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东港市张静自述被劳教迫害经历
我被非法劳教两年
二零零六年五月十四日晚，我与另一位法轮功学员去粘贴讲述法轮功真相的不干胶，被坏人恶意构陷举报，被东港市大东公安分局的恶警于宏伟、魏战胜等人绑架。他们强迫我在他们写的东西上签字，我不配合。当时的东港市公安局长叫赖建华，他连夜下批示逮捕我。我和另一同修被恶警送进东港市看守所，非法关押五十天。关押三十天以后才允许家人接见我。但他们要求家属每次接见时，必须花一百元钱买他们的“接见餐”才可接见。所谓的接见餐有的都有馊味儿了，根本没法吃。关押期间，看守所勒索我“行李租用费”一百五十元。同年七月四日早晨六点三十分，在没通知家属的情况下，把我和另外三位法轮功学员秘密送往马三家劳教所。东港市公安局、法制科丹东法制处与丹东劳动教养委员会等部门合谋非法劳教我两年。
我在马三家劳教所遭受的迫害
刚到马三家劳教所（恶党美名为“思想教育学校”），恶警利用被他们欺骗邪悟了的人来迫害我们，恶警指使他们给我们讲恶党欺骗他们时所讲的那些歪曲大法的歪理邪说，利用恐吓、欺骗、诱惑等手段逼迫我们放弃修炼、写“三书”。每晚十点前不让睡觉，强制我们看诬蔑法轮大法和诬蔑大法师父的电视录相及散布谎言邪说的录相，利用邪悟者组织看污蔑、歪曲大法和大法师父的书籍；用这些东西给我们强制洗脑，而后再叫我们谈“心得”。有的学法不深的人就给欺骗了。也有的不愿再听、再看那些烂鬼说的话，违心的顺从了他们。不顺从他们、不“转化”的人，就给集中弄到另一个分队（严管队），或进行各种酷刑折磨（吊扣、高压电棍电击等），或下放普教大队。我看到有一名法轮功学员（不知姓名）被酷刑折磨得精神出现恍惚。
被非法关押在马三家劳教所的法轮功学员，被强迫每天剥大量的大蒜、燎荒、开荒、种植草莓、种植花草、往地窖里外抬放冬储菜、做纸花、做手工艺品、做军用服装、打扫劳教所办公楼的卫生、打扫监区卫生、收拾垃圾房（里面因为长期堆积浸湿的大蒜皮，发霉、发酵的气味熏得人恶心）、强迫打预防针（不打针就叫写对法轮功的知识、写检讨）等。强迫观看升邪党旗仪式；饭前必须唱歌颂邪党的歌曲；在操场上列队走、站排，喊口号；每天早晨要做老年健身操，要上“早课”。早课的内容是强迫法轮功学员背监规、背邪党的“八荣八耻”、唱吹捧邪党的红歌、国歌、军歌等。早课期间恶警和犹大偷偷监视，到晚上就强制法轮功学员看洗脑录相，全是恶党污蔑法轮大法的谎言。强制法轮功学员穿劳教服。就连家属接见时，都要逼家属说侮辱大法和大法师父的话，否则就不让接见。不许炼法轮功的家属接见。有一次我母亲和丈夫同去看我，当时主要迫害我的那个分队长叫张雪华，她就不许我母亲见我。后来找我问明母亲不修大法后才让接见。警察强制法轮功学员自己花钱高价买劳教服（所谓的队服），买他们的床单、被单等。
劳教所经常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所谓的考试，考试内容是叫法轮功学员回答他们捏造的诬蔑法轮功的试题，考验那些被他们欺骗而放弃修炼的人“转化”的是否彻底。这样的考核每月都有一次。对坚定不配合、不放弃信仰的法轮功学员，他们就专门给弄到一个地方用各种酷刑折磨。还恐吓其他人不许给说出去。
我被非法劳教期间，大量的剥大蒜，有的法轮功学员的手被迫害得出现不同程度的腱鞘炎。而且冬天也没有热水洗澡、洗漱。除收拾垃圾房、身上恶臭、难闻进不去屋的时候，或者过年时允许洗上一次热水澡。我的手被迫害成严重的腱鞘炎，手无法正常握东西，日常生活、起居都不能自理，吃饭时连勺子都拿不住。而且越来越严重。就在这种情况下，二零零七年五月八日，当时的三大队长王晓峰和一分队的队长黄海燕，把我和其他几名法轮功学员一起给转到当时的普教（普教大队干劳役最累）一大队二分队做军用服装。在紧张的奴役劳动中，我出现视力模糊、心律过速，经常感觉到心要跳出嗓子眼儿了。感到四肢麻木，直到有一天，我的两条腿感觉象木头一样僵硬、沉得抬不起来、向前迈不动步。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二零零八年我离开劳教所的时候。
亲人遭受的株连迫害
在被非法关押期间，我姥姥由于日夜牵挂、担心我，大病一场。还生了一种少见的痈疖，前后花了上千元也未见好转。丈夫说要花钱给我往外办，公婆不管，我父母拿出来六千元，结果钱被骗取了，恶警也不放人。二零零八年九月，因为我不放弃修炼法轮大法，在恶党谎言的毒害下，在迫害者的压力下，丈夫与我离了婚，给刚满十岁的孩子精神上造成极大的伤害。孩子从此象换了一个人一样，没有了以前那样开心，几十天的假期也不出家门，上课时精神恍惚，不知老师所言。
东港市六一零与锦江社区对我的迫害
我从劳教所回来时，身体不好，丈夫与我离了婚，我没有了生活的来源。姐姐帮我向街道申请办了最低生活保障费，恶党叫“低保”。以后，我家所在的锦江社区主任王淑坤等人多次打电话骚扰我和我的姐姐，以“低保费”要挟我，逼我写放弃修炼的“转化书”。威胁我：不写就不给生活低保费。我始终没有顺从他们。
二零一零年九月，王淑坤和另一街道主任两次到我父母家骚扰，并叫嚣：“不写，就叫你再进去（指劳教所）呆三年。”我父母亲非常害怕。
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二十日，锦江社区的主任谭淑艳和另一主任吴某又到我父母家骚扰，次日上午，东港市政法委副书记、综合治理办主任钟振福和“六一零”（稳定办）主任宋小河又去找我姐姐单位的局长，局长叫我姐姐转告我，说他们（指钟振福和宋小河等人）必须要见我本人一面。并说如果我不“转化”就把我送进丹东看守所。当天下午这些人再次到我姐姐单位骚扰。下午五点钟左右，这些人又直接来我家骚扰，逼我表态。还有些参与迫害者的名字我不清楚。在邪恶的压力下，姐姐和父母承受不住，就逼我答应邪恶的要求。我当时被情带动，正念不足，就顺从了邪恶。我错了！我对不起伟大师父对我的苦心救度！我郑重宣布：他们逼迫我说的那些顺从他们的违心话彻底作废！我一定加倍努力，弥补损失。报答对我的慈悲救度。
二零一一年五月初，人们多次看到在我家楼下和楼内有可疑人鬼鬼祟祟，窥视去我家的人，还想迫害我。
前期遭迫害事实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恶党的所有媒体都对法轮功进行造谣污蔑，使不明真相的群众对法轮功造成很深的误解。面对这样的形势，我们决定到北京去上访讲真相，还我们师父与大法清白。七月二十二日这天，全国上下开始戒严，为了能够安全到达北京，我们没有买直达北京的火车票，而是买了去秦皇岛的火车票，再从秦皇岛换车到北京。就是这样，我们也没上去车，检票时被丹东警察给拦截了。在场的警察记下了我们每个人的真实姓名，并要走了我们每个人的火车票，谎称车票不拿出来就作废了，叫我们到东港市公安局领取他们收去的车票钱。那个时候打压刚刚开始，我们还不知道恶党领导下的这些警察的道德品质是那么的败坏，更不知他们的鬼花招儿。我们从丹东被他们拉回来，先拉到东港市公安局，而后又被送到当地派出所、花园派出所。在那里把我们关押了一整夜。直到凌晨三点钟让我们连夜写不再去北京上访的“保证书”，我正念不足，就违心的向他们写了“保证书”被放回家（我已发表严正声明宣布彻底作废）。至今他们也没归还我们抢走的火车票钱，当时的火车票价是八十九元。
由于我在花园派出所挂了名，从此遭到恶人的不间断的骚扰。先是大东镇政府、政法委、“六一零”来了一帮人，要我谈谈对法轮功的“认识”。我没配合他们，只对他们说：“我保留我自己对法轮功的认识。”他们听我这么说就走了。迫害之前，我丈夫并不反对我修炼法轮功，而且还默默的帮我带好孩子，给我炼功提供了很大方便。而且由于我修炼法轮功身心健康，家庭更和睦了。这次在他们走后我丈夫对我火冒三丈。因为我不放弃修炼，当时的锦江社区街道主任王桂兰、牟晓艳（现在被调到花园社区升任主任）和另一社区人员经常到我家或电话骚扰；当时的片警尹高峰（现任东港市开发区公安分局副局长）到我丈夫单位和店里去骚扰。我丈夫在当地派出所、锦江社区街道和单位的多重压力下，因害怕再遭受他们迫害开始反对我炼功。为了逼我放弃修炼，撕毁了家中的大法书籍和录音带。父亲被恶人多次骚扰，胆囊炎多次复发。因为他们指使我丈夫看着我，不让我学法、炼功，病魔又开始折磨我。严重的神经衰弱和大脑严重供血不足等病使我的身体素质一天比一天差。
结语
其实，真正受恶党伤害的是那些不明真相的世人，特别是那些被恶党利用反复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人。他们在无知中对大法与法轮功学员所犯下的大罪，使他们正面临极其可怕的未来，下场是极其悲惨的。我将自己遭受的迫害揭露出来，目地是让更多的世人了解法轮大法的真相，了解中共恶党迫害法轮功的真相，早日退出邪党，脱离劫难。也希望那些还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人立即停止迫害，弥补损失，给自己和家人留一条可走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