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市何湾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综述（一）
前 言
一、何湾劳教所概况
二、何湾劳教所从关押、“转化”法轮功学员中获取巨大经济效益
三、何湾劳教所关押迫害过上千名法轮功学员
四、把整个劳教所警察裹挟到“转化”中去
五、把所有劳教犯人卷入到“转化”中去
六、围绕“转化”实施从入所到离所的全程迫害
七、各大队的“转化”招数
八、对法轮功学员实施系统的洗脑
前言
1957年8月8日，中共公布了《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中共的“劳动教养”实践正式开始。《决定》中讲：“劳动教养”的宗旨是“为了把游手好闲、违反法纪、不务正业的有劳动力的人，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这完全是谎言，当时劳教所关押的大多是被打成右派的知识份子，是国家的精英人才。
那么，五十多年过去了，中共的“劳动教养”到底给了人一种什么样的“教养”？到底把人变成了什么样的人？
我们以湖北省武汉市何湾劳教所作为调查对象，查阅了大量的曾在其中关押过的人员的回忆资料（这些资料大部份已在网上发表出来），在此基础上，我们对这些资料进行了归类整理和研究分析。我们的研究结果使我们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所谓的“劳动教养”只不过是一个冠冕堂皇的谎言而已，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十一年里，劳教所充当了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法西斯式集中营。
一、何湾劳教所概况
1、整体简况
何湾劳教所是武汉市五大劳教所之一，属于“正处级单位”，位于汉口姑嫂树罗家嘴路11号，全称为湖北省武汉市何湾劳动教养管理所，邮政编码为430015。从地图上看，何湾劳教所在汉口火车站偏北方向约3000米处，在姑嫂树十字路口沿罗家嘴路走约1000米，即可看到何湾劳教所。
 何湾劳教所前门 |  何湾劳教所背面 |
2、内部布局
何湾劳教所包括男子劳教所、女子劳教所和武汉市戒毒中心以及何湾教育大队，武汉市何湾劳动教养管理局也设在此处。
何湾劳教所有七个大队，一队、二队、三队、七队是男队，都非法关押有法轮功学员，其中二队原是一个专门关押吸毒劳教人员的队，从2000年秋起，劳教所将各队男法轮功学员集中在此队，成了集中关押男性法轮功学员的大队，二队共有近30名管教狱警，包括一名大队长，三名副队长，六名干事，其余都是普通警察。四队、六队、八队是女队，关押的人员主要是法轮功学员。五队没有法轮功学员。四队后来解散了。（有人说后来四、五队搬到汉阳新建的劳教所去了）
一位亲历者回忆说：“对法轮功的迫害开始时，何湾劳教所将二大队和六大队划为专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专队，男学员关在二大队，女学员关在六大队（队长刘辉）。随着迫害的迅速升级，大批的学员被陆续绑架到了何湾劳教所非法劳教，尤其是二零零一年，何湾劳教所一时竟人满为患了，于是又成立了一个八大队来关押女学员（后撤销），还嫌不够，便有大量的女学员被关到与何湾劳教所一墙之隔的戒毒所。据说，法轮功学员一度曾占了整个何湾劳教所关押人员的一半。除了这三个迫害专队外，对于一些坚定的法轮功学员，劳教所把他们分散，一个个单独关到其它队里去。”
 图1：何湾男子劳教所正面——集中关押男性法轮功学员的地方 |  图2：何湾男子劳教所侧面——集中关押男性法轮功学员的地方，里面设有“小号” |  图3：何湾男子劳教所——关押男性劳教人员的地方，有时把部份男性法轮功学员分散关押于此处 |
图1所示的何湾男子劳教所旁边是武汉市何湾劳动教养管理局，内设有“610”机构（“610”全称为“中共中央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因在1999年6月10日成立而得名）。
 图4：何湾教育大队入所处 |  图5：何湾女子劳教所 |
从图4所示的何湾教育大队入所处往前走20米就是图5所示的何湾女子劳教所。
 图6：武汉市戒毒中心 |  图7：武汉市女子戒毒中心的正面 |  图8：武汉市女子戒毒中心的侧面 |
图5所示的何湾女子劳教所是集中关押女性法轮功学员的地方，有时把部份女性法轮功学员分散关押于武汉市（女子）戒毒中心（图6、7、8）。
二、何湾劳教所从关押、“转化”法轮功学员中获取巨大经济效益
1、迫害法轮功的巨额财政支出给劳教所带来了“发展机遇”
1999年，中共中央江泽民集团“取缔”法轮功，国家财政不惜巨额拨款用于迫害法轮功，给劳教所带来了一个求之不得的“发展机遇”。
举例来说，辽宁省沈阳市马三家劳动教养院，1999年以前连年亏损，迫害开始后，辽宁省内各地不断押送法轮功学员到马三家教养院，江泽民集团按每人1万元拨款。仅1999年之后的五年内，被强行关押在马三家的法轮功学员总人数就达到4000余人，也就是说，马三家劳动教养院仅五年中就可获得4000多万元的财政拨款。江泽民集团还拨专款100万元给马三家劳动教养院“改善”环境。马三家劳动教养院女二所所长苏境因为积极参与“转化”法轮功学员而被司法部奖励5万元，还被评为“一级英雄”；副所长邵丽得奖金3万元，各大队长都得了奖金，全体狱警被评为“集体二级英模”。2001年底，辽宁龙山教养院由于迫害法轮功有“功”，得了40万元奖金，张士教养院则得了50万元。辽宁省司法厅高级官员曾经在马三家教养院解教大会上说：“对付法轮功的财政投入已超过了一场战争的经费。”
在这种背景之下，何湾劳教所积极投身于迫害法轮功的运动，从1999年即开始接收、关押法轮功学员。
2、中共上层需要运用“经济刺激”来推动迫害法轮功的运动
一个狱警公开说：“不给钱，谁干这种缺德事。”
何湾劳教所二大队是专门关押法轮功学员的男队，该队管教干事高君安2003年曾对劳教人员透露：二大队每“转化”一个法轮功学员，劳教所就“奖”大队10万元！
劳教所的官员和警察，象其他中国民众一样，早已没有了“共产主义信仰”，也早已失去了“政治觉悟”和“政治热情”，要他们参与迫害法轮功，除了给他们“立功”之外，更主要还要让他们“受奖”。
法轮功修炼“真、善、忍”，法轮功学员在社会上都是好人，而且法轮功的祛病健身效果非常好，这些都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尽管中共上层极力制造了“天安门自焚”伪案来煽动民众对法轮功的仇恨，但广大民众还是不愿意参与对法轮功的镇压。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上层唯有用金钱来收买良心，推动下层和民众参与迫害法轮功。
“人之初，性本善”。劳教所里的官员和警察，可能没有多少人会发自内心的反感对“真、善、忍”的信仰，也就是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如果没有外在的利诱或威逼，他们多数不会参与迫害法轮功。
中共上层对此非常清楚，因此，他们必须充份调动人性中最自私的一面、激发人性中最邪恶的一面，层层往下释放诱惑并施加高压，才能发动“全党”“全民”参与迫害法轮功。
3、法轮功学员成了劳教所求之不得的“优质劳动力”
劳教人员主要是一些吸毒、卖淫、盗窃等违法犯罪人员，多半好逸恶劳、纪律松散、不善劳作，受这种因素制约，劳教所和监狱往往只能接受一些仅需精加工的“监狱产品”订单，而无法具备良好的生产加工能力。
法轮功学员按“真、善、忍”做好人，敬业、勤劳、耐苦、细心，而且身体健康，甚至技术精湛，在迫害法轮功的过程中，被非法劳教的法轮功学员中有一大批是单位里的生产骨干、技术能手。因此，在迫害法轮功政策之下，大批法轮功学员也就成了劳教所和监狱求之不得的可以无偿使用的优质“劳动力”。
基于经济利益考虑，为了加大“创收”步伐，劳教所也就希望被劳教的法轮功学员越多越好了。
三、何湾劳教所关押迫害过上千名法轮功学员
1、劳教所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而违法接收、关押法轮功学员
法轮功学员是修心性、重道德的好人，很多都是单位里的工作能手、技术精英，无论是道德上还是劳动态度、劳动技能上，都是出类拔萃者，更谈不上符合中共“劳教条例”中规定的“四种人”的标准。可是，中共抱着“我就不信共产党战胜不了法轮功”的“斗志”，抱着“三个月铲除法轮功”的决心，不惜动用一切手段迫害法轮功，于是就置法律精神于不顾，把大批上访、讲真相的法轮功学员非法“劳动教养”，要强行将他们“转化”。劳教所则出于争取更多财政拨款和增加优质劳动力的利益追求，毫无原则的接收、关押法轮功学员。
2、十一年来，何湾劳教所一共关押过上千名法轮功学员
明慧网于2006年4月12日发表的《赴中国大陆全面调查法轮功受迫害真相委员会关于第一批追查取证对象名单的公告》中，“武汉市何湾劳教所”赫然位于湖北省迫害名单之首。
明慧网2009年3月18日发表的《我所了解的武汉市何湾劳教所情况》一文说到：“近十年来，何湾劳教所到底劫持了多少法轮功学员？由于中共邪党的严密封锁，具体数字很难统计，谨慎估计，当不少于一千人次。二零零二年我被非法关押时，仅二大队被非法劫持的法轮功学员就有六十左右人。”
明慧网2001年4月26日的报道《武汉市迫害大法弟子的情况补充》指出：“目前在何湾劳教所被判劳教的法轮功学员有352人，其中男学员104人，女学员248人，男学员在二大队，女学员在六大队，八大队和戒毒中心。”由此估算，何湾劳教所关押法轮功学员的人数确有可能超过上千人次（有的法轮功学员被关押二次以上）。
3、“转化”的不断升级
在关押法轮功学员的早期（约在2000年中期之前），何湾劳教所还没有“转化”这一说法，后来，马三家劳教所的狱警来过之后，何湾劳教所对法轮功学员的强制升级了，不断的强迫法轮功学员“转化”，强迫法轮功学员看电视上播放的那些对法轮功师父和法轮功的攻击内容，强迫法轮功学员做攻击法轮功师父和法轮功的所谓的“作业”，强迫法轮功学员喝什么“预防药”。“转化”，成了劳教所做“法轮功工作”的“最高追求”和唯一的衡量指标。
4、开足马力“转化”法轮功学员
在“转化”一个法轮功学员就“奖”10万元的巨大诱惑下，何湾劳教所开足了马力“转化”法轮功学员，用尽一切办法，甚至可以说达到了“不择手段”的程度。
何湾劳教所就象是一家特殊的“企业”，只不过它是通过“转化”法轮功学员而获取高额“利润”。中共上层深知“经济刺激”之道，把劳教所的一切“效益”都与法轮功工作“挂钩”。在这种畸型的“挂钩”之下，整个劳教所都为了法轮功而存在了，一切工作都以“转化”法轮功学员为出发点。
四、把整个劳教所警察裹挟到“转化”中去
大量的事实表明，劳教所的警察与劳教犯人，是在主动的想各种招术强迫法轮功学员“转化”的，并不是被动应付上级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自上而下实施一整套“利诱”和“威逼”政策的结果。
在“一切为了转化”的方针指导下，何湾劳教所制定了“完善”的“奖励”和“惩罚”措施，以及“连坐”制度（与古代的“保甲法”类似），也就是通过“利诱”和“威逼”，把警察和劳教犯人全部组织起来，以最严密的组织形式对法轮功学员进行“转化”。
亲历者回忆说：“中共利用升迁、奖金等引诱狱警们犯罪——“转化”一个法轮功学员奖励万元。利益被层层奖赏，劳教所的队长得到奖励、狱警得到升迁，看押折磨法轮功修炼者的劳教犯得到减期，还可以不劳动、从狱警那得到酒、菜，甚至毒品。劳教所的上上下下通过迫害法轮功获取好处。于是在利益的驱使下，个个都被扭曲了灵魂，丧失了人性。”
劳教所是中共的一个细胞，具足其恶性，对于“利诱”与“威逼”方法自然运用自如。它从“上面”争取到巨额拨款和有关“政策”，然后以巨额奖金和为警察升迁、为犯人减期等方式诱惑全体警察和劳教犯人就范。劳教所在组织、动员方面，有这么几招最是厉害无比、祸害无穷：
1、以高额奖金和记功升迁诱使警察全力以赴的去做法轮功学员的“转化”工作。
这一招对于那些贪图利益、又没多少实际本事的警察特别具有诱惑力；而那些有实际才能的警察也不得不积极参与“转化”工作，否则他们就会“落后”于那些混事的人，连正常的职位和奖金都难保。
2、对于不愿参与“转化”工作的警察则以“处罚”、“下岗”等迫使他们就范。
例如，亲历者回忆：“何湾劳教所教育大队的教育科长胡某某，他抓人打人，连去探视法轮功学员的亲属都不放过，狂叫一样的抓。其他警察不想抓好人，他就拿下岗来威胁，逼着他人犯罪。由于此邪徒很狡诈又很凶残，到目前，还没多少人知道他的姓名，知道的也不敢讲。”
3、复活古代的“连坐制”把所有警察“绑定”在一起参与到“转化”之中。
例如，哪个“大队”没完成“转化”指标，该大队和大队中的所有警察都不得参与评优、评奖、申报先进等活动，甚至还要扣发全单位的奖金。
此“连坐”制度，杀伤力极大，它让一个群体里最具恶性的人更有发言权，也让所有参与“转化”工作的人自以为是在“维护集体利益”，因而无论做了多么过份的事情，自己的良心也有一个借口逃避自责。
在最现实的“利诱”和“威逼”之下，于是，劳教所里各种各样整人的招术都出来了。这样，在发动人们做恶方面，就不只是依靠独裁者一个人的大脑了，而是“充份发动群众”了；千万人的大脑都被调动起来做恶，其为祸之烈，可想而知。
五、把所有劳教犯人卷入到“转化”中去
1、警察充份利用手中的权力，以“记分”、“减期”为诱饵，把劳教犯人组织起来参与“转化”工作，甚至唆使他们毒打、迫害法轮功学员。
“减期”是被关押于那种暗无天日环境里的所有人员的最强烈渴望，而且，那些劳教犯人本来就具有很大的恶性，为了得到尽可能多的“记分”和“减期”，这些劳教犯人自然就使出了“浑身解数”，使得整个“转化”过程更加充满了暴力与不人道。狱警答邦磊曾亲口跟法轮功学员说：“劳教人员，特别是吸毒犯都是一些好逸恶劳不可救药的，都想减期、不出工干活，吃好点，我能给他们需要的这些东西。你们法轮功没有。”
管教狱警以“减期”、“奖分”为诱饵，鼓励班长、“信息员”按其意图行事，以“配合管教狱警工作认真负责”的理由进行奖励，并批评不“尽责尽职”的“信息员”，以“罚分”与“取消减期”威胁。所以表面上管教狱警都强调不能打骂法轮功学员，实际上“信息员”是变本加厉地恶待学员，这些管教狱警都很清楚，这正是他们要的。出现打人情况后，管教狱警们也是敷衍了事，如五月份学员陈智慧、周建武、张军波和何向东被许多所谓的“安全员”、“信息员”毒打，最后管教狱警只象征性的罚了一个“安全员”300分（“安全员”是宽管，可以提前5天“解教”。）
一个亲历者回忆说：劳教所的“信息员”不仅可以不出工奴役劳动，还能额外获得减期，劳教犯谁愿意在这个苦地方呆着，都希望早日离开这个鬼地方。如果信息员不能满足恶警们的要求，恶警就把信息员撤换掉，还要辱骂他们。让信息员把仇恨转移到法轮功学员身上。这种连坐制是劳教场所狱警惯用的整人方法，实质就是“挑动群众斗群众”。
2、对于不参与“转化”法轮功学员的劳教犯人，劳教所以“一票否决”的政策强迫他们就范。
有一个法轮功学员写道：“我给我妈妈写信，被管教发现，她们就取消那些帮助我的劳教人员的被减的刑期”如果劳教犯人不服从命令、不参与或不积极参与“转化”工作，那么无论他们在其它方面表现得多好，也不能参加“记功”和“减期”，甚至会被取消他们所减的刑期。
另一位亲历者写道：“在劳教所，狱警和610狼狈为奸，对我进行非人道的体罚，他们在地上画圆圈，推我站在圈里周围写上攻击大法，辱骂李洪志师父的话，日夜不许我睡觉，除了吃饭外不许闭眼、不准动、甚至不准大小便！五天五夜的僵直站立，把我折磨得全身浮肿，双腿不听使唤，不能弯曲，尽管如此，我内心充满了对法轮大法的坚信，我不停地给当时包夹我的劳教人员讲述大法受迫害的真相，看到我被折磨得身体变了形了，包夹的人员哭着说：‘我也不想这样对待你，这几年来我们接触你们法轮功太多了，我们都知道你们是善良的好人，警察不许我们跟你们谈法轮功，也不许你们把受迫害的经历告诉别人。因为你不转化（放弃信仰），不交代问题，所以狱警强迫我们这样对待你们，达不到狱警的目地，她们就要罚我们的分，不让我们减刑提前回家。’”
3、警察挑选犯人作打手组成“机动班”专门“整治”法轮功学员
中国的监狱和劳教所培养和操纵个别犯人作打手，虐待、毒打其他在押人员，以实施警察的“统治”意图，这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但是，公众还不了解的是，何湾劳教所甚至成立专门的由犯人组成的“行刑”机构——“机动班”，如二大队就有“机动班”，作为二大队执勤和监督班，也是对法轮功行刑的打手班。
明慧网2003年2月16日刊登的亲历者回忆文章详述了警察利用犯人作打手的情况：
武汉市何湾劳教所的管教人员无道德、无人性、心狠手辣，特别是恶警张义、高君安两暴徒，犯下重罪。他们为了强迫大法弟子违心放弃修炼，在犯人中挑选五名身强体壮、学过拳脚的打手。第一名打手才斌，体重200多斤，此人没有半点人性，加上殷少刚、李奇忠、杨威、彭志伟，这五名打手是为了专门对付坚如磐石的大法弟子才挑选出来的，与张义、高君安一起犯罪。他们的口号是只要不打死，体内打得稀烂外面看不出来就行了，哪个想减刑期，那就要看他出不出力。
歹徒才斌出力最大，打人最多，100天刑期减去60天。这是千真万确的。在坏人的思想里，打人又过瘾、又减刑期、又得到干部喜欢、又不劳动。对打手们这么多好处，他们是求之不得。所以每个打手每天每夜都在干坏事，专门对付坚定的学员下毒手，只要是被抓到劳教所的学员、坚决不写保证的学员，五名打手将学员围在中心，拳脚如雨点、耳光数不清，被毒打一顿晕倒在地，又拖起来体罚、连日连夜24小时体罚，长年每月每天每夜、都是这样毒打和体罚学员。
有的学员一日多次被毒打，有的学员每天被承受100多下重击，有个学员叫汪俊，每天要承受两个多小时的拳脚耳光。你们想想两个多小时拳脚和耳光该有多少。有一次我数了一下，数了一百多，时间打长了，数忘记了。象打泥巴一样，天地见了也寒心，打手李奇忠还说：“你有多大的痛苦，我就有多大的乐趣。每天我要把瘾过足。”
有个学员叫周蓓，五个打手一齐上，拳脚耳光无数，一日被数次毒打，身体内被打得连轻轻咳嗽也扯得痛。学员朱邦福60岁的老人，被打手才斌贴在墙上后无退步，用脚踢胸部，连踢三脚，当时气已经被踢断了，气接不上来，人已经快死掉，但心里明白，用尽全身的力气，用了很大的力气，这样才吸了一口气进来，才把气接上来。这次他是死里逃生，活过来了。又一次五打手一齐将朱邦福围在核心，拳脚耳光一顿毒打后晕倒在地。又一次被五打手一齐毒打，一顿拳乱打、脚乱踢，被踢了脾脏站不起来，几个月不能走路，不能咳嗽。这一脚是殷少刚所为。
2001年10月15日朱邦福被恶警高君安拳打脚踢，甩在地下，扯住耳朵到处乱拖，戴上手铐，用电棍威胁，又强制洗冷水澡，淋灌以后不准穿衣，只让穿裤头，坐在水泥地上，大门打开冷风直往身上灌，冻得浑身发抖，又不让吃饭，身受重伤，又冷又饿，当天被恶警高君安迫害得只剩一口气。
再说体罚，早上4点起床，连毒打和体罚到晚上三点半钟才睡觉。坚持信仰的大法弟子，人人都受过毒打和体罚，坐在水泥地上，两脚缩拢，与身体没有缝，两脚并拢，两手贴住两脚两边，两手不能抱脚，腰伸直，还有多种多样体罚，用头顶墙，脚离墙三脚半远。用头顶床架，独脚蹲，一脚两手头贴墙，吊床架，脚腾空。如果哪一种体罚不符合犯人的规定，就被五名打手一顿毒打，还有很多体罚姿势，用笔写不出来。
腊月大雪天，狂风叫，窗门打开，强制学员洗冷水澡，不洗强制洗，一个犯人监视一个学员，最少要洗十五分钟，尤其是对六十岁的老人确实是一个死关。澡后，身体已经支持不住了，这还不算，还有卑鄙手段，强制学员做鸡叫，做鸟叫，做羊叫，做牛叫，只是做叫声还不行，做什么动物叫，还要做什么动物的姿势。强制学员站在窗口望着窗外喊报告，还要高声喊，不准停声，这还不算。法轮功学员彭未冬肚子泻要上厕所，才斌就是不准去，就是要让学员拉在裤子里，这还不算，还有卑鄙的，学员换衣服要向打手喊报告，用手抓痒要喊报告，眼睛不能到处望，眼睛不能闭上，如果有学员闭上眼睛，就说是背经文，被恶狠狠地毒打一顿。
何湾劳教所的残暴说不尽，恶警张义还说过这样一句话：对于“转化”法轮功，我有一百二十的信心，哪有“转化”不了的。
4、把劳教犯人严密组织起来以便全方位监控法轮功学员
警察把劳教人员分为“三员”（班长，安全员，民管会员，炊事人员）和普通劳教人员。“三员”相当于劳教人员中的“官”，有着更多的权利。
警察又从普通劳教人员中指派“信息员”，制定“信息员”制度，规定24小时以人盯人的方式监管法轮功学员，不论洗漱、吃饭、上厕所、出工、出操，必须要“信息员”陪同才行，睡觉也有“信息员”值班（晚上不熄灯）。“信息员”不许法轮功学员互相谈论与法轮功有关的内容，在严管班里甚至连说任何一句话都被制止，任何时候法轮功学员不能相邻，必须有“信息员”隔开。干什么事情必须向“信息员”说明，有其陪同才行。“信息员”随时向管教狱警反映情况。对于管教狱警认为“表现不好”的学员，安排多到四个“信息员”。
5、警察对“信息员” 实行严密的监管控制
恶警害怕“信息员”偷懒或阳奉阴违，或者在看管法轮功学员时不很卖力，恶狱警或队长经常躲在暗处观察他们和法轮功学员的行动。当然为了避免信息员在对待法轮功时下不了狠手，恶狱警们规定信息员不许和法轮功学员讲话。因为讲话可以沟通。人是有情的。他们绝对不允许对法轮功学员有哪怕一丝一毫的同情。一旦发现谁对法轮功有好感，就会被“飞队”（劳教场所一种处罚人的方式，把人撤下去，回去当普通劳教犯，如同新入所的一样，地位自然也就下降了。）2001年4月所谓八大金刚中的两个被飞了队。在此之前有的劳教人员说，张义私下找他们个别谈话，问在严管班最近谁对法轮功比较好。当然被问出来的都飞了队。八大金刚中有个叫雷宾，张义直接找到他问，听说你最近对法轮功比较好。雷宾吓得赶紧说没有。最后雷宾还是被飞了队。
6、复活古代的“连坐制”把所有劳教人员“绑定”在一起参与到“转化”之中。
对于劳教人员，哪个“小组”没“看好”法轮功、没让法轮功学员“转化”，全组一律不能参加“记功”和“减期”，并且要受到警察的辱骂和处罚。
一个亲历者回忆说：“最恶毒的是她们不但迫害学员，还挑起其他犯人仇视学员，学员不配合唱歌，她们就罚全部犯人集体不停地唱，唱得那些犯人对法轮功学员又叫又骂；学员不写‘自查互查’、‘交待余罪’，她们就让全体犯人都不准睡觉、夏天全班都不准挂蚊帐，或者找理由训操，上下楼梯来回跑。”
六、围绕“转化”实施从入所到离所的全程迫害
何湾劳教所对每一个法轮功学员都密谋策划、安排了一整套强制“转化”的流程，警察对每一个“转化”步骤都事先进行周密的谋划。法轮功学员就这样被迫置身于这种由别人安排好的“命运”之中。
1、入所的侮辱和严密监控
一位亲历者回忆说：“一进去恶警就在厕所里给我剪囚头，搜身，检查行李，所有的衣物扔在厕所的地上，检查完开始背监规，在厕所一直呆到晚上。”另一位亲历者回忆说：“在那里，被劳教的人员一律剪齐耳短发。我刚被关进去，一个犯人为了丑化法轮功学员的形象，故意把我的头发剪的象一个菠萝。”
一位亲历者回忆说：“进劳教所当天，就安排一个刑事犯看管一名大法弟子，24小时不能分开。大法弟子被禁止互相之间说话，连自言自语都不行（怕大法弟子背经文）。大法弟子如有不配合处，犯人就要受惩罚。”
还有亲历者回忆说：“两个被劳教的人员‘热情’的接待我，让我很感动，后来发现她们二十四小时如影随形跟着我，或在我一前一后，或在我一左一右，指使我，限制我，训斥我。过份的‘关心’我，这我才知道她们是被称作‘包夹’的人，是被派来专门监视我的。她们随时要向狱警汇报我的情况，执行狱警的命令，没有生产任务。这是我第一次听说‘包夹’这个名词。这个词还挺恰当的，‘包夹’，即包攻夹击……不止是包夹人员监视我们大法弟子，其它的劳教人员都在监视我们。她们随时可以向狱警打报告，以获得减期的奖赏。一次排队时，我背《论语》，当时两包夹一前一后。站在我左边队列的和我平排的劳教人员突然问我：‘你嘴动什么？’我一下意识到她知道我在背经文。在劳教所里背经文、炼功都是‘违纪’的，看到法轮功学员相互打招呼、背经文、炼功时，那些劳教人员认为遇到了争取减期的好机会…… ”
2、住、食、生活虐待
一个亲历者回忆说：“每间牢房顶上只有一个小排风扇，高温季节人在蒸锅里生存，每餐吃的糙米饭、还吃不饱，菜也没油，有时盐也不放。”
另一个亲历者回忆说：“武汉那么热的夏天不准我用电扇，何湾本来蚊子就多，还要我睡在阴暗蚊子集聚多的墙角，别说闷热，就是蚊子咬的你都无法入睡，我每天晚上总是被咬的一身包。”“我睡觉的床就是把劳动用的木板两块一拼就是，到第二天又用来当劳动工具。我总是感觉饿，每餐只有二两饭，由包夹送给我，高兴时给我多打点，不高兴时连二两饭也不到。”
3、强制“学习”和“认罪”
亲历者回忆说：“进所后要背所规、队规，唱认罪歌，剪平头。认罪歌大法弟子们是不会唱的，那么就被罚站，一站就是几个小时，到天黑也不让吃饭。谈到剪平头，真是……当第一个被带进去剪头发的大法弟子出来后，我们都惊呆了，她那一头美丽的长发此时却变成了象一个瘌痢头，面目全非。所规队纪里规定在押人员不得打骂人，然而犯人们却可以在狱警的指使下随意打骂大法弟子，所规队纪纯是一纸空谈而已。”
4、强制超时劳役
这是一位来自农村的法轮功学员叙述在何湾劳教所的感受——
“在何湾劳教所里，对一般的劳教人员就是用超时、超强度的奴役劳动来‘教育’。早上六点至晚上十点是劳教人员的工作和生活的时间，中午不休息，共十六个小时。这期间三餐饭共用时一个半小时，三次入厕共用半个小时，早晚洗漱一个小时，有时早操半个小时，共计三个半小时，剩下的十二个半小时全是奴役劳动时间。晚上十点钟休息。当然这是指能‘按时完成任务的人’，干活的快手。这样的人是极少数的。绝大部份人不能按时完成任务，那么在十点以后继续加班，十二点钟之前什么时候完成任务什么时候可以去休息。到了十二点钟还完不成的就去休息，但记下今天所欠的任务，以后补上。有的人一直到劳教期结束了，所欠任务还没有补上，怎么办？那就延长劳教期限。”
“我每天做奴工到晚上十二点，一天干十四个半小时，我也从来没有完成过当天的任务。每天都‘欠’下任务，这给我造成了很大的心理负担和压力。我当时干的活是拆纱——用锯条把针织的布头拆成纱。做奴工时坐在指定的位置，不准走动，不准抬头张望，不准讲话，不准打瞌睡，不准坐着休息。需要什么原料或上交产品都要先打报告，包夹还要随时跟着。干活时坐的小马扎，凳面不是一整块木板，而是一根根的木条，木条与木条之间有间隔。长期坐在上面臀部硌的很痛。很多人的臀部磨起了茧，一层层的脱皮。特别是夏天更难受，长期坐在上面不准起来动一动，这其实就是一种酷刑。”
“我们就是长期在这种刑罚状态下劳动，每天我都感到特别特别的累。我是农村长大的，所有的农活我都干，有生以来还没有感觉这样累过，好象要累死似的，不知道这一年的劳教期怎么才能熬到头啊！”
5、警察谈话“教育”
劳教所所谓的教育就是叫去谈话，狱警严某、谢某，骂骂咧咧用种种脏话辱骂修炼的学员，这些变异的警察已习惯于用脏话与人交流。亲历者回忆说：“她们的形象与我们心目中人民公安的形象差之千里，甚至可以用恶劣来形容，请看——上班时间，让刑事犯帮她们干私活：烫头、洗头、按摩，嬉闹，瓜子壳、水果皮随地乱扔一气；逼法轮功学员军训时，她们穿拖鞋；干部们换洗的衣服、床单、被子等，每个分队都有一个刑事犯专门为她们干这些，凡此种种劣迹不胜枚举。”
6、强制洗脑“转化”
在何湾劳教所，法轮功学员除了承受生活上的困苦和繁重的劳役外，还要承受精神折磨，那就是警察和犯人对他的“洗脑”。
一位亲历者回忆道：“对不屈服的大法学员每天晚上都洗脑到很晚，当时洗脑班上有28个人，其中有一名是犯人，是迫害我们的。进了洗脑班后首先就要写揭批，揭批得按警察的要求写直到他们认为通过。每天晚上必须看新闻，看完后就开始所谓的讨论，要我们不断的诬蔑批判法轮功，按他们的说法就是把法轮功的思想都倒空、忘掉，还要我们做记录，人人都要所谓的‘过关’，花样也多，电视上只要有诬蔑法轮功的，更是非看不可，早晚都要看，除此，还经常让我们看诬蔑法轮功的录像，看完后必须讨论发言，也是人人都要‘过关’，还要经常写认识，要符合邪恶的要求说违心的话，否则就不能‘过关’。在那种扭曲人心灵的残酷迫害下，我们经常是以泪洗面，那种看不见摸不着的精神压力使我们常常感到头象是要爆炸一样。迫害我们的恶警黄××、彭××完全把我们法轮功学员在邪恶压力下的‘屈服’当作他们往上爬的政治手段，用此来显示自己的工作有成效。”
对于始终拒绝妥协“转化”的法轮功学员，何湾劳教所有时会中途强送到外面的“洗脑班”加大力度迫害。例如，一位叫何艳的女法轮功学员，二十八岁，独生女，是武汉市某所学校的音乐 教师，坚定信仰，约十个月后，六大队恶警们就把她劫持到武汉市法教班 迫害， 将近半个月再返回六队时，先前高大结实，红光满面的何艳竟变成一个全身黄肿，难睁双眼，站立不稳须由人搀扶的老太太了。
洗脑的方式很多，我们将在下文专门论述，这里只略述一、二：每天从早上直到深夜，除了吃饭外，有三班人马，每次少则3、4人，多则5、6人，轮流与他“交流”，不想谈，强制谈，不想听，强制听，不停地向他灌输攻击法轮功的内容。有时，警察和犯人会通过毁法轮功师父的像等方式，给法轮功学员以精神打击。有时，警察会指使几个犯人将学员按在地上反扭着他的手，要他写“转化书”之类的东西。种种方式，不一而足。如果法轮功学员不授受“文”式的洗脑，不妥协，那就可能要面临着“武”力强制，即各种酷刑折磨。
7、“大刑伺候”
对于不接受洗脑、不愿意违心“转化”的法轮功学员，劳教所警察的主要方法就是这一条——“大刑伺候”。当法轮功学员申诉自己的观点时，那里的警察直截了当的说：没有道理跟你好讲。
劳教所的酷刑，可谓集古今中外之大全，这里只举数例：
有个法轮功学员回忆说：“劳教所警察强制我罚站三天二夜后，她们看不管用，又把我用铐子吊在铁窗上几天，脚勉强落地，疼痛难忍，也不让大小便……“狱警胡芳公开说：写东西（指写保证不炼法轮功等）才能享受这些自由。犯人邓艳说不让你难受你是不会写的。包夹犯人周丹〔后来才发现是个艾滋病患者〕边打我边说：‘你们这些人都蛮贱，不打就不写，我带过一、二十个法轮功学员，个个我都打过。’我告诉她们，宁可被你们打死也不会写，并告诉她们大法真相。”这个学员被折磨得疼痛难忍、大小便解在裤子里、又冷又困，承受力到了极限，然后昏迷过去；等犯人一走到她跟前，她又醒了，顿时又感到全身撕裂般的疼痛，呼吸困难；接着又昏迷过去……在多次出现昏死状态后警察才取下铐子……“下铐前三天，我看到窗下有一只小狗，天一黑就开始不停惨叫直到天亮，邓艳说小狗给我喊冤，她讲给狱警听，狱警还在办公室笑呢。我的手、脚、头疼了大半年，腿现在仍没有恢复。”（明慧网2006年2月19日《我在监狱、洗脑班、劳教所受迫害的经历》）
一个受害者写道：在何湾劳教所，法轮功学员没有做人的基本权利，有的法轮功学员只因炼功，背书，管教人员就将法轮功学员的手脚捆起来，摔在地上，管教们叫嚣着：“摔死了活该！”他们还用胶带把法轮功学员的嘴封得严严实实，甚至连鼻子也封起来！当人实在要窒息了，才把胶带撕开一点缝。警察经常狠狠地说：“如果你死了，我们肯定会告诉别人你是自杀身亡的，法医都是政府人员，谁能证明你不是自杀的呢？”（何湾劳教所对法轮功学员滥用酷刑的情况，我们将在下文专门论述。）
8、关“小号”或严管禁闭室
强制“洗脑”和施用酷刑最“方便”的地方是“小号”或禁闭室。严管、禁闭、关“小号”，既可以说是一种单独的“酷刑”，又可为其它酷刑提供最方便的“条件”。
何湾劳教所至少设有两个严管禁闭室，把一些不放弃修炼的法轮功学员禁闭于“狱中之狱”，并且长期不允许家属接见。有一个法轮功学员回忆说：“警察就把我关在一间房子里，窗户紧闭，看不到外面任何东西，听不到外面的动静，两个包夹轮班看守我。每天在全队人起床之前要洗漱完毕开始奴役劳动，晚上全队的人都休息了，12点以后我才能去洗漱休息。所以每天除包夹外看不到任何人。”“包夹不断的逼我写检讨，先是所谓的好言相劝，再就是厉声训斥、挖苦讽刺、体罚等。奴役劳动的时间越来越增长，睡觉的时间越来越缩短，到后来每天只让我睡四个小时，最短的时候只让我睡二个小时。不准打瞌睡，确实困的不行了，打了瞌睡了要挨骂，还要扣分。”
9、对违心妥协者继续洗脑和折磨
因受不了高压、酷刑而违心妥协“转化”的法轮功学员，劳教所虽然对他们不再动用酷刑折磨，但他们的“劳动任务”并不能减轻，他们的生活自由仍然严格受限制，他们仍然要继续接受洗脑，而且，他们被分成小组，随时“应召”去做针对其他法轮功学员的“转化”工作。
本来就是违心的“转化”，表态“转化”后还要被警察利用着去说违背良心的话、做违背良心的事，这种精神折磨真是生不如死、度日如年。一位亲历者回忆道：“我们这些写了所谓的‘转化书’的人（宽管的），比起严管的（不写所谓‘转化书’的）人来讲，虽然不打我们，可那种看不见的精神压力，非常残酷可怕，我们每人都有一个小板凳，每天都得按规定坐在自己的位子上，不许说话，不许动，还经常搜间、搜身，被子、衣物翻得底朝天，连一片纸也不放过，目的是看上面有没有写经文。每次家属接见之前都要搜身，内衣、内裤都要搜，接见家属时，警察和犯人都要看着，这样还不放心，回班前还要搜身，连家属送来的冬天的衣物、被子都要泡在水里。”
10、“定期抄监”
何湾劳教所一个月要搞一次“抄监”，由狱警指挥，一般的犯人具体执行。监室被抄后，屋里的东西被翻的乱七八糟，一片狼藉。法轮功学员的柜子、床铺、物品自然要被重点查抄。查抄时，恶人往往把法轮功学员的私人物品顺手抄走。
11、煽动“检举揭发”
何湾劳教所沿袭了“延安整风”和“文革”的做法，时不时的要大搞相互的“检举揭发”。一位亲历者回忆说：在何湾劳教所还有一件恐怖的事情，那就是隔一段时间就要搞一次“检举揭发”。既要揭发自己又要揭发他人，不揭发还不行，人人都得揭发。有的人确实没有什么事情可揭发的，就不得不去编造一些交差，如，有些人就编造说：“我看见×××炼功了。”“我看见××背经文了。”“我看见法轮功×××和法轮功××讲话了”，等等。有的人为了打击报复还故意陷害仇人。这样每个人都要去揭发他人又要防着被别人揭发，搞的人人自危，个个心里恐慌。据我了解当时法轮功学员大部份没有参与揭发，但往往成为被揭发的对象。
12、延期关押
何湾劳教所还经常对不妥协的法轮功学员实施延期关押。
有一个亲历者披露说，至少有三名法轮功学员，王丽、姚惠、周霞，由于坚持信仰，被何湾劳教所无理延期三个月，三个月到后又延期六个月，队长陈霞邪恶地说，就这样无限期地延长下去！真是惨无人道！
另有亲历者披露说：“劳教人员是每罚100分，就延期1天。法轮功学员炼功，互传经文，交谈经文，拒绝‘学习’造谣污蔑大法材料的等等都会被罚分或加重监管。杨晨学员在课堂上举手提问题就被送入‘严管班’，学员周建武因为欲向狱警反映问题被毒打，心里不舒服两餐不吃东西就被凶手、劳教人员周厚顺副队长灌食，并罚了900分，进入‘严管班’；李哲、杨图强、李自成等更多的学员仅因坚定信仰而无其它任何理由送入严管。”“今年（2001）九月份以前到期的坚定信仰的法轮功学员只要一到期就被加期，无任何理由。二月份到期的坚定的法轮功学员余刚海先后被无理加期9个月，六、七月份到期的学员张运柳、刘涛、彭惟圣每人也被无理加期半年（要知道，逃跑成功的劳教人员后被抓也只加半年期）。今年11月、12月每月又有10余名被非法劳教的学员到期，能否按期释放还很难说。”
13、到期后转送610的“洗脑班”继续迫害
对于到期或本已延期关押的法轮功学员，何湾劳教所还与武汉610办公室串通，不予以释放，即使是法轮功学员的家属到劳教所接人，劳教所也想方设法避开家属，而把这些学员偷偷移交610办公室，由它转送到类似于集中营的“洗脑班”继续关押、强制“转化”。
一位亲历者回忆说：到期那天“江夏区610政法委直接开车到六大队门口拉我上车。车到门口，我丈夫看到了，上车说我是他的家属，来接我回去。”“一个姓李的把丈夫推下车说：她思想问题未解决有话要谈，丈夫问在什么地方，他回答在江夏分局。就这样我被他们强行拖到了武昌法教班强制洗脑迫害。”
另有一次，从凌晨开始就有法轮功学员在何湾劳教所门前守候，以防警察将到期的法轮功学员提前转移，早上8点钟左右，许多法轮功学员及家属陆续赶到何湾劳教所门口，要求警察放人。劳教所一方面出示伪造的到期学员签名的出门证明，一方面通知警察以“闹事”为由抓人。最后不但没有将到期学员顺利救回，反而有学员被绑架到别处关押。其实恶人也已经做好了充份准备，当地“610”早在8点就用大、小两辆车赶到何湾劳教所将到期学员从后门（女子戒毒中心）带走，并且一直向家属隐瞒真实情况。
14、释放后继续骚扰
法轮功学员从何湾劳教所回家后，仍不断的受到骚扰，“被劳教”成为610和许多部门继续骚扰的借口。一位亲历者写道：“非法劳教一年多，回家后，居委会、单位骚扰数次。第一次是回家不久，居委会书记和另一个人到我家找我爱人，不知要他签什么字，还要了电话号码，第二次又找借口骚扰……”
在骚扰中，有些法轮功学员甚至再次被强送“劳教”……
七、各大队的“转化”招数
1、二大队及其恶警陈勇、韩毓龙，雷昌文、高君安、李靖、刘彤钰、明建华等的“转化”手段
（1）亲历者自述在二大队的经历
二大队是集中关押男性法轮功学员的地方。以下是一位法轮功学员的回忆文章：
我2001年被非法劳教两年，被非法关押到湖北省武汉市何湾劳教所二大队，当时何湾二大队主管迫害法轮功的副队长是陈勇，九班（入监班）分队长是高君安，我刚被非法关押进去时，高君安曾指使犯人强迫我蹲军姿十多个小时。高君安还分管机动班。机动班是二大队执勤和监督班，也是对法轮功行刑的打手班。当时二大队非法关押了许多法轮功学员，不到一个月把我分到三楼一班。李靖是一班迫害法轮功的分队长。
2002年元旦前后的一天，早餐时不见大法弟子王玉林。十点多钟王玉林脸色灰暗，神情憔悴，双腿支撑不了身体，由两个“包夹”架着很勉强的走到一大队后墙根，他很艰难的坐在一条长凳上。王玉林遭了酷刑！大法弟子知道后，被非法关押一班的全体大法弟子决定集体抗议，中午吃饭所有法轮功学员都没有蹲下，要求二大队说清楚王玉林的情况。几天后迫害法轮功的副队长陈勇耍手段说：还在调查中。并把我叫到办公室，说我年纪最大，带个头配合一下他们的工作。我当时很严肃的对他说：“王玉林被打了，打人是犯法的，你们警察应该很清楚，你要我怎样配合？王玉林被你们打却要同修不闻不问，也不管是谁指使怎么可能呢？我们是一个整体，你们今天打他，说不定什么时候还会打我和其他人呢。”我又跟他讲了些真相，他表面上也认同。
后来有大法弟子开始不配合劳教所的迫害：不报数，不答到，不参加奴役劳工。紧接着一班有大法弟子绝食抗议，后来又有其它班的大法弟子也开始绝食抗议，据说当时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有一百多人。邪恶组织了一个有三套人马的灌食班子，从早上八点开始一直灌到晚上十点都灌不完。因为绝食的大法弟子众多，整个何湾上下都很紧张。
当时灌食非常残忍，特别是在李靖值日指挥灌食的时候。以六月中旬被灌食的江夏大法弟子柳家兴和七月中旬江夏大法弟子刘文平为例：李靖要刑犯将三个大蒜头、五六个又干又尖的红辣椒、半根黄瓜和几片白菜（全都没洗）搅拌成沫兑自来水灌他们。一个参加灌食的抢劫犯下不了手，蹓回班不停的说太残忍，太残忍了哇，他悄悄的告诉我说李靖非常狠毒。
大法弟子们被灌食后，不一会脸色苍白，脸上豆大的汗珠不停的往下流，衬衣有的地方都湿了，走也不是坐也不是，手一会儿捂胸，一会儿抓头，一看就知道是身体不适，摧残的难熬难忍，直到他们胃中全部吐空才慢慢平静下来。
后来我在楼梯间见到大法弟子王玉林，他的裤子从档往下是湿的，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不知道，但很显然是小便失禁。王玉林小声的对我说：“我被很多人按在地上打了一针。”后来我怀疑是破坏神经的药物。因为在2002年元旦前王玉林是非常精悍的小伙子，在被高君安指使机动班的人打了后慢慢的就痴呆了。
二大队还有挂牌的“心理治疗室”，其实就是专门对大法弟子行刑的场所。靠近食堂有一间，在机动班办公的里面也有一间。他们用黑纸把窗户玻璃封死，“治疗”的手段就不被人知。有时他们将大法弟子在这里用被套或大衣等物罩住头，机动班的打手们在四面八方猛烈击打，到快要死了一样瘫在地上他们方才住手。有时在食堂后面锅炉房的小巷里也用这种办法毒打大法弟子。2002年4月18日中午在“心理治疗室” 我就被高君安酷刑“治疗”了一个多小时。
2002年上半年，大法弟子叶浩被李靖强行隔离，每天由刑教犯甘声波“包夹”。早上六点洗漱后叶浩被甘声波带到李靖的屋里，要“背直、头正、双手搭膝盖”坐在小方凳上，活动的位置不准超过四块小地砖，只有0.36平方米的面积。到晚上九点后才让回班，为了减刑，甘声波很卖命，有时还故意刁难，经常还打假报告。
二大队强迫在押人员长时间劳役，有时通宵达旦，那里生产的有黄色刊物，坑骗百姓的假信息册子等假冒伪劣产品。如“将化学原料用高温搅拌匀后兑水稀释，装罐，贴上顶级名牌商标就是优质机油，水果包装箱的瓦楞纸刷上水泥浆，干了后，每个包装比实际包装重量要超出2-3斤，还有其他的手提袋等等，多数都以劣充优。
我吃饭时在菜里发现烟头和卫生纸。二大队的高君安把当时市场价格三元一瓶的沱牌酒，五十元卖给犯人获利。有时把一块多钱一斤的散酒也按高价出售获利。
韩毓龙，雷昌文是2001年末被分到二大队迫害法轮功的，2002年8月，何湾劳教所将男大法弟子关小号强行进行所谓的“转化”迫害，那里经常能听到韩毓龙的狂吼：“电棍伺候。”韩毓龙是东西湖区荷包湖六支沟人。恶警陈勇2002年下半年调往三大队后，雷昌文接任专职迫害法轮功，此人死心塌地的执行邪党的迫害政策。高君安、刘彤钰、李靖等恶警对法轮功残酷迫害均是他在幕后操纵。有时也跳到前台操作。在盛夏的中午他经常看哪个大法弟子不顺眼就拉到操场中间站在水泥地上让烈日暴晒数小时。如杨家敏、蒋长林等众多大法弟子都受过此迫害，有时一次多达十几人。
二大队八班的分队长刘彤钰是何湾劳教所迫害法轮功的得力干将，在2003年上半年他离开了二大队，听说他的胃很糟糕，可能得了绝症。高君安等恶警住在武汉江汉区西北湖附近。
（2）二大队办“严管班”加重迫害法轮功
2001年4月份，法轮功学员看到李洪志先生的《建议》一文后，绝大多数误入歧途者醒悟。于是二大队重新分班，三楼为普管班（有三个班在三楼，关押的都是法轮功学员），二楼八班是宽管班，四楼除老班四班外,其余的五班、六班都是严管的，只是不叫严管班而已。四楼普遍都管得严些，法轮功学员不让互相交谈体会、经文，日常的话多说两句都有信息员干涉，也不让随意走动，没事就坐着，画四块、六块地砖给你，很象“画地为牢”。
8、9月份成立严管班——严管班的情况更恶劣，不让接见，不让随便买东西。狱警王卫民纵容、指使劳教人员找各种理由打法轮功学员，扔法轮功学员的东西，他爱使阴招。在严管班那比四楼其它班管得更严些，严管班的信息员都是狱警从劳教人员中挑出来专门整法轮功学员的，有的学员被两、三个信息员管着、盯着。（关于“严管班”的情况我们在下文详述。）
（3）二大队的“文攻武斗”
当法轮功学员抵制无端的迫害时，劳教所警察立即动用一切力量予以镇压，二大队白天恶警、犯人齐动手，半夜则操控恶棍打手暴打，比文革时期“武斗”更加邪恶。
面对各种方式的残酷迫害、无理给大法弟子加期（一加就是半年以上），二大队的全体法轮功学员采取最平和的抗议方式：不出工，不蹲下，点名不答到。二大队的管教恶警充分发挥它们整人的本领：首先是故意拉长开饭时间，一个班一个班的开饭，开一次饭要两个小时，它们把首先要“开刀”的五班放在最后开饭。操控犯人把饭菜冻得冰冷，再让大家吃。让各班法轮功学员每餐在饥寒交迫中。
恶警还贴满攻击法轮功的标语，巨大的白色竖标从顶楼拉到底楼。每周六开小会，强迫大家坐两排，停止一切活动，攻击法轮功学员。大队开大会时，恶人周厚顺（副队长）在大会上挑拨刑教人员憎恨、攻击法轮功学员。他们禁止法轮功学员接见，买东西，包括生活必需品（洗衣粉、卫生纸等）。他们精心制造一个极其邪恶的环境，这种“红色恐怖”随着恶警的苦心营造，一天天地在升级。
这样“文斗”一个月后，他们把比较坚定的法轮功学员分散调队进行迫害。然后开始第二轮迫害——武斗。
它们首先“开刀”的是五班，选择在冬天的晚餐后，天已经黑了，点名时打手齐出手，暴打五班法轮功学员，每天都将他们打倒在地，死劲按在地上。上楼后，关上门窗，对法轮功学员长时间罚站，指使犯人攻击、谩骂。值班室的打手守在门口、窗户旁，恶警吴强几次到班上以减期来利诱打手们——既能打人，又能减期。
半夜时分，犯人班长骆文斌挑选几个恶犯将法轮功学员李冰、陈景辉、张家刚一个个单独劫持到洗手间，拳打脚踢强迫蹲在墙角，头、腰部、脚跟“三贴”紧靠墙面。值班室的打手范小武（音）等冲过来照心脏部位一重拳。“咚”的一声，人半天没有进气，也没有出气；等缓过气来，再换一打手施刑。恶人骆文斌一看法轮功学员还不妥协，就威胁拖到“后围”扣上“逃跑”的帽子往死里打，打死也白死！没奏效后继续强迫法轮功学员“三贴”蹲至深夜，还不许上厕所小便。第二天，拒绝出工的大法弟子吴方卫，陈景辉，张家刚，王治文先是被恶警周厚顺、吴强威胁调队迫害，一看没效就每人罚三百分，延期三天。扬言两天不出工就延期六天，依次类推。
每天点名，开饭前后都对法轮功学员拳打脚踢，上楼回班关上门窗“文斗”。这样“文斗”“武斗”演了几天之后，全队将各班法轮功学员打散，开始第三轮更加邪恶的迫害。
他们先把刑教人员留下安排好铺位、柜子，再把法轮功学员分散到各班，让大部份法轮功学员没有床铺，有的睡地上，有的三人挤在一起，上铺经常有人半夜被挤下、摔伤。法轮功学员吴方卫、张家刚被调到新五班，陈景辉调到一班后，长期罚站到深夜，每天罚站近二十个小时，几天下来脚肿得无法行走。
新五班挑选更加邪恶的张义当队长。体重二百多斤的恶棍才斌充当其打手（班长）。各班的刑教人员全部留下，显然经过一个月的“文斗加武斗”，恶警对他们的表现很满意。新五班有十二名法轮功学员临近关押到期，而且很多是年岁大的，恶警却变本加厉地疯狂迫害。
第三轮“文斗”它们又增加了两项“新招”。一是车轮战术，强迫法轮功学员在四面寒风的食堂，操场挨冻罚站。每天连续十几个小时不上楼。有时晚上冻到十点多钟。监控犯人则轮流休息。二是晚上九点多钟以后，强迫法轮功学员向值班犯人打报告才让上厕所，一直喊到犯人点头同意才行。因为每天长时间体罚，会出现尿急、尿频等症状，特别是年岁大的更严重。老年学员张思锋、胡水鑫等经常被拖回不让小便，只好憋到早上六点起床后。刑教人员还借机攻击、谩骂法轮功学员。
这一轮“武斗”它们选在严冬的一天早餐时间，因为这天下着很大的冻雨，地面水很多。恶警、犯人齐动手，恶警反复提醒：“雨下得很大，大家用脚垫着，不要把法轮功摔倒在水里！”犯人立即领会恶警的暗示，只要谁略加抵制，几个犯人就冲上去拳脚交加，把法轮功学员打倒在地，按在水里。他们对年近六旬的大法弟子张思锋，挑选几个身强体壮的恶警，把他提起，按下、折磨几十分钟。根本不把法轮功学员的性命当回事！它们还对新五班演了一场“武斗”。张思锋、刘涛、易志发等人被它们折磨得行走困难，到期释放时是一跛一拐或被亲人架着出去的。
这场针对法轮功学员的“文斗加武斗”一直持续将近半年之久。每个班上都经历了一场方式不同的残酷迫害。半年之后才逐渐允许法轮功学员接见，他们又乘机把“魔爪”伸向大法弟子的亲人，恐吓、威胁学员的亲属，将迫害延伸。
2、六大队及其警察刘辉等的“转化”手段
六大队是集中关押女性法轮功学员的地方，下设三个小分队。一分队是所谓的宽管班，二分队是普管班，而坚持信仰的法轮功学员和初到的法轮功学员都被分到三分队——严管班。随后，法轮功学员越来越多，又成立了八大队专门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
这里主要是女警察，在人们的心目中，女性多少会有几分温柔与善良，可是在六大队的女警察身上，几乎难以看到这些品质，却多见狡猾和自私。
一位法轮功学员回忆说：“六队的管教更是邪恶，我和几位学员因表示要坚修大法，拒绝背所规队纪，管教就拍桌子、打椅子，用极其下流恶毒的语言咒骂我们，一骂就是几小时，还恶狠狠地说：‘吸毒卖淫嫖娼是正当，炼法轮功的人邪恶至极。’并罚我们站在大厅里几天几夜不准睡觉。想想在沙洋劳教所几天不吃饭，送到这里来又不让睡觉，精神和肉体还要遭受所谓‘人民警察’的残酷折磨，站在大厅里的我浑身瑟瑟发抖，筋疲力尽，死神在向我靠近。我站着睡着了，警察照我脑袋上一棍子，怒喝：“不许睡”。也就在这短短几天里，有位学员被活活整疯。”“除此之外，它们还逼迫大法学员写保证书，谁不愿写的，就将谁放在一伸手可抓一把蚊子的地方喂蚊子。晚上睡觉时不但不给蚊帐，还不让关灯，使得屋外的蚊子象长龙似的往房间里飞。整个夏天毒蚊子不知喝了大法学员多少鲜血。”
六大队有个叫刘辉的队长，此人熟悉《转法轮》，经常盗用修炼的词语讲述一些歪理邪说。有一次看了有关彭敏（被看守所毒打致死的武汉法轮功学员）的焦点访谈后，她说：“他是圆满了，那不是政府在帮忙吗，好事，应该感谢才是。”这是什么逻辑？当年日寇侵略中国时，有很多坚贞不屈、英勇无比的抗日义士为国捐躯，难道我们应该感谢日寇吗？正因为她做洗脑工作卖力，受到上级的嘉奖，提升为六大队副队长。
一位亲历者回忆道——
“无论什么季节，晴天还是雨天，家人送来的衣物，包括棉絮，棉袄，棉鞋和皮靴，都要被狱警指使恶人（普教人员）浸泡在水里，浸透。我问为什么，她们说：这是规矩。我被带到三楼二分队，那里以吸毒者为主，每个班都关着一个或几个不放弃信仰的法轮功学员。她们不让我们说话，也不让我们和别人接触，一个班一间房间，二十多个人，上下铺挤得满满的，蚊蝇很多。普教人员说：热天，用涂满肥皂的脸盆网蚊子，一会儿，盆里就粘满了蚊子，又肥又大，吸饱了人血。
“六大队是个单独的院子，临街的大门上挂着××服装厂的牌子，另一道铁栅子的门隔着所部和男队。
“车间就在每一层楼里，空气里面满是灰尘，每个人一个小凳子，长时间坐在那劳役，没有任何劳动保护设备。后来有学员让家人带进口罩，也起不了什么作用，许多学员咳嗽，发烧。几个六十多岁的老学员，血压很高，也不让休息，有个学员得了肺炎，就让个兽医在班上打吊针。
“不管学员年龄多大，任何活动都要小跑步集合，限定时间，包括吃饭洗澡。
“狱警的饭桌就摆在一楼门厅里，天气好时就摆在院子里，过往人员很多，包括被劳教人员出出进进她们却旁若无人的细嚼慢咽的品味着由她们挑选来的普教人员为她们在小灶里做出来的“美味佳肴”。
“经常看到有理发技能的普教人员在过道中被她们使唤着为其洗头，按摩，梳头，美发。
“她们叫普教为她们带孩子，洗衣服、织毛衣、种菜、喂猪等。包夹法轮功学员，整学员，更是利用了这些劳教人员犯罪。有个普教说：这栋楼就是他们用普教的钱建起来的。建此楼时，队里要每个普教人员家里捐钱。奴役中刮的书页子，就有黄色印刷品，她们利用此来赚黑钱。
“看到劳教所是共产邪教一统下的中国社会的缩影。大墙内外一片漆黑，我抑止不住的泪水夺眶而出，拒绝参加任何活动，要求她们无条件放我出去。
“还有早期非法关进去的学员告诉我：刚关进去时，学员们都一直抵制迫害，集体炼功，背法，管教拿着电棍和普教恶人对学员大打出手。她们用苦役，不让睡觉，整夜干活折磨学员。那时天热，蚊子叮咬的很厉害，学员就用塑料袋连脚一起套住扎在裤腿上，一趟下来塑料袋里积满了汗水，脚就浸泡在里面。大家都没有屈服。”
3、八大队可怕的“包房”和“心理治疗室”
2000年底，劳教所又非法关进大批法轮功学员，有一部份女学员没进队就直接转到一墙之隔的戒毒所。由于2000年大批法轮功学员被劳教，因女学员太多，2001年过完年，六大队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太多，劳教所将原四队所在位置，新成立八大队用来关押从六大队分出来的一百多人，那里原本是关押吸毒，卖淫以及不够判刑的人员。
八队共分三个分队，一分队关押法轮功学员，二、三分队被称为“旁类”，以此来区别于法轮功，因为他们对法轮功的政策不同，也就是精神迫害与肉体迫害的区别。
在八大队，凡不愿放弃修炼的法轮功学员，一进去就被单独关押在一个小房间内，门窗紧闭，并由两个刑事犯严密监视，不让与外界接触，劳教所还美其名曰“包房”，在这里进行连续车轮战式的人海战术，不停地强行灌输攻击法轮功的谎言，软硬兼施，逼迫学员放弃修炼，否则，无限期地进行各种摧残。女学员雷祖英被囚禁在“包房”中达八个月之久，有的学员被逼得精神崩溃、神情恍惚。在这里，法轮功学员被强迫奴役劳动，从上午八点到晚上九点。为抵制这种不公正的对待，有学员在晚上点名时拒绝蹲下，被管教警察指使犯人强行按倒。
以下是一个法轮功学员的亲身经历——
“我被关在何湾劳教所里的八大队,我在那里听见和看见的都是最肮脏、最丑恶的现象，是个道道地地的人间地狱。我被抓进去的时候，我的右手完好，可是后来却被暴徒们折磨得变了形，成了连举都举不过肩的残废手。那是恶警逼着我们看天安门自焚事件电视时，当电视里在恶毒地污蔑我们的师父和大法时，我站了起来喊了‘法轮大法好’，当时恶警气冲冲地大声吼叫道‘把她拉下去’，这时马上有一女犯人猛扑过来，把我的右肩使劲用力往下按，她凶猛地把我的两个手反拧到背上，当时我的膀子被拧得疼死了，接着她把我从三楼一直推到一楼一个姓陈的恶队长那里，这个陈队长气急败坏地嚷，并污蔑我，说我喊‘法轮大法好’的正法行为是干扰了她们的秩序，并叫犯人给我读报纸给我听，说什么时候听进去了，就什么时候不读了，那个犯人也不知读了多少遍，连她都读累了，才停下来，还问我听了没有，我的回答是，那都是假的。我说法轮功学员绝不会自焚。一直迫害我到夜深了，才罢休。
“后来我不配合早上的军训，她们又借口说我犯了她们的纪律，把我关进了心理治疗室，房子里整天门窗不开，有时闷得连气都喘不过来。开始的头半个多月里，恶警每天就专找些叛徒来轮番给我做工作，基本上都是从早上一直到深夜，我不听，她们也赖在那里不走。后来恶警还找来外边男队的被所谓转化了的人来作我的工作。我没听他们的，半个多月过去了，恶警见目的没达到，后来就来软的，见我家里无人探监。装着假关心，给我送来一些日用品和衣物，企图诱惑我，所谓的感化我，我也没动心，她们就恐吓我，说什么不屈服就加期，或判刑。最终她们撕下了假面具，一个个恶警找我谈话，要我作出选择，我还是没听。一恶队长最后下了毒手，命令犯人轮换看着我二十四小时不准睡觉。我干的是拆纱的活，由于我受过伤的手，基本上晚上都疼如刀绞，有时疼得身都不能翻，坐都坐不起来，手连扣扣子的力气都没有，扣半天都扣不上。他们还要每天逼我拆纱到深夜一点钟，有时到2点，她们给我的活基本上都是筋子纱，还要求拆得不剩一根纱，长期得不到睡觉，我的手指全都变了形，指甲变厚，变软，一个缺口一个缺口的，后来我的眼睛也看不见了，在这种情况下，恶队长借口说我完不成他给的任务就别想睡觉，这不分明在往死里整我吗？有一次她叫犯人强行看着我逼着我，要我连续干39个小时的拆纱活。
“我在所谓的心理治疗室快被她们迫害得只剩一口气了，我精神恍惚，什么也记不清。另外，恶警们对不屈服的大法弟子施刑，如：用电刑、戴手铐、管子灌食、嘴上贴封条等残忍手段进行迫害。”
4、七大队警察张培雄在大会上公开纵容犯人打法轮功学员：“打得好”
明慧网2002年1月18日刊登了《武汉大法弟子自述在何湾劳教所的遭遇》一文，详细披露了何湾劳教所七大队警察张培雄等纵容犯人毒打法轮功学员的事件：
张伟杰，37岁，海南华银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武汉证券部职工，2001年1月10日被非法劳教一年。“2001年5月14日晚，我和另外九名大法弟子被以出外劳动为名骗至何湾七大队。当时我除了穿的短袖衬衣和西装短裤，什么都没有带。我们提出要回去拿自己的东西，当时七大队管教队长张培雄（37岁，警号4204217）说什么这里都准备好了，不用拿。就这样我被分入七大队四分队。并被告知每人有二个信息员看着，坐着不准盘腿，不准写信，不准打电话；接见家人时信息员能记录我们的言行，不准我们炼功，看着我们劳动。第二天（5月25日）他们强迫我们出工奴役劳动，我拒绝后，要取回自己的东西。至下午，他们让原二大队的人将我们的东西送来，当时在张培雄和二大队管教干事（一名姓高的）指挥下，将我们带的东西检查，张培雄当时大声叫道：把书、纸、笔都收走。在他们指挥下，将我们几个人的东西扔在地上检查，张培雄叫负责检查的人把棉絮棉被扔了，说将来统一发。当查到我的吉列安全剃须刀时，张培雄叫道：扔了、扔了。就这样，我们9个人的棉被、棉絮、剃须刀、纸笔和一些业务书籍、被强行搜走。在这混乱中，我只顾把被他们搞乱的东西收拾着拿上楼。在收拾中我才发现我衣服口袋中的家信（其中有三封是我女儿写的，一封是我姐姐写的）被搜走了。我当时要见管教要回我的信，但班长和信息员阻止，说管教不见我们法轮功学员。我当时让他们代我去索回信件。可他们一直没有回答，在我再三追问下，张培雄让班长告诉我，他不知道有这些信。并说今后再不要提这些。从那以后他们还规定，我们的家信给他们检验完后，当着他们面看完，再把信给他们保管（多数是张培雄负责、监督我们看信并把信收走）。这里的伙食更糟。在十月一日之前，每天早上是一个馒头，一碗稀饭，馒头多半是又硬又酸。中午、晚上是一块饭，菜是水煮土豆或水煮黄瓜。生不生熟不熟。十一后换到新伙房才稍微强一点。这里干部背后指使劳教人员打大法学员。
“2001年6月25日晚，我到四分队去洗澡，因为七大队长期缺水，故我们每天只能下楼去洗。而洗漱室只有五个水管，另有四个淋浴头，而一个分队有二三十人，第一次是一个分队一个分队洗，还要定时间，故洗澡都是抢着洗，那天我下去时看水管都已挤满了人，而外边淋浴被人拧倒，因为只有拧倒时，才时断时续有点水，不拧倒一点水都没有，因为水压不够，我就在淋浴蹲着洗，这时值班室一个叫胡义的走过来，说怎么都把管拧倒了，都扶起来。我就扶起我正在洗的淋浴头。洗完澡我上楼回班后在床边地上坐下，约九点时，那个胡义带着新班班长陈胜强走进来，胡义往我这一指说就是他，陈胜强上来就是一腿踹在我左胸口中，又照我头上一拳，我被打懞了，这时我身边的李三元说不要打人。胡义又指着王敬福说还有他，陈胜强过去一拳把王敬福打倒，上去用膝盖和肘，打王敬福的胸，背。打了一会才停下来，我想我没有把淋浴头弄坏，是他们故意诬陷，而且这时班长陈国华和几个信息员已透话，再要是炼功就要打人了。我想了想就跟王敬福讲，要跟队长讲清这事，并且他们打人是不对的。应制止他们，这段时间他们已经开始打法轮功学员了。
“第二天早上，我让王敬福先去向队长谈昨晚打人这件事，由于班长和信息员讲干部不准我再找他们，因为我常提出要讲理、讲法。王敬福去找到张培雄讲了昨晚被冤打之事。王敬福回来后我问他谈得怎么样了。他说他去向张培雄讲了，张问还有谁被打了，我说还有张伟杰，张培雄说打得好。到早上开完饭，张培雄开了个大会，在大会上他主要讲昨天有人把淋浴头拧倒了，值班室的人打了他们，打得好，该打，还要罚他们款，十倍地罚。我想一个堂堂国家管教干部，七大队队长竟不分青红皂白就武断下结论，并且提倡打人。我就去找了谢教导员，他同意去调查，并也表示打人肯定不对。但到了下午并没有答复，只是陈胜强来问我说："你告我打你谁看见了。我知道全班除法轮功学员外，没有人敢做证。因为陈胜强是大队长左燕杰的关系。且打人是干部都说打得，谁还敢出来做证。我在晚饭时又找了谢教导员，他说不用罚款了，但我提出处理打人的事，他没有表态，我说我现在吃东西、喝水时左肋都疼。
“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我于第三天（6月27日）早餐开始绝食抗议，到了下午分队长吴洪涛找我说让我先吃饭，他们再来考虑。我说我要等到大队把打人的事处理了，我现在吃东西喝水都困难。我希望尽早听到处理意见。当时没有结果。到了晚上是管教干事姚群值班，大约八点，轮到四班去洗澡，我被留在班上，过了一会，班长陈国华带着班上几个信息员，杜春，田俊一共七八个人进来，并搬进一个板凳，然后他们把我拉下来按到板凳上开始灌食。姚群在一边指挥，我的嘴里被他们用汤匙和牙刷捣乱了。身上被他们抓得青一块、紫一块的。灌完后，他们又把我拉去车间奴役劳动。我拒绝奴役劳动。那时天气已开始变热。我身体很虚弱了。
“从6月26日早上，七大队全体法轮功学员集体抗议七大队这种迫害人的做法。在这种情况下七大队开始作出反应，到中午开饭时，张培雄把我叫到他办公室，假装问了一下经过，我说了一遍。他说：法轮功学员不会破坏公物，肯定他们搞错了。我说那淋浴头因水压低一直有人拧下来，我看到后一般都给还原好。我问他处理这事结果，他说让陈胜强写检讨，看我没有什么表示，就去拿检讨，并说这里对喝酒，赌博，打架都要处理。我加一句：对打人也要处理。他不回答打人的事，但他看我还不同意，才说准备罚陈胜强200分，（按理200分就是加2天期），我同意了，他说那希望你去吃饭。我说什么时候处理。张培雄当时出门叫人写了罚分通知。
“然而这件事并没有完，到了八月，陈胜强解教时，却被提前五天释放，理由是陈胜强打人有功，大队长左燕杰奖励他五天。”
八、对法轮功学员实施系统的“洗脑”
何湾劳教所对法轮功学员的“转化”工作往往是“先软后硬”，先文后武，软的就是“洗脑”，硬的就是用刑。洗脑是直接的精神转化，用刑是强制的精神屈服。
一个亲历者回忆说：“对于刚进来的学员，先由干部警官找你谈话，了解你的思想、修炼状况、家庭情况，然后找一个她们认为能攻破你的所谓的转化者来和你谈。最初的谈话都是‘和风细雨’的，那里的管理干部也都看法轮功的书，学着说些书上的话，针对着一切有漏的心进行破坏。”“对于坚修大法的学员，‘和风细雨’不管用，她们就露出狰狞的面孔。对于不背教规、不做‘作业’，不屈从邪恶迫害的学员，她们就整夜不让睡觉……”
何湾劳教所的警察为了能“立功受奖”，真是绞尽脑汁，他们不但承传了马三家劳教所的“经验”，并在其基础上加以发挥，逐渐摸索出一套系统的“洗脑术”，他们改变了单纯依靠暴力的做法，而加上了伪善、欺骗，打着“关心”法轮功学员的幌子，迷惑他们，摧毁他们的意志，“促使”他们“转化”。
1、警察首先“研究”《转法轮》
警察们为了达到目的，于是反复看《转法轮》，抽取书中对自己“有用”的“内容”，以便于“转化”迫害法轮功学员。
2．利用法轮功“犹大”做“转化”
警察们以减期为诱饵，以高压相威逼，把法轮功“犹大”组织起来做“转化”工作。警察们把法轮功“犹大”（被转化放弃法轮功修炼的人）招集起来，把他们邪悟的东西理顺成文，再结合610和“砖家”的“研究成果”， 编成一套论证为什么要“转化”的“理论体系”，用来给法轮功学员灌输洗脑。又让他们互相交流，使他们的思想相互“催化”、走向“成熟”，让他们“出口成章”、“口若悬河”，从而使他们成为劝说法轮功学员“转化”的骨干。
例如，二大队在610的配合下，经常利用“犹大”做法轮功学员的转化工作，学员如不配合便遭体罚，长时间不准睡觉和对人格进行侮辱，如法轮功学员卢启奇被罚站八天八夜不许睡觉，王浩被罚站十五天不许睡觉，两人的双脚和大腿因长时间站立而浮肿、变粗。
3、强制法轮功学员“学习”
对法轮功学员，劳教所经常搞所谓“学习”，就是洗脑。还要学员写“体会”。主要是看“录像”，看报纸，“殃视”（中央电视台）的相关节目，“殃视”有什么攻击法轮功的节目都会提前通知到劳教所，因为中共对法轮功的镇压是个精心组织的“系统工程”，由610统一指挥和协调。
法轮功学员回忆说：何湾劳教所还从社会上请了人来做报告，对法轮功学员“放毒”。2000年湖北省610委托华中科技大学几个所谓的“专家学者”炮制出了一个什么“研究报告”，华工的一个研究什么宗教的，武汉市精神病研究所的一个姓刘的所长都来何湾放过毒。何湾劳教所还放了云南蔡朝东的四个“万岁”的演讲光碟，表面上他非常有口才，有常人的正义感，却被邪恶势力控制了，他直接做学员“转化”工作，破坏性很大，后来明慧网曾发表文章叫大家揭露他。
4、软和硬的心理战术
最让法轮功学员接受不了的就是警察叫劳教犯人将污蔑法轮功及李洪志老师的话象写大字报似的贴在墙上，从精神上进行迫害。警察和“犹大”还对法轮功学员进行各种人格侮辱，以打击他们的意志。
当然也有用“软”的心理战术。有一个女学员不配合 “转化”，警察就把男警察找来假意跟她交朋友，送温情，送生日蛋糕，当该学员识破了他们险恶用心，他们的阴谋破灭之后，恼羞成怒的狱警就散布法轮功学员乱搞男女关系的谣言。
5．逼迫法轮功学员写“转化书”和“揭批书”
警察们把坚定的法轮功学员分开隔离，然后用三个“犹大”对一个法轮功学员“围攻”，一旦“打破缺口”，就开始逼迫法轮功学员写什么“决裂书”，接着就让学员看所谓的“反思访谈录”等迷惑性较大的录像，以巩固“成果”，接着则开始“悔过”、“揭批”（他们还有一个全国各地汇集的“揭批”读本，上面是各种“揭批”文章）。就这样一步一步的直至彻底的使法轮功学员妥协。
6、所谓“转化”之后仍要进行再洗脑
被所谓“转化”的人，除了每天劳动外，还要被狱警进一步洗脑，经常看攻击法轮功的书，光碟，学习有关佛教的书籍，每天还要写“心得体会”。
后来，全国各地曾违心妥协“转化”的学员不断发出“从新修炼”的严正声明，在这种情况下，警察因为害怕妥协的法轮功学员清醒过来，还要求他们将来回到社会之后，不看不听别人传送的法轮功经文。他们也知道他们的那点“理论”是脆弱的，一旦法轮功学员冷静下来，看到法轮功经文就会清醒。有个法轮功学员说得好：“邪的东西就是怕正的，他们所干的一切都是见不得光的。”
7、亲历者自述洗脑全过程
我于2001年被送入何湾劳教所，非法关押于八队。刚到时，我和几个一起送去的吸毒犯在厕所里等了好长时间，她们都必须蹲在地上，我一直站着，那些警察也知道法轮功不配合她们，也就不管我了，然后一个个脱光衣服检查，还要检查随身携带的物品，连我带的有关刑法的书也被没收，而吸毒犯们同样的书却还给她们，然后她们就被送到分队，我则被关在厕所里一整天到很晚才被送到会议室，墙上到处都是劳教所迫害法轮功的所谓奖旗之类的东西。女警黄虹说这是我们这里最好的房子，里面有二块木板放在墙边地上作为床，中间一个大会议桌，有二个吸毒犯在里面，她们的责任就是监视我。她们每天晚上一点钟换班，也就是一人睡觉，一人看着我，到第二天中午一点再换班，这样轮换，很晚才让我睡觉，早上三四点就起来洗漱。后来我才知道因那些管教怕法轮功见面，她们说你们互相之间一个眼神就能让她们的工作前功尽弃，晚上几个犹大安排来跟我所谓的切磋，白天晚上轮番换阵，还必须要完成劳动任务拆纱。
女警黄虹表面上对我说“你不要做，你来又不是拆纱的，你又没任务。”然而私下里她又对吸毒人员交待让我不能停。吸毒人员对我说：“你以为没任务，你的任务总不能让我们来做吧。”拆纱就是劳教所从纺织厂，针织厂進回来的边角余料，有的很小只有一指或二指粗，要把它拆成细纱给飞机场或其它工厂用，通常一斤只几角钱，每人每天要拆几斤，用食指和大拇指拆，手拆一会儿就起泡子。
过了几天，她们又把我转到一楼一个楼梯间里关押（严重违反劳动教养条例），每天不能出進，由吸毒的把饭端来，连上厕所也在房间里，用一个小痰盂，而二个吸毒的也懒于上厕所，都在房里小便。恶警不停的安排不同的犹大来。其实，我知道犹大们的东西乱七八糟，我当时有一念不对，我想看看她们到底想干什么？我并没有想到这些帮凶犹大会如此邪恶，以至于为此付出惨痛代价。当然也有自己的根本执著。我被欺骗洗脑之后就被分到一分队，都是被洗脑的学员，互相之间不许私下讲话。在这里上午要干活，下午要上课、看录像等强制洗脑活动，晚上还要讲述一天的活动，揭发他人。由于我的学历等，帮凶犹大们极力软硬兼施的让我与她们一起去做欺骗其他学员，她们先与恶警一起商量大法弟子的执著和有漏的地方、派谁去等问题，一、二次之后，我发现犹大们在未被“转化”的学员面前尽量扮演大法弟子的角色来哄骗大法弟子，而在已“转化”的人面前又是恶魔，晚讲评时她们不堪入耳的骂师父和大法。这时我发现上当了，一些和我一样被哄骗的学员逐渐抵制，使晚讲评成为一个虚设。
在这种情况之下，恶警又开始新的方式，把她们认为的骨干（恶警把劳教所当作学校，有班长、学习委员、劳动委员等）每星期六要在会议室开会，汇报一周班上情况及动向，充当狱警的耳目，主要是每个人的思想活动。班上也就是教室，有20多个平方，前后二个门，但只允许开一个门，左右二边各有六个床，上下铺，每二个上下床并在一起，然后每个骨干和一个她们认为洗脑不彻底的睡在一起，白天也是一样，目地是好监视。白天在教室干活，晚上在教室睡觉，吃饭之前要唱一些歌功颂德的歌等。
劳动干的活主要有：做婚纱上的花，一朵几分钱，刮书页主要是黄色书或盗版书，卡通拼图，学校的课本，辅导材料，其它分队还有毛毯。
在我临解教时，劳教所狱警又威胁我，你的事情还未交待清楚，因为我做的事一直没告诉他们和分局的人，而他们非常想知道我们是如何做的，说解教时分局会来问清楚。
8、谎言洗脑，一揭就破
劳教所的“洗脑”完全是失败的，兹举一例，有个法轮功学员回忆说：在何湾劳教所，一天，警察把我们集中起来看电视，原来是天安门发生了“自焚”事件，说是法轮功学员干的，看完后，警察要我们谈自己的看法，当时，我们绝大多数人都不相信是法轮功学员所为。当时谈的理由大致有这么几点：1）法轮功是不准杀生的，自杀也是有罪的，2）那个“自焚”的王进东喊的口号不是法轮功学员的话语，3）王进东严重烧伤，衣服都烧破了，可是我们看到他的头发却没有烧，4）警察单手提着灭火毯站在王进东身后，专等王进东呼完口号，才将灭火毯展开盖在他头上；而王进东在呼口号时，他身上的火焰已经熄灭，没有火焰而盖上灭火毯。真是谎言一揭就破。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