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八年春天,我看到《转法轮》这本天书后我就一口气看完,心里一下明白了人活着的真正意义,心情非常高兴,也很激动。修炼后,我的低血压、心脏病、胃病、骨质增生、神经官能症、失眠、子宫瘤、贫血和眩晕症等病都好了。通过学习《转法轮》明白了人为什么活着。过去无论遇到什么矛盾从不退让,爱钻牛角尖,为了一口气活着,想起来也是太傻。学法后我后悔没有早学法轮大法,否则也不会打架骂人做坏事了。只有大法才能改变我。修炼后我把自己当作一个修炼人,按照大法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用大法归正了所有的恶习,遇事向内找,不断提高自己的道德品质,身体越来越好,家庭矛盾也善解了,夫妻关系和睦了,我们家是在大法中受益的典型例子。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之后,面对邪恶的疯狂迫害,我心里不明白,这么好的大法,这么好的功法为什么就不让老百姓学炼?不管电视怎么讲,我根本不相信,所以我从来没有怀疑大法和师父。我知道大法和师父是世界上最好的。
二零零二年十二月十三日,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前进公安分局奋斗派出所以“查户口”为名,骗我打开门,当时还有一个法轮功学员王静波在我家。派出所李青和另一个恶警要绑架我俩,我们不配合,他们就又叫来三个恶警连拉带拽,把我俩绑架,并抢走了师父法像、大法书、讲真相的资料和信、户口和身份证等纯属私人物品。当晚恶警在我家蹲坑,天亮才走,把我俩拉到奋斗派出所非法审问。我不服从他们,不配合他们,有个五十多岁秃顶所长上来就打了我好几个耳光,问我的电话本上有没有炼法轮功的人?我说:“没有”,他还打我,并说要拿根绳子把我吊死。我说:“吊死了也没有!”我放声大喊,他才不打了。当天晚上我们被送到看守所。在看守所别人跟我小声说话,我听不见,后来才想到是那个所长把我的左耳打聋了。
二零零三年一月六日,我们十个大法弟子被投入黑龙江佳木斯劳教所,我被非法劳教一年半。劳教所的副队长张小丹见到我们张口就骂。以张小丹、何强为首,还有余文斌等对我们十个大法弟子开始疯狂迫害。为达到“转化”目的,他们给我们上了大背铐,分别关在空房子里。她们让邪悟者写悔过书,逼大法弟子在上面签字,我们不签,张小丹找来好几个人按住我,把手掰开,把笔塞进我的手里,往纸上碰了一下,就算签了。
二零零三年四月我被转到九中队,李秀锦、孙立敏让我写“五书”,被我拒绝。她们俩给我上了大背铐,铐了一中午。由于自己承受不住我违心地写了“五书”。但是强制是改变不了人心,虽然我在高压迫害下做了修炼人绝不能做的错事,在这里我声明我写的对不起师父,对不起大法的所谓“五书”全部作废。
二零零三年六月二十六日,劳教所教育科于文斌布置攻击诽谤大法的作业,我不写,就又给我大背铐,还连打带骂。慕振娟、高晓华打我和代丽霞,把我俩的脸都打肿变形了。张小丹把我带进一个空屋子,拽着我的头发往墙上撞,还踢我,把我打的遍体鳞伤。
张小丹唆使一个刑事犯打我。这人就上来打我三个耳光。她刚进劳教所一天,看见打我们的场面,吓坏了。张小丹恶狠狠地骂她:你在按摩呢,意思是打我打的太轻了。这哪是改造人的劳教所,分明是教人学坏,教人犯罪的人间地狱。恶警打人时象疯了一样,一点人性都没有,那天打我的还有于文斌,刘亚东。打完之后,把我们关在一个没人住的空屋子里,坐在水泥地上,把手铐在床上。白天,黑天就这样铐着,不让洗漱,不让睡觉,甚至不让上厕所。
在劳教所恶警让我们挑小红豆,为他们增加收入。谁不参加劳动的就又打又骂,从早到晚没有安静的时候,搞的人精神非常紧张,环境非常恐怖恶劣,真是人间地狱。后来又被逼做手机套,做手机套是技术活,都是细活,用的胶对人体非常有害。再加上过重劳动,我的心脏病、骨质增生犯了。刘亚东带我去劳教所诊所去确诊,刘大夫说:“这还能干啥,骨头都出来了。”开了一个建议休息的诊断书。
在我丈夫来看我时,刘亚东把我的身体情况跟他说了。丈夫找人给我办了所谓的“保外就医”。劳教所副政委借机勒索了我家二千元。回家后我才知道,奋斗派出所非法给我三年劳教报到前进分局,前进分局又报到市公安局法制科,勒索五千元才改为一年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