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陈江勇,是湖北省应城市法轮功学员。
我于1998年得法的。得法之前身患乙肝和血吸虫病,肝肿大2公分,脾肿大4公分,走路无力,两腿发软,吃不好睡不好,无力工作,我四处求医均无效果。
一天姐姐给我一本《转法轮》。当时我正在打点滴,我想时间很长,就把《转法轮》带去看。晚上姐姐又叫我去看师父讲法录像。我看到第四讲时,师父开始给我清理身体,我拉出的大便黑臭黑臭。九讲看完后,我觉得一身轻,走路不费力、饭也吃多了,睡的也很香,真是精神焕发、红光满面。
1999年邪党开始迫害大法。恶警徐国华带领几人将我绑架并拘禁32天。恶警徐国华到我家中敲诈我妻子5000元,并威胁不准上访才能放我,否则继续关押。妻子无奈只得借了钱,我才脱离牢笼。
我回家静思:这么好的功法为什么要这样迫害呢?大法教人做好人没有错。我学法以前好打牌、抽烟、喝酒,爱发脾气,为了名利去争斗。学法后我时刻按照“真善忍”这标准去做,自我约束,时刻为别人着想,做一个最好最好的人。这么好的功法使我人心向善、家庭和睦、身心健康,我为什么不能讲句公道话呢?我一定要讲心里话,告诉人们“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2000年元月31日我乘火车去北京,2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炼功被恶警绑架并送回应城非法关押了4个多月,被敲诈了2000元钱才回家。回家后,派出所经常骚扰我,搞得我家里不安宁,还不准我外出,要我每天到单位报到。妻子(尚未修炼)很担心我,就拉着我逃离了这个家,去南方找工作。
2001年4月我在南方讲真相,告诉人们大法的美好,大法是正法,电视、报纸都是栽赃诬陷,骗人的,目的是挑动世人仇恨大法,他们才可以疯狂地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不明真相的人带来恶警把我绑架了。
我被非法关在一个只有20平方米、已关了60~70人的牢房里。恶警指使坏人殴打我,不准我炼功,强迫我做劳工。我每天从早上7点干到晚上零点才能睡觉。就这样我被折磨了一个月后又被绑架回应城派出所。
派出所所长汤竹清、副所长宋江指使在押人员殴打我,不准我炼功、背法。三十多天后我上半身麻木,体质明显下降,但还被非法劳教一年。我又被绑架到湖北省沙洋劳教所三大队进行迫害。
三大队恶警余帮清、魏鹏、何兵荣指使吸毒犯充当包夹,控制我的一言一行,上厕所必须包夹同意。他们每天上午放洗脑录像,下午站军姿、练蹲姿,一蹲就是两个小时,起来时腿和脚都失去了知觉。在这样的迫害中我的眼睛视力突然下降,一米远都看不清。一年后我才回家。
回家后单位分厂书记陈济明假造我签字,将我的工资拿走据为己有,我三次找他讨要工资,他均以各种借口拒还。他还配合派出所到我家中骚扰,逼我每天要到单位报到。
我于2002年10月1日到天安门广场。我高喊 “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还我师父清白、还大法清白”。几个恶警捂住我的嘴将我架到车上,把我的嘴塞住。我被绑架到石景山看守所。恶警指使被关押人员给我讲“政策”,十几人对我拳打脚踢,扒光我的衣服,一桶一桶从头上淋冷水。淋了一个多小时。我呼吸困难,冻的直哆嗦。午饭时恶警命令在押人员强制给我灌食,不知灌的是什么东西,我非常难受。
晚上10点左右,应城来人把我带走。第二天到当地派出所。我想我做好人不应该被迫害,于是在恶警接电话时我翻墙逃出了派出所,拼命的奔跑,只听二声枪响,恶警向我开枪。我专跑庄稼地,不知跑了多久,天黑了我才停下来。天快亮时,我听到火车鸣声,我就沿着铁路走,饿了就讨点吃的。后来我上了一列火车,是开往广州的。我身无分文,口袋里的钱都被恶警抢走了。火车上要查票,我就睡到座椅下面。到广州站后我打电话叫弟来接我。恶警知道后追到广州,我只好由广东到广西、湖南、江西、湖北、安徽、江苏、浙江、山东。我沿路乞讨,边走边讲真相一年多。后来我悟到应该结束这种流浪的方式。于是我又去广东工作。后来被一个听信谎言的保安通知恶警将我绑架回当地,我被绑架到沙洋劳教所劳教一年。
在沙洋劳教所九大队,大队长鲁文军,恶警余帮清、魏鹏、何兵荣指使三个包夹迫害我,他们把我关在一个不见阳光的小牢房里,日夜对我进行精神和肉体上的折磨。我每天凌晨4点才能睡觉,5点30分就得起来,他们还经常用电棍电我。一个月后又逼我做奴工。
以上是我被迫害的一段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