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沈阳马三家劳教所遭受的酷刑折磨

我是在2007年8月1日被复州城派出所、瓦房店公安局政经保大队联合绑架并抄家的。参加绑架的本地人员有：复州城派出所副所长（可能叫于永生），村包队干部江宝治，江宝治积极配合恶警抄家，我家里被翻的七零八落的，能看得上眼的东西几乎都拿走了。

当天晚上半夜时候，复州城派出所把我送到瓦房店看守所。当时看守所不让接见，我被绑架时只穿着短衣短裤，恶警不让家属送衣服，不给铺盖。关了两个月时间又被劫持到沈阳马三家教养院。

十月初，因我告诉同修“转化”是错的，恶警们说我搞煽动，当时是在三大队，大队长和管教大队长王晓峰、石宇等人对我施用酷刑上大挂（两手分别铐在两张床上铺横梁上一角，膝盖上方捆绑、膝盖处捆绑、脚脖子上再捆绑，总共捆三道。把两床拉开，身体呈十字型，将一张床固定，再拖另一张床身体悬空，松点脚尖可点地。）被酷刑折磨的我的头和身体在不停的抖动，恶警石宇不时的来拖床加剧疼痛折磨我，他还在我面前摇头摆尾的乐颠颠的诽谤师父、辱骂师父。不给饭吃，不让上厕所，十几个小时，我头不是向前倾就是向后仰，松开手铐时全身瘫软，手指变色，指甲黑紫，手背肿的象刚出锅的馒头，生活不能自理，几天后，牙齿全部松动，门牙间离开一个很宽的大缝子。手稍微消肿后，手背手腕出现几道深色勒痕，手铐把手腕皮肤全勒破了。

零八年三月份，二大队指导员李明玉，大队长张春光，问我《三十条》（马三的监规）能不能做到？连问三遍，我都回答说：“做不到。”李明玉、张春光、赵静华、高干事四个恶人将我拽到三楼的一个室内（专门给人上酷刑的地方），用手铐将一只手铐在一张床上铺的上梁角上，另一只手铐在另一张床下铺的横梁角上，膝盖上捆一道，脚脖上再捆一道，身体呈九十度角，站不起来，也蹲不下。恶警队长王秀菊还来拖床加剧疼痛来折磨我。等松开手铐时，我瘫倒在地上。第二天早上，一个普教人员背着我到饭堂，我的一只腿几乎好长时间没有知觉。

每月考核簿上恶警们都叫大家签字，同修们都不肯签。零八年九月份的考核一直没有签，恶警们强制签考核，那次周院长亲自坐镇，还出动了几名男恶警打手，这次几乎所有的同修都被打了，或被用电棍电了。还有一部份同修被关起来进行酷刑折磨，有名叫张英林的同修胳膊被弄断；有一名三十多岁本溪同修被迫害的精神失常；有一名大连同修被迫害的睡觉时突然发出惊恐的叫声向走廊奔跑，她说：“梦见恶警打她”。那时迫害场面非常恐惧。

我被带到一个屋子，恶警发出邪恶的吼声“签字”。我说：“我不是劳教人员，我没犯法我不能签字。”周院长强词夺理的说：“又不是我给你们送来的。”我说：“但是是你们收的。”这时李明玉拿着电棍向我电来说：“跟谁这么说话。”我继续说：“你们教养院就没有收人的规定吗？”这时恶警用电棍霹雳啪啦的电我脑后、脖子、后背。停下来恶人就逛吼：“签字”。我接着说：“你们什么人都收吗？”他们气急败坏地继续用电棍电我，这时科长王艳平过来拽着我的手把字签完后说：“滚！”我向前走了两步又转过身来说：“我还要告诉你们‘法轮大法好’。”这时王艳平又打了我一个耳光。李明玉一边推我到门口一边说：“不允许你接见，不允许你打电话。”受到这次长时间的电棍电，身上多处红肿和焦糊。打这以后，我被迫害的视力严重下降，看人模糊不清，几乎失明。两腿行走感觉不听使唤，象在云里雾里似的。带工的逼我干活，我不干，用手拽我用脚踢我。恶警队长陈秋梅不管打人者，反而训斥我“消极怠工”。恶警大队长张春光和恶警队长陈秋梅再一次对我施用电刑，他们用电棍往我脸上身上电，还按着我手握着电棍。但这一回有师父呵护，同修的加持，加上我自己正念很强，电棍神奇般的不听他们使唤，对我不起作用。

恶警不相信我视力下降那么重，老认为我消极怠工，带我到马三家医院、和沈阳医大检查，经医院鉴定证实视力严重下降是真实的，先后花掉检查费一千一百多元，恶警们向我要，我说没有钱，有钱也不能给。我说：“我来时我眼睛是这样吗？是们这里对我酷刑迫害给造成的，如果我眼睛长期不好的话，我还要一个个的追究你们的法律责任呢。”在零九年六月释放我时，恶警们背着我，向我家属索要了一千四百五十元钱检查费（其中三百元车费）。

以上是我在沈阳马三家教养院里遭受迫害的实际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