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轮功学员夏宁在马三家所遭迫害
——在吊铐毒打中度过两年
以下是夏宁自诉被绑架和在马三家劳教所遭受酷刑摧残的经过。
两次遭绑架
二零零八年三月十一日晚，我在向世人讲真相时，在东街被不明真相的城东小学生举报。城东派出所警察将我和另一名法轮功学员绑架到派出所，当晚送到兴城看守所。我绝食抗议对我的绑架与关押迫害。
在看守所几天后，城东警察开警车将我送至810医院强制插管灌食。我一直未报姓名和住址。
但在办事处，居委会的人认出了我，知道了我的姓名住址，城东派出所警察将我从看守所用警车拉到城东派出所门前站一会，又将我拉到我住的楼。城东派出所所长、指导员、警察、“六一零”（中共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机构，凌驾于公检法之上）宋长江、居委翟书记，非法撬门抄家。下车后我高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法轮功学员没有罪！”并告诉警察：生命是你的选择，历史到了最后一刻，珍惜法轮大法就是珍惜生命，善待法轮功学员有福报，善恶有报是天理。
他们等着开锁人来，我一直在喊，他们打开门后就进屋非法抄家，将大法书等拿走，又把我拉回看守所。没过几天，城东派出所警察把我们送到马三家劳教所，经马三家医院检查身体，没收我，把我送回家，另一名法轮功学员则被非法劳教。
二零零八年五月十三日早晨，我正在家，两名警察跟孩子的爸爸进屋，叫我跟他们走，我拒绝。一个警察拿起法轮功师父的像摔碎玻璃，摔坏镜框，强行把我拖到楼下，我高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法轮功学员没有罪！”到城东派出所后强制抽血化验，拍照等。带我出门口上警车，途中我问警察带我去哪，他们说劳教一年。
到马三家劳教所后，恶警张卓慧带我到三大队办公室，大队长张军看了兴城带的资料后说我的劳教期为两年，并说了一些污辱我的很多难听的话。接着他们带我到仓库扒光衣服搜身，将我的左手铐在床上。已经是晚上了，我吃了几口凉饭与咸菜，第二天早上我也吃了几口凉饭与咸菜，心想跟警察讲真相。
开口器撬嘴
早晨上班后，张军、张卓慧进屋恶狠狠地将手铐打开，撸我头发，打我嘴巴，拖我到另一个床上（灌食床），双手铐在床梁上，狠狠打我，还用灌食用的金属开口器想撬开我的嘴。我紧闭着嘴，张嘴就喊“法轮大法好！”到中午了，张军走了，张卓慧还想拿铁器来撬开我的嘴，没撬开，也走了。她们俩狠狠地打了我半天，头发撸掉了很多，我的脸也被打肿了。从那以后我再没吃饭，抗议他们对法轮功学员的酷刑迫害。几天后，警察强制用开口器灌食。
抻刑
抻刑对人的身体伤害非常大。他们用两个铐子将受害者的左手铐在床梁上抻着，再用布绳子将右手铐狠劲抻很远绑上，这样就使受刑人必须躬身，再把受刑人的双腿绑上，这就造成受刑人的胳膊、手异常酸麻、疼痛。隔一段时间，值班警察将绳子解开，使劲地甩胳膊，说怕残废，受刑人痛得大汗淋漓。
我第一次遭受抻刑折磨在是警察张军、潘玉喜、苑某、潘玉喜下班后，马警察接班，说：张军大队长告诉不要解开手铐甩，拍拍胳膊，那多疼啊。我说你别拍，太疼。张军抻我时问我吃不吃饭，我说不吃，快十二点接班，张军过来，解开手铐，将我站着双手吊铐在床的上边，我的腿已经肿了，已经到了上半宿，再站着吊铐，那滋味真是痛苦不堪。
第二天早晨张军过来，又使劲地铐上。警察上班后，董彬、张卓慧过来解开手铐甩胳膊，看手腕一层大泡，她俩一看，没法再抻铐，就将我的双手各铐在一个床上边三角铁上。我双手麻、木、疼，尤其右手更麻、更痛，我喊值班警察说明情况，值班警察解开手铐。值班警察走了，来自沈阳的犹大于平作所谓的“四防”，她很配合恶警，我背法她打肿我的脸，豁破我的嘴、脸。她这天很忙，有时过来，有时不过来，我就抽空炼功，一、三、四套功法基本炼完。这对我的帮助非常大，我胳膊松快多了，值班警察过来，又将我双手吊铐上，不叫我上厕所，也不许我洗漱。一次我大便憋不住了，喊值班的也不给开铐，我用脚把洗脸盆弄到床上，翘着脚，歪着腰，一点一点脱裤子，接了大便，警察很奇怪我是如何做到的，而我则累得全身是汗。
野蛮灌食和吊铐摧残
我绝食抗议迫害，他们就给我打吊瓶十多天，瓶子打了一麻丝袋子。马三家教养院杨院长，所长周勤亲自参与迫害。一天，他们带我去医院检查身体，我的体重只有九十斤。回来刚进门，他们就将我绑在灌食床上，双手铐在床梁两边，双腿抻绑着，用开口器撑着我的嘴，还围用布绳绑上。恶医护士陈宾将玉米糊隔一会儿灌一点儿，我咽不下去，也吐不出来，弄得衣服、床哪都是。她们下午三点半下班，下班了也不把开口器拿下来，还撑着我的嘴，等他们拿下开口器时，我的上下颌已经合不上了。
晚上他们迫使我站着，将我的双手吊铐在床的上边，这种摧残整整持续了十三天。
中共奥运期间，迫害加剧，反复遭抻铐、电击、野蛮灌食
当时中共奥运将要开始了，马三家教养院分局派了很多男警察加强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带队的叫刘永，整天吃着西瓜、桃子和玉米，专门迫害法轮功学员，他们搞什么“军训”。出进门要报数、带劳教牌、穿劳教服、唱劳教歌、读背十三条、干劳教活、坐劳教凳，哪一项不配合，都要遭到酷刑：用电棍电、实施抻刑。我们是法轮功学员，没有犯法，而且我们是修炼“真、善、忍”的好人，所以我们不把自己当作劳教犯人，也不配合劳教所警察的迫害。
警察来了我就给他们讲真相。分局的人来后，成立个特警队。他们把我的手铐打开，把我带到特警队。一天，警察把我带到四楼，刘永和另一个男警察用电棍电我，问我为啥不吃饭，我说我不是劳教犯，我不吃劳教饭。他说你不是劳教犯你是啥？ 我说我是法轮功学员。他们俩电了我一阵，把我带到严管办，将我的双手用两个铐子吊铐在床上边，掀我衣服直接电皮肉。
一天早晨，警察把我叫到严管办，屋里都是院、所、管理部门的人，两边床坐满了人。恶警李俊将我双手抻铐在床两边的三角铁上，又将我的眼睛蒙上，迫使我躬下身子，将我的双腿挷上，恶警刘永用电棍电我，屋里警察问我话，我向他们讲真相，他们问我为什么不吃饭，我还是象以前那样回答。
又一天早晨，警察再次把我叫到严管办，屋里两边床坐满了院、所、管理科的人，不是上次的人。他们这次问我什么问题，我都不回答。同样象上次那样，他们把我的双手抻铐，双腿绑上，眼睛蒙上，躬身，恶警刘永用电棍电我。
下午五点多钟，他们才给我打开手铐。那时晚上也干活到八、九点多钟。他们下班要走了，刘永问我，你干不干活，我说右手麻，干不了活。他把我带到严管办，将我双手再次抻铐，躬身，双腿绑上，李俊掀衣服用电棍电皮肉，电一阵，打开手铐，解天绑腿，带我回监室。我静坐着，刘永、李俊问我干不干活，我说不干，他们俩把我带到严管办，再次将我双手抻铐，躬身，双腿绑上，掀衣服用电棍电肉、脖子、脸、腰、手、腿肚子、嘴。当时我大汗淋漓，后来刘永说他们俩一宿没睡。电我、威胁我，问我干不干活，我说不干，找来记录人，刘永问我唱不唱歌，我说不唱劳教歌，不读、不背三十条，刘永说加期一个月。半夜刘永打开左手铐，甩了甩，第二天早上打开手铐，解开绑腿，让我在屋里走一走，甩甩胳膊，一会儿又将双手抻铐，双腿绑上，躬身。
第二天夜里，我开始恶心，要上厕所，李俊跟刘永说了，刘永说给她解开。我手腕一层大泡，手脱不下裤子，腿蹲不下，慢慢扶墙上完厕所。想在走廊走一会儿，四防人员不让，叫我站着，我回屋，刘永和值班警察正在吃饭。刘永说你回去睡觉去，白天他们干活，叫我站着。我早晨喊法轮大法好，四防告诉严管办人，刘永叫我站着，李俊在走廊里走，稍站不直，他就说。晚上什么时间叫睡觉才能睡觉，记不清站多长时间了。李俊说：试一试电棍有没有电，其他恶警说：我看行。他们借机电我。
强迫灌不明药物、凉水
中共奥运会开始了，大家都看电视，刘永说：不给你灌食就吊着你，三天两天给你灌一次。恶医护士陈宾老想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灌药、灌水、捣大蒜水，都是陈宾配合分局干的。分局警察将我和大连法轮功学员杜连英绑在灌食床上，双手铐着，双腿抻绑着，开口器撑着绑上，灌一种红药。这个护士陈宾迫害法轮功学员在教养院、劳教所很出名，她手狠，警察都说，谁能过去陈宾的开口器可不容易。这种红药又辣又不是滋味，陈宾连滴淌在床上的药液都刮下来再给灌上。正常灌食她可不细致，只是几秒钟，不管冷热，不管能不能咽下去，弄得脖子、身上、耳朵哪都是，有时都淌耳朵里去，她可不给擦了。每次灌食不给摘开口器，从她身上丝毫看不到医德医风，毫无人性。
灌了一上午，刚灌完我就全都吐出来了。衣服上、床上都是药，警察只好打开手铐，松开绑腿，脱衣服到外面冲洗。一天他们几个恶警又捣大蒜水灌，又辣又呛嗓子。一天又灌凉水，分局警察拿来矿泉水，护士陈宾不给，换成自来水，一边灌一边拍肚子，肚子胀得鼓鼓的，才停止灌食。灌水不止一次，灌几次。
后来，郑晓丰提出打玉米糊了，劳教人员吃什么就灌什么。那时，我们三个人被灌食，陈宾私自告诉四防人员：不给她灌细粮，菜汤掺玉米饼子捏碎就行。陈宾家里有事就不来灌食了，尤其到了后来，下午多数不来灌食，有的四防和齐春兰知道也不愿意来，为了讨好陈宾，跟陈说不愿意做，陈说：那我下午就不来了。她经常说：饿不死就行。
我被剥光衣服（只剩下裤头）拽到一屋子男警的“特管队”
分局女警察郑晓丰软硬兼施，逼供。我被抻吊时，她经常拿电棍电我，叫我违心做这个，违心做那个，随时电我。一次，郑晓丰扒光我的衣服，我很瘦，三角裤头肥，带松，随时都可能掉下去。她拽我到特管队，而后又到男警察屋，男警察屋里一屋人，走廊里男警察来回走，看到我还说怎么啦？我手紧握床梁，她没拽动。我说你们否认将十八名女法轮功学员扒光衣服投进男牢房。你今天硬拽我到男警察屋说明什么，这与十八名女法轮功学员扒光衣服投入男牢房有什么区别？你把我衣服扒光拿走半个月了，也没拿回来，这说明什么？她无话可说。
分局也采取整天撑着开口器迫害，双手铐上，双腿绑上，陈宾迫害性灌食，放录音。一天分局姓鞠的警察值班，说：夏宁老太太那么大岁数，别把嘴撑那么大了，放点。那天我没遭到罪，
警察用木棒毒打
中共奥运、残运结束，分局警察回去了。中午睡觉我躺着发正念，坐班曲素梅掀褥单，我在结印，值班恶警范国友叫我站着，我结印，范国友拽我到门边，拿大棒子狠狠打我，都打到肋骨上了，按倒我，打我，我喊“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法轮功学员没有罪！”严管办董等人过来，拽手的，拽脚的，几个警察拽我到酷刑屋，把双手抻铐在床的三角铁上，躬身，双腿绑上。
晚上睡觉肋骨痛，不能翻身。恶警范国友经常威胁我们，说他不怕扒警服。早上，我在背法，恶警苑国友看到我的嘴在动，就用木棒狠狠地打我的太阳穴，我脑袋“嗡”的一下，没理她，她又狠狠地打我鼻子上，流了不少血，我没理她继续背法，她又狠狠地打在我的嘴唇上，现在还留有痕迹。三棒子打得很重，太阳穴肿了很大的一个包，脸鼻子肿得很大，嘴唇肿了。苑国友出去了，我一直在背法。一个叫潘玉喜的过来，叫屋里人用我的毛巾把血盖上，狠狠踢倒我，还不停地踢踹我。严管董彬过来，带我到严管办，问我情况，让我回屋，我说不回去，他们又把我带到酷刑屋，苑国友经常去威胁我。
一天晚上，值班赵警察说，你回屋睡觉吧，我回屋睡觉，下半夜恶警苑国友值班，夜间上厕所，叫统一去，叫醒我，我上厕所回来，被褥都没了，恶警苑国友给扔了，不叫我睡觉。我躺在床上，苑国友狠狠地薅我的头发到下床，我坐在床上，她又将我头发薅到暖气片上。我高喊法轮大法好，几名恶警齐上把我带到锅炉房里，以前我曾被铐过一段时间，到屋里我上牙打下牙，腿也抖，她们俩又给我带到仓库，叫躺下，盖上被子，量了体温，早晨叫醒我，把我带到原屋里。一天所里管理科张警察过来，说你别慌，把情况说明一下，我说明实情，叫他摸摸大包，鼻脸肿得很大，几天后换了杨丽警察，据坐班张雪梅讲，第一棒子好挡着点，不然第一棒子就打死。
恶警用电棍电、抻铐、冷冻、不准上厕所等手段逼我穿劳教服
一天早上，我把劳教服脱了，庞警察值班，她叫我穿上，我不穿，她告诉严管办，董彬叫我穿上，我不穿，董彬用电棍电我，又打手机告诉所管理科。张姓警察（男）来了，董彬把劳教裤给我穿上了一半，叫我自己穿，我不穿，她就用电棍电我，我就高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法轮功学员没有罪！”董彬又电我，我不停地喊，她不停地电，我不喊了，她也不电了。他们用胶带将我的嘴、脸和头发围缠上，带我到酷刑屋，把我双手抻铐在床梁三角铁上，躬身，双腿绑上，四天没灌食，第五天灌点稀的，张卓慧把我衣服脱下，硬套上三件劳教服。当时正是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他们打开窗户冻我，不给开铐上厕所，裤子尿湿了好几次，鞋也尿湿了好几次，记不清这样折磨了多少天。
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警察董彬给我打开手铐，解开绑腿，带我回屋。我的胳膊、腰抬不起来。他们叫我换裤子，洗洗身子。我的手动不了胳膊也动不了，跟坐班曲素梅说，帮助我冲一下，很简单地冲了腿和下身。第二天早晨起来我不穿劳教服，坐班硬给我套上，严管办张秀云和值班警察把我带到酷刑屋。在这迫害期间，恶警苑国友、潘玉喜把铐子打开，狠劲抻，我的肩膀都给抻过去，重新绑腿，还把腰给绑上。我身体撑不住了，出气都感到困难，我跟下一班警察说给我打开松一会，叫我坐几分钟，她和另一个警察看我实际情况，她们商量打开松一会，坐几分钟，双抻铐上。整天整夜抻铐着，我大声背法。
再遭毒打、反复抻铐
一天夜里，又轮到恶警苑国友和潘玉喜值班，潘玉喜进来拿扫帚狠狠打我臀部，打了好一阵，歇一会儿，又用扫帚把狠狠地打我好一阵，我的臀部被打得青、紫、黑，肿了。张卓慧拿开口器撑我嘴，我紧紧闭着嘴，她没有撑开，我仍被躬身抻铐着，谁踢谁打，都踢在我胸膛和肋骨上。后来我回去睡觉出气费劲，胸膛肋骨胳膊手疼痛不能翻身，穿脱衣服都难，晚上睡觉不让脱劳教服，我脱了衣服，他们连拽带打硬给套上，我的身体因长期遭受酷刑折磨而时时承受着痛苦，我不得已穿着衣服睡觉，她们又将劳教服缝在我的衣服上。
我天天背法，身体恢复很快，上厕所去水房炼功，我的身体恢复了。我将缝合的劳教服拆开脱下。一天晚上，值班警察杨丽叫我穿上劳教服睡觉，我不穿，她拽我到酷刑屋，我高喊“法轮大法好！”张卓慧过来了，另一个姓苑的警察过来，她们硬把劳教服给我穿上，逼我站着，把我的双手抻吊铐了一宿。
第二天晚上张卓慧说你可以脱衣服睡觉了。隔一段时间张卓慧又叫室长把劳教服缝我衣服上，我大声背法，她们又把我带到迫害屋，还如同以前一样迫害我。隔一段时间值班的警察来看看我，见我大汗淋淋，打开手铐，解开绑绳，我躺在地上，衣服都湿了，恶警潘玉喜叫我起来躺灌食床上。胡大夫过来，摸摸衣服说，衣服真溻湿了，给我量了血压，灌点食。
一天早晨我起来在床上打坐炼静功，值班恶警潘玉喜过来，拿木棒狠狠打我的背，打一阵子棒子打断了，我没有动。室长叫我穿衣服，坐班（普教）刘某把劳教服套我衣服上了，我扒劳教服，刘某拽着衣服不让扒，我俩争着，结果我被拽到地上了。四防值班警察过来帮坐班，把我拽到酷刑屋，硬套上劳教服，双手抻铐迫害床上。我反迫害，拒绝灌食，并开始讲真相，揭露潘玉喜打我的实际情况，并告诉护士我拒绝灌食的原因。董彬用电棍电我。我的后背被打得肿痛，躺挨灌食床上时更是疼痛难忍。张卓慧过来，我就向她揭露恶警潘玉喜打我的事实。
白天，我天天站着，双手被吊铐在床上，晚间十点多钟回特管队睡觉，早晨三点多钟四防叫我起床，坐班硬给我套上劳教服，拽我到酷刑屋，站着双手再被吊铐，腿脚站肿了。我坐在床横梁铁棍上，臀部坐肿了很疼，我垫上棉袄，臀部的肿痛没有消，后来我垫上褥子，腿脚慢慢自动上来，发正念时腿能自动盘上，悬空着。晚上警察正常六点钟交接班，正好是发正念时间。恶警潘玉喜每次接班看我盘腿，用脚狠狠踹我腿下来，她还就给我双手抻上铐，潘玉喜接班后，不给我打开手铐，十二点半或午夜一点以后才打开手铐。我发正念，她就将我双手上下抻铐，把我的腿也绑上，坐着看着我，还叫四防配合她迫害我。
杨丽看我盘腿发正念，就把我腿用布绑上，手铐打不开了，教养院、劳教所来人谁也打不开，几天了，请示院、所领导用钢锯条拉断铐子。张卓慧说这成了马三家一大新闻了。值班警察刘平看我嘴动，捂我嘴，打我嘴，我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法轮功学员没有罪！”几个警察过来，将我拽到酷刑屋，双手抻铐在迫害床的三角铁上，躬身，双腿绑上，整天不解绳。
经历各种酷刑折磨，我终于脱掉了劳教服直至出狱
二零零九年七月，劳教所将被“特管”的人调到新建楼，说是小号，门电控制，没电打不开，窗外铁丝网。墙里墙外是大地，每个屋子里有厕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特管队”的头子叫潘玉红，她手狠，总打人，值班警察也跟着过来，有看管普犯的警察，恶警苑国友也跟普犯过来，张军跟潘玉红说我干打扫卫生的活，别的活不干。时间到中午十二点了，我坐地盘腿打坐立掌发正念，这边警察向跟过来的杨丽等把我拽到另一个屋，双手铐在暖气管上。大队长潘玉红过来说：你来就给我一个下马威。我夜间十二点发正念，潘玉红和恶警苑国友把我拽到办公室，潘玉红叫苑国友拿来劳教服，按倒我。苑国友用脚狠狠踩我脑袋，踩我腿，脑袋踩肿了，腿踩掉很长一条皮，他们打我，扒掉我的衣服，硬给我套上劳教服，将我的双手铐在暖气管上。早晨叫我打扫卫生，我看见我的衣服了，快速脱掉劳教服，穿上自己的衣服，被值班警察发现，又强行脱掉我的衣服，拿走锁起来，给我套上劳教服。
一天我把大麻布围在身上，穿着秋裤，值班警察过来问我，谁给你的秋裤，我说我自己的，他们就硬扒掉我的秋裤，套上劳教服。几名恶警又用电棍电我，还说叫你满地爬，扒掉裤子电腿，电破的地方一年多才好。
我被调到普犯屋里，晚上回特管队睡觉，我脱掉劳教服，借打扫卫生倒垃圾的机会我扔掉劳教服。被非法关押在特管队的法轮功学员都脱掉劳教服。警察上班天天给每个人套上劳教服，她们每个人每天都承受着被电棍电的酷刑。
一天晚上周玉红叫我早点回来睡觉，估计九点多钟。我想今天回来早，我坐下发正念，值班警察见我没睡觉，就去报告，他们掀开我的被子，见我结印，将我拽下床带到办公室，狠狠地打了一个小时，还扎我的眼睛，踢我。我用力喊“大法好”，她们将我按倒，我又站起来，他们又说些污蔑大法的话。警察交接十二点钟，我起来发正念，他们又把我拽下床，拖到黑屋门口，我高喊“大法好，法轮功学员没有罪！”他们就用胶带把嘴脸头发缠上，背铐双手，还按我仰躺着，硌我腰，潘玉红还踩我双脚。过一段时间，他们扯下胶带，把我背铐在暖气上。早上我背法，潘玉红和苑国友又来把我的嘴缠上，交接时，由另外的警察把胶带扯下，打开背铐，带我回屋。我不坐劳教凳，彭涛打我踢我，将我的两手抻铐在暖气上，多长时间记不清了。
又有一次，晚上恶警值班时不让我睡觉，我就说都几点了不让睡觉，他说怕你脱劳教服，如果你保证不脱就让睡觉。我说什么也不答应，我拿褥子回那屋躺下，等他出去我就把劳教服脱了，后来被发现，他们把窗户门都打开让蚊子咬，屋里墙壁飞满各种昆虫，蛾子，蚊子，但蚊子没咬我。
我知道锦州法轮功学员徐慧胳膊骨头拧着，疼得天天哭，是恶警潘玉喜拧抻造成的，并且不让别的同修给她拿行李。我每天十二点钟发正念，男女恶警都来打我踢我踹我，还告诉值班警察我发正念扣他们工资。就这样，每天只要是背法，发正念，不穿劳教服，就是被迫害，被电棍电，被踢被踹，被背铐。
二零零九年十月，又将我从特管队调回三大队，值班警察跟过来，普犯警察也跟过来，潘玉红及办公室的警察也过来了，张军，张卓慧，张秀云给我带到仓库，站着双手吊铐在床的上边。几天后，值班警察给我吊铐到另一个床上，挨着我被吊铐的床堆些被子褥子，我脚蹬上床，用脚勾来褥子垫起来坐上，能自动盘腿发正念，被他们发现后，把褥子拿走，趁我出去灌食的时间，把我床上的东西全部拿走。
值班警察刘平很邪恶，告诉四防看我起来就叫她，拽我下床，打我、踢我。潘玉红看我回屋背法，就捏我嘴，按倒我踢踹我，还叫刘平帮她，把我的双手背铐在暖气片上。早晨起来，硬给我套上劳教服，双手吊铐，我趁开铐灌食机会，一边走一边脱劳教服或者灌食起来马上脱掉劳教服，护士和警察硬给我套上。值班警察把劳教服缝在我衣服上，我跷脚拆掉缝线，拽领子从头上往下扒到两边胳膊上，警察开铐，快速脱掉劳教服。
持续很长时间，终于脱掉了劳教服，他们再也不给我套了，直到走出劳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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