长的床上热情的对他说：“老站长，我以前听同修介绍过您的情况，虽然没机会与您见面，但我心里很敬佩您，几年来您在全市东奔西忙的洪法，引导了许多有缘人走上了修炼的道路，您的功德是很大的！我是您发展的大法学员发展的，我修大法后三种疾病全好了，既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也感激你这位为洪法做过重大贡献的老站长。现在中共邪党迫害法轮功，你应该带领我们走正师父安排的路！可您现在……。”我激动的讲了半个多小时，老站长没说一句话，只是静静的看着我。第二天老站长要求离开洗脑班。后来听功友说，老站长劳教回来后修炼又精進了。
这期洗脑班持续了八个多月的时间，开始时警察按照洗脑班的“规章制度”管理的特别严。大法弟子正念正行，整体配合的好，坚持整点发正念，白天背法晚上炼功，把环境正过来了。值班的警察睁只眼闭只眼混日子。我们同修之间经常交流修炼体会，有时接到新经文我们就在夜间集中到一个或两个房间里集体学法，那段时间里我真感觉到自己的思想境界提高的特别快。
洗脑班在最后的强制转化时，才转化了几个人。洗脑班解体后，我们不放弃信仰的学员大部份被送進了看守所。后来在师父的呵护下，我以病业方式正念闯出了看守所。闯过市洗脑班的魔炼，我正念更强了，联系的功友更多了，为我以后在家做好大法资料的中转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四、正家乡的环境，利用一切机会讲真相救人
我每次从看守所回来后，带上全家人，穿上新衣服，昂首挺胸的逛街。让熟人看看我们全家人的精神面貌，用事实证明正义是压不倒的。我无论在村口、路上、街上、田间一遇到有缘人就向他们讲真相、发光碟。利用走亲戚串朋友，到家去讲真相；利用赴喜宴、丧宴面对众人讲真相；有时帮邻居办事创造机会讲真相；农闲时骑自行车沿乡村公路寻找有缘人讲真相。对于迫害过我的乡村干部，我对他们特别热情，有机会就讲真相。在路上遇到熟人不管老的、少的我都跳下自行车笑着打招呼，为讲真相寻找机会或奠定基础。来我家收粮、收棉、收废品的，在讲真相前议价上，首先让他们便宜。几年来到我家送资料的、取资料的新老同修不断，邻居们心里都明白，不打听也不议论。每当上级了解我的情况时，邻居和村干部都为我说好话。
赴宴时我早出晚归，抓住机会多救人。入席时我尽量跟老人坐一块儿（老人道德观念强，容易接受真相），我对着老人讲真相，实际上讲给全桌人听。对于听的高兴的，我就及时发护身符、发光碟。回访看光碟效果时再讲三退，若遇到悟性好的人当场就劝三退。我有时只顾讲的高兴，散席了还没吃饱呢。
去年我去外乡镇的表姐家赴喜宴，入场后我一会儿退掉了两个团员。入席时，表姐夫把我安排到堂屋的重点席上。我進门一看，宴席一周坐的都是干部，我想退出，但又一想这次机缘不能错过，也许他们今天就是为听真相而来的。我一入席身边的一位中年人递过烟来，我对他说：“俺是炼法轮功的不吸烟，谢谢！”他对我说：“别提法轮功，这席上坐的都是村干部。我的一位亲戚因炼法轮功现在还坐牢呢！”这时一位青年村干部站起身来为我斟酒，我站起来笑着说：“我是炼法轮功的不喝酒。”一听法轮功，全桌人停止了叙话，目光一下子集中到我身上。我站着笑盈盈的说：“看我可象杀人的？电视上对法轮功的宣传全是虚假的！”我坐下来继续说：“法轮功是教人向善的、是信神的，真心修炼百病皆除，我三种疾病炼好了，十年没吃药了。”青年村干部是想在众人面前显示能力，指着我说：“你是没坐牢不知道害怕，要是坐过牢绝对不敢说你是炼法轮功的！”众人的目光审视着我。我乐哈哈的回答：“坐四次。”众人瞪大了眼睛。青年村干部立即说住我，站起身手指着我说：“那你的孩子就别想当兵或上大学了！”我说：“对于当兵我已经当过瘾了，至于上学嘛，俺两个孩子都是本科毕业，现在都干着理想的工作。人安排挡不住神的安排！”听我这么一说，他们互相递一下眼神，有的笑了，有的直点头，再看我时眼光都变了。我继续说：“大法已经洪传了一百一十四个国家，台湾岛就有几十万人学炼，有些国家的上层人物都在学呢……”他们喝着酒，听着我讲真相，有的互相小声议论着：“他是真正得到好处了，所以这么下劲。”散席时，我观察他们虽然没有一人达到三退的状态，但是都已经明白真相了，为今后同修们给他们做三退打下了基础。
五、难忍能忍，修去争斗好胜心
共产邪党讲斗争的那一套把我毒害的很深。我少年习武就争强好胜，又经过文化大革命战天斗地的造反，争斗心、好胜心特别强。我上小学、初中时跟班干部斗；上高中时跟物理、英语老师顶；当兵时跟领导吵过；干工作时与上级不顺，所以接触我的人都知道我得理不饶人。学法后我把争斗心、好胜心当作“死关”对待，在忍字上花了大力气修。在特殊环境里我被恶警打骂、犯人折磨时能够忍的住，心里也不气他们。可是在社会上遇到难堪事时，争斗心、好胜心又容易泛起。师父说：“可是往往矛盾来的时候，不刺激到人的心灵，不算数，不好使，得不到提高。”（《转法轮》）近几年里，刺激我心灵的事发生了几次，把我的争斗心、好胜心魔炼的越来越弱了。
二零零四年麦收前，我从看守所闯出来刚几个月，家庭经济非常困难。开支全靠向朋友借，家里没有零花钱。有一天下午，我打扫了房间去大门外倒垃圾，看见门外的大路边上站着一个十四、五岁的女学生。她冲我伸出手命令似的说：“给一块钱！”我莫名其妙的看着她。她不耐烦的说：“又不是我要钱，给那个讨饭人要的！”说着她朝西边指指。我一看西边桥上坐着一个讨饭人，讨饭人身旁还站着两个和她同龄的女学生。心想：我身无分文怎么向她们解释呢，她们相信我没有一元钱吗？三个女孩子见我不掏钱，立刻用鄙视的眼光盯着我。此时，我心里比挨打挨骂还难受，共产邪党害的我下了岗，腰无分文，这些小孩子哪壶不开提哪壶！我的无名火往上冒，忘了自己是个修炼的人。心想，她一张口抢当了好人，可我从来不愿做被动者，就冲她没好气的说：“要钱，叫他来要，与你们无关！”现在的青少年被党文化教育的看不起老人，更容不得不顺心的人。她们和我吵起来：“你不给钱还怪什么？”真是“人在家中坐，祸从空中掉”，她们反说我不是！自己的争斗心、好胜心一下子全冒出来了。“你们竟找上门来欺负我！”我手指着她们吵起来。三个女孩被我吵走后才突然意识到，自己吵架了，消失几年的毛病又犯了。我想这三个女孩今后若知道了我是炼法轮功的，还怎么能接受真相被救度呢？唉，铸成大错！我气的朝自己脸上狠甩了两巴掌，真想立即去找她们道歉，可是又不知道姓名和住址。若是自己当时守住心性，先赞扬一下她们做好事的举措，再解释自己临时没有钱，愿意给食物或其它东西。若使她们高兴了，说不定还有讲真相做三退的机会呢！最起码不会闹僵。唉，都是争斗心、好胜心惹的事！我越想越后悔，为这件事心里难受了两天。通过认真学法，反复向内找，多次清理自己的争斗心和好胜心，心性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决心以后过好这样的关。
又过半年，后庄的邻居娶媳妇请我去记喜帐。我去的很早，坐在帐桌边和客人们讲真相。接近十二点时，受礼的鞭炮放响了，送礼金的客人一下子把记账桌围的严严的。这时身边的唢呐吹的特别响，客人报的姓名听不清，我只好多问一遍，核对准确后再记。可是后边的客人又嫌太慢，不断的催促着，把我弄的挺慌乱。这时有个老汉嗓门低，我听他报姓名后又追问是不是“霍振东”他说是“霍振东”，我却听成了“郭振东”，就在礼单上端正的记上了“郭振东”。他一看火了大嚷着：“你把我姓写错了！”我连声：“对不起，唢呐太响听不清。”并且认真的去改这个“郭”字。可他竟指着我大吵：“你不会写就别写！”他这当众一句话真比打我两个耳光还难受。这几年本庄和邻庄的红、白事都请我当“记账先生”，可今天竟被他贬为不会写字的人，我心里反复念着“忍”字，我忍住了，脸上仍然挂着笑，可心里真不是滋味。喜账记完后，我仍在桌边坐着等候客人。霍振东就坐在离我不远的宴席上，他瞪着眼睛不时的盯盯我，我心里又翻腾起来，真想过去训他一顿。可我头脑清醒：自己是修炼人，不能和常人一般见识！这次我虽然忍住了，可心里忍的不舒服。过了几天，我在自行车店刚修好车子，霍振东推着自行车進了门，我立即推起自行车从另一个门离开了。在路上我问自己：“你的争斗心、好胜心去干净了吗？见他为啥躲避呢？你的心性达到高标准了吗？”对照大法我找到了自己的差距。半月后，我路过霍老庄时，看见霍振东在路边站着，我急忙跳下自行车笑着跟他打招呼，他虽然只冷冷的应了一声，可我心里猛一轻松，象似甩掉了一个大包袱。
在今年正月十四和邻居发生的事情中，我才真正忍到了自己满意的成度。我们同住在大路边上的三家邻居，出路留在他们两家中间。由于房后架的电线低，收割机進不了屋后的麦田。我妻子找那两家邻居商议：“为了咱三家收割方便，俺家献出个水泥杆子，大家一起帮着埋杆架线。”他们两家很乐意。我家东边门挨门的邻居小张今年二十七岁，有五岁的男孩，她丈夫常年在外打工，婆婆早年去世，她和公爹私通已有多年了，本庄的人都知道。我们修炼人不问常人的事，对邻居该讲真相讲真相，能帮忙时就帮忙。前几天小张突然对我妻子说：“我想再生个女孩，B超查的正是个女孩，可俺爸非逼我流产不可！”我妻子说：“你打电话和丈夫商量，俺不便插话！”埋水泥杆时小张的公爹没在家，他回来后大骂邻居把水泥杆埋在他家地上了，又骂媳妇抢当了他的家。我和妻子挨着骂忍着没吭声，他骂着推倒了水泥杆，推倒后还骂。我对妻子说：“现在我到东院去解释解释。”妻子不同意：“别理他！这么多年来咱们给他家帮了很多忙，他今天却用骂声来回报，变异到何种程度？”我说：“别跟常人一般见识！他这样闹是吓他媳妇去流产。咱不管他啥目地，不让埋水泥杆咱不埋，進不去收割机咱另想办法，我现在若不去解释，他会怀疑咱挨骂了心里恨他，这对我们做大法资料工作不利！”当晚我去他家既解释又道歉，第二天他媳妇也去医院流了产，从此我们邻居间又恢复了往日的气氛。这次过关我没感觉到难，心态摆正轻松自然。争斗心、好胜心没有了立足之处，我以身证实法，让骂人者内心佩服，过关后我才真正体会到师父度弟子的良苦用心。
六、做好大法资料的中转工作
中共邪党迫害法轮功后，我经常骑自行车到几十里外的市内去取大法资料，回来后用笔抄写送给认识的同修。后来我从市郊得到大法资料和光碟后，由一个地方的功友复印资料，由另一个地方的功友做光碟，我再取回来送出去。忙不过来时就打电话让功友送或来取。我中转的资料供六个乡镇的功友用，远路的有六十多里路程。五年来我家就是一个大法资料的中转站。二零零一年至二零零二年，我家被非法搜查过两次，那时我的大法资料多数在朋友家放着，家里只藏着常读的二、三本书，在师父的保护下我藏的大法书没有受过损失。这几年联系的同修多了，我们做的光碟数量又大，取发需要几天的过程，所以藏好大法资料是我最慎重的事。我把各镇需要的资料、光碟分好、包好。在附近的新学员家放一部份；在邻居家的柴草垛里放一部份；在自家柴草垛里放的少备急用；在屋里藏的自己用；并根据发放的情况调整着。家庭的事与个人的事再急，也得在我安排好大法资料后再去做。我骑着自行车在取资料和送资料的路上，遇到有缘人我就讲真相发光碟，既保障了大法资料的及时传递，还在路上救度了一些有缘人。
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听我讲真相的约有两千多人，做三退的约有三百多人（听真相的农村老人多数没有文化，没加入过邪党组织）有近百人看过我传的《转法轮》或《广州讲法》光碟，其中有三十多人走上了修炼的道路，有十多人比较精進。我们当地的老学员得法晚，走过来的很少，所以新学员讲真相救人是我们这个地方的主要力量。
风雨十年，在师父的精心呵护下我闯过了无数的难关，在大法中修去了名、利、情、色欲等一颗颗顽固的人心。越修越觉的大法神圣、越修越觉的师父伟大！十一年来大法哺育着我、更新着我，我千言万语也诉不尽师父的救度之恩。在这最后的修炼时光里，我要更好的做好三件事，救度更多的世人，让师父高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