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繁昌县徐凤柳遭受的残暴迫害
以下是徐凤柳自述遭迫害经历。
二零零七年八月二十四日，我被繁昌县国保大队警察万浦建伙同其手下从家中强行绑架，并抢走了私人物品如电视、电脑、打印机、便携VCD（两个）、MP3等，另外还有大法书、师尊的法像。当时我正在家吃早饭，上高三的儿子正准备上学去，突然闯进两警察，一个是城关派出所高某，另一个不认识，高某手拿什么东西晃了下，说是搜查证。就开始动手，将我家翻的一片狼藉，翻出大法书、真相光盘等，他们把这些铺在地上大量拍照，想以此作为迫害证据。
这时万浦建打电话又叫来了很多警察，四、五个人拉胳膊、抬腿将我塞进警车，关进县看守所。我在看守所绝食抗议迫害。绝食第五天，遭到魏（音）姓所长及四、五个犯人强行野蛮灌食，使我遭到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口腔多处被撬烂。
经多次非法提审，恶警一无所获，后来他们采用伪善的办法诱骗，找来曾经和我同学的张燕（是县公安局某大队队长）劝我吃饭，并承诺两天后放我出去。我当时被其伪善所迷，信以为真，在他们的迷惑下写了出去后和公安平等对话及不绝食的保证。结果等来的是两年非法的劳教通知。
我于九月十三日被县公安局副局长胡留宝、方克、还有一个女的劫持到安徽省女教所继续迫害。在这个黑窝我经历了强行洗脑、剥夺睡眠、劳工奴役、殴打、辱骂、关禁闭等残酷折磨。
二零零八年五月二日晚，当晚值班警察是王璐璐、许礼红、慈玲玲（因刚从上海青浦劳教所买来一批劳教人员，所以值班是三人，平时两人）。二大队是专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大队，每天一进监室不让洗漱，要背“五要十不准”。我和法轮功学员鲁秀梅没背，还有胡霞红（是常人，因上访被抓进去的，但对法轮功学员很敬重），她自下午就严重头痛也没背，这时王璐璐路过监室门口并停了下来，大声吼叫恐吓胡霞红，用手猛掐胡的脖子，胡痛得下蹲并大哭，王又顺手揪起胡的头发往上扯，这样反复揪打，胡的嘴在流血，全组的人都被这恐怖的场面惊呆了，觉得王璐璐没有人性。我对王说：“你不能这样。”王用一种怪异的眼神看着我，就叫人将胡拖到她的狱警室。胡在那被恶警折磨昏死过去。
大约半个小时后，我被许礼红（生产队长）叫到狱警室，进去看到胡躺在对面办公室地上。我一去，许先将我一顿辱骂，随后王璐璐从对面办公室进了门，转身将门关上，迅速搭上小栓，然后发疯式的朝我拳打脚踢，王一手揪着我的头发，一手用拳猛击我的头部，再用脚猛踹我的小腹，出手之快，下手之狠，都是我难以想象的，我被打的头晕目眩，摔倒在地（地上有一把被王扯掉的头发）。我大声尖叫揭露她的恶行，当时她因害怕被人知道就停止了做恶，这时一直在旁观看的许礼红打开门出去叫来两个吸毒犯看着我，一会儿李桂群来了（人称李政委），李一进门就扯着嗓子朝我喊：你胆子不小啊。并对许礼红说：整她的材料，把她送到三监去（三监是安徽省第三女子监狱）。
这时的王璐璐跷着二郎腿坐在对面办公室的沙发上休息，为了掩盖其恶行，他们将我和胡都关了禁闭，就在刚出狱警室时，突然听到有人啼哭，一看是王璐璐在有声无泪地作戏，王边哭边说：“你们要为我作主啊。”这就是中共统治下的警察，打人打累了还要演这么一出戏。为了进一步加害我，在李桂群的授意下，由当晚值班的莫姓（音）医生（瘦高个女的） 参与制造伪证，黑白颠倒说我打了狱警王璐璐。
禁闭室位置比较隐蔽，位于食堂顶层，而且中间有几道铁门封锁，外来人员很难找到或发现，几平方米的小黑屋里布满了油灰，地上是地板砖，四面墙是黑色软包，吃喝拉撒全在里面，不给洗漱，不给床板，就睡在冰冷的地砖上，而且当时我只穿了内衣。第二天一上班，林芸（二大队队长）、潘磊（副所长）等轮番轰炸，辱骂、恐吓不绝于耳。过了两天林芸带了罗毅、何新、赵曼丽、慈玲玲把我叫到禁闭室隔壁的小值班室，逼我承认打了王璐璐，慈玲玲并出示由莫姓医生参与合伙拍的手机上假照片（照片是一只手腕背面红紫），说王璐璐手腕背面红紫是我在制止她打胡时被我掐紫的。我说：“你们在造假。”慈玲玲恶狠狠揪着我的头发，打我两个嘴巴子，并追问道：“你说谁造假？要不是党的政策好，今天就搞死你。”她们按自己的想法写了她们要的内容，然后要我按手印，我没有配合他们。
她们又在不明真相的劳教人员那里散布谣言，说我打干部，想以袭警罪构陷我。我感到她们给我提供的食物不安全，好象下了药，所以我每天只吃早上的一个馒头，其它饭菜都不吃。在那冰冷的地砖上度过了六天六夜。期间他们一直逼迫我写检讨书，因此事他们非法延期我一个月。
五月八日，我从禁闭室被放出来，直接被转往四大队。刚到四大队，李桂群就赶到，说：“没有人打你哦，不要乱说。”在四大队我被严密的看管，无论在劳动车间，还是在宿舍，我都不能单独行走，否则叫“脱离互班”。互班其实就是包夹犯人，包夹怕被恶警扣分，所以对我很严凶狠，这给我造成很大的精神压力和心理负担。再加上繁重的劳役，每天要奴役工作十几个小时，警察为了更多的榨取我们的劳动力，就缩短吃饭时间，来延长劳动时间，一、二百人排队打饭，最后打饭的人刚吃几口，就被叫集合排队，吃不饱肚子是常有事。
在这种长期的精神高压下，再加上残酷的奴工劳役，及凶残的暴力殴打，导致我原本健康的身体每况愈下，到出狱时已经皮包骨头，四十几岁苍老的象五十多岁。
自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后，恶党三次非法关押我，以及无数次骚扰、和非法抄家、恐吓，对我及我的家人伤害非常大，他们为我担心受怕。母亲以泪洗面不知度过多少个不眠之夜；我的弟弟妹妹为营救我东奔西走，邪恶之徒借机对他们进行敲诈勒索。二零零二年元月份，我因发放真相资料被绑架，被关进县看守所，恶人向我弟弟勒索了八万元；在对我迫害期间，我儿子所受伤害也很大，二零零七年八月我第三次被非法抓捕时，儿子正上高三，我是单亲家庭，儿子失去母亲后的孤独、寂寞、担心、受怕，还有繁重的学习压力，曾一度造成孩子情绪低落，郁郁寡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