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七里河区王庆年自述被迫害经历
父亲王延渊，当时六十多岁，是八里窑村委会支书，曾因患心脏病，腰部年轻时曾受外伤，走路需要拄着拐杖。由于父亲一九九八年上半年喜得大法，炼了两、三个月，全身疾病顿消，身体最大的奇迹是，一下丢掉了手中的拐杖，而且还能挑一担水稳步行走，太神奇了。原本家里人看到退休后的父亲，身体越来越差，家人甚至给父亲已预备好了棺材，随时面对突发事件，可是修炼大法仅仅两、三个月，奇迹发生了。
我是家中七个孩子中的老六，是最顽皮的一个，父亲根本没有指望我会得法修炼。我感到大法太神奇了，我想看看大法的书，父亲很迟疑。这时我的母亲也走入修炼，母亲修炼之前是佛教居士，由于父亲以前是中共邪党村支书，受无神论的影响，那时根本不相信佛教，母亲皈依佛教后，父亲多次强烈干涉，多次撕毁母亲佛教中的书籍和物品，甚至跑到佛教寺院中找到正在给佛像上香的母亲，连打带拉的弄回家。看到父亲身体与心性的巨大变化，母亲得法后，就很快放弃了佛教中的一切。父亲那时的心脏病很严重，到处治疗，钱花了不少，却无任何效果，生活的十分痛苦，加上腰脊椎劳损，病态越来越严重，后背弯曲的直不起来。炼功后，身体完全恢复正常。
一九九八年底当我拿着家中放的《转法轮》看的时候，当时就感觉到抽烟不是滋味，又苦又涩，紧接着，原来能喝一斤多酒的我也喝不成了。
进京上访遭非法关押
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前，我去上海打工时，学会了炼功动作。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以后，大法受到江氏流氓集团的疯狂打压，我于年底回到老家。二零零零年，我在家开始抄大法书。二零零零年十二月，决定进京护法。在这之前，我的父亲已于二零零零年七、八月份和其他三、四名法轮功学员在天安门广场炼功，后被八里镇派出所将父亲等几名法轮功学员绑架回兰州后，在七里河区晏家坪拘留所非法拘留十五天。
二零零一年元月一日，我与母亲站到天安门广场，展开了手中的横幅。那几天，天安门广场天天都有许多法轮功学员因维护大法被抓，广场便衣、警察到处都是，当时把我们劫持到东城区收容所。到天地分局的时候，有一百多名法轮功学员在背《洪吟》、《论语》。下午三、四点钟，来了一辆通道公交车，警察把我和许多法轮功学员非法劫持到车上。车行走在路上，很多法轮功学员又从车窗外展开了横幅。我和来自全国各地的五百多名法轮功学员被关进了一个大库房里，我们挂出了法轮图形，临时开了一个庄严的心得交流会。我一天没有吃饭，一点也没感觉到饿，不但不冷，全身都暖洋洋的。五百多人坐了一夜，
第二天，我和母亲被分开，我又被拉到东城区看守所。前五天，我们每十几名法轮功学员被关在同一房间里，从房间的粉刷木板看，就是临时启用的新房子，大伙其实从收容所开始就没吃饭，到看守所以后正式开始绝食。第五天，房间里突然来了几名警察，让我们在房间里走了几圈，问我们有什么感觉。当时大家都感觉很正常，我这时整整六天没有喝一口水，没有吃一口饭，一点不觉得的困，也不觉得累，全身一直暖洋洋的。第六天，警察开始把我们分开，和刑事犯关在了一起。
狱警让刑事犯劝我吃，我不吃，也不让犯人吃，我一天没吃，果然号室的其他刑事犯也没让吃。第二天中午的时候，刑事犯求我吃，他们实在饿了，我看到他们可怜痛苦的样子，我决定吃饭，犯人很高兴。吃完饭，开始问我地址，我也告诉了他们。第三天，我被转到兰州驻京办。到哪儿后，我知道母亲已在两天前到了那里。后来，七里河分局四名警察，将我和母亲非法劫持回兰州。到兰州后，八里镇派出所将我和母亲扣押在派出所一天，第二天，我和母亲被非法劫持到西果园看守所，没有出示任何法律手续，我被关进西果园十二队，母亲被关进十四队遭受迫害。
在西果园看守所遭受的迫害
当时十二队关着三名法轮功学员，金玉强、姚××和我。三月份左右，西果园看守所开始嗑瓜子，我们三人开始绝食抗议，并提出要求：一、不背监规。二、无条件释放。三、自由学法炼功。
当天狱警就把我们三人分别手铐脚镣穿死，把小姚分到九大队去了。三天后，警察开始给我们强行灌输，全号室十几名刑事犯将我拉出号室，强行压倒在地，医务所主管狱医指使几名刑事犯用手钳拉开我的嘴，然后用两把牙刷把撬开我的牙齿，将一根不透明的白色橡胶管从我的鼻孔插入胃中，看守所王副所长亲自指使刑事犯，将一包食盐全部冲进了豆奶粉中，一下全部灌进我的胃中。灌完后，我的肚子立即开始疼，几个好心的犯人帮我脱下手铐，我赶快上了趟厕所，拉下了黑黑的东西。几个老犯人私下说，这样下去你会被折磨死的，可是排完便后，我一下子感觉轻松了。第二次灌食时，他们改成鼻饲的细管子，结果犯人们插的太快，管子从我的口腔里出来了，医务所的狱警又指使犯人抓住从口腔穿出的胶管，双手开始在鼻孔和食管来回拉锯，而且还邪恶地说：“给我来回拉，看他还绝不绝食。”来回拉了三次，然后抽出来，又重新插了两次才插进去，插进去后，狱医还嫌不过瘾，又从新抽出，再插了一次，这次他们又灌进去一包食盐。灌完后，很快我又上了一次厕所，拉完肚子后，一切又正常了。第三天，主管王队长找我私下谈话，答应了我一、三两个条件，从此，我可以自由学法炼功，不用干活了。
在平安台劳教所受迫害
二零零一年五月中旬，七里河公安分局、八里镇派出所所长翟青天、警察刘志国等将我非法劫持到平安台劳教所迫害长达一年。我被分到平安台二大队三中队，当时在那里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有：临洮的桑成舟，天水的姚辉、李慧明、郭光利，金昌的李玉祥，平凉的王福龙，兰州的赵旭东（已被迫害致死）、任宗山、苏安洲、何影国，靖远的吴靖儒、冯新雷，甘南卓尼县的李辉（当时还不满17岁）等。那里警察不允许法轮功学员互相接触说话，没有鞋穿。白天强迫高强度干农活，除草，施肥，种玉米，果园里施肥摘果子。春天剪树枝、翻地、种草药。晚上吃完饭后开始点名，其实就是折磨法轮功学员，警察将不答到的法轮功学员采用背铐吊挂在窗户上，当着众人将法轮功学员吊铐示众，恐吓众人。第二天或当众惩罚包夹吸毒犯，威胁他们要严格监管法轮功学员。我为了抗议对金昌法轮功学员王树昆的迫害，警察将我吊铐一夜，我一直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后来我不知不觉的在吊铐中睡着了，一点也没觉得疼。平安台的警察们将我哥哥、姐姐、弟弟欺骗去给我做“转化工作”。
直到二零零二年元月到期后，我并没有回到家中，八里镇派出所恶警又将我劫持到华林山洗脑班非法关押一个月。法轮功学员李文明也在洗脑班被迫害。当时包夹我的有八里镇村书记齐国祥、村长张永刚、干事刘鼎成、牟永强四人。还有副镇长兼派出所副所长魏正天，乡长马某某，乡干事崔治文。当时参与几次大搜捕法轮功学员的八里镇派出所所长，二零零四年后，酒后醉死，教导员后因脑溢血死在办公室。
第二次被绑架到平安台
二零零二年三月，我因张贴大法真相，被七里河公安分局、西果园派出所恶警绑架，又将我关进西果园看守所十二队。关了三个多月之后，又被第二次劫持到平安台劳教所非法劳教一年半，被分到一大队一中队遭受迫害。
一大队大队长是庞某某，教导员是郭晋峰，中队长郭某某，分队长薛某某。当时，在一大队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有：金昌的王树乾，平凉的王世君，山丹的李发全，兰州的李春宏等十几名法轮功学员。在那里，白天逼迫法轮功学员超强度干农活，春夏季在大田地里种玉米。特别是大夏天，在烈日下翻地，酷暑难当，嗓子冒烟，手被磨破流脓血，脚后跟上因排队走路，鞋被踩掉，磨成鸡蛋大的水泡，还要强迫干重活。恶警指使劳教犯任大组长巡视监工，平时劳教犯人翻两分地，就强迫法轮功学员翻四分地。完不成任务时，大组长拿着细树条就在光脊梁上抽打，钻心的痛。当哥哥、姐姐看望我时，走到跟前都认不出来，心疼的掉眼泪。秋天时，逼迫法轮功学员摘果子，每人一早上摘四十篮，既不让吃，也不能把果子皮划破，更不能让果子从树上掉下来。其中曾因为一个劳教犯人吃了红富士苹果，就把牙齿给打掉。完不成任务时，由大组长用棍子打，严重的把人倒提腿在地上拖走。晚上吃完饭后，恶警把不转化的法轮功学员叫去谈话，逼迫转化。不配合者，指使包夹犯人将法轮功学员拉到旱厕所里，有的头对着便池长时间顶在墙上，叫“顶坑”。有的头对着便坑，双臂反背靠在墙上，长时间头朝下，叫“飞坑”。直到十二点过了以后才允许睡觉。每个法轮功学员由两名包夹监视，一个厕所里，五、六个法轮功学员顶坑，十几名包夹犯人在厕所里陪着，犯人们的怨气都撒到法轮功学员的身上，就这样用卑劣的手段迫害法轮功学员。
二零零三年，刚过完年，劳教所为了达到所谓的转化率，从其它大队调来一位所谓有经验的“专干”宋某某。刚一进来就召集法轮功学员扬言说：“我是专门做转化工作的专干，要求转化率必须达到百分之九十八。”就与大队长庞某某开始利用所有休息及空闲时间逼迫法轮功学员观看污蔑大法的邪恶录像片。他们把这次的邪恶活动叫做“春雷行动”。采取诱逼、欺骗、威胁、伪善等手段，软硬兼施，企图达到他们的邪恶目的。
有一天，大队长庞某某在大会上宣布，“春雷行动”必须每个法轮功学员都表态，达到百分之百的转化。大队长过来问我：“我刚才讲的‘春雷行动’是怎么回事，你说一说。”我说：“我理解就象你拿着枪来打我，还要让我说你的枪多么好，是吧？”庞某某气急败坏，将我拉到外边雪地里，用土铐子抱铐在水泥电线杆上，一直冻到半夜十二点多，还将其他的法轮功学员在室内毒打，有的“熬鹰”，不让睡觉。
有一天晚上十点左右，我刚睡下，就被专干宋某某叫去谈话，宋拿出一本佛教的书念给我听。过后问我：“我刚才念的是什么，佛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并强迫我蹲在他前面回答，我没有吭声，宋某某就抽了我一个耳光。我猛的站了起来，宋某某就急忙叫来值班犯人把我拖走。为了达到转化目的，他们把我列为转化重点进行迫害。宋某某将我拉到一间靠厕所的空房子里，用铐子背铐在高低床架的上格上吊站，二十四小时不放下，残酷折磨，并派四名包夹和一名其它大队邪悟的犹大，诱逼我转化。吊铐到第五天时，我被逼迫之下，拒绝吃饭，他们问我：“你为什么不吃饭？”我说：“你们这么迫害我，我绝食了。”他们又将我吊铐两天后，才放出黑房子。
过了没几天的一个中午，刚收工回来，大队长庞某某，教导员郭晋峰，中队长郭某某和宋某某一起闯进房子，庞某某突然宣布：王庆年违犯所规队纪，还想绝食抗议，大队决定，经所里批准关禁闭。又将我吊铐在黑房子里，高低床上背挂，每天由四名包夹监视，轮流念污蔑大法的黑书。由管理科每天派人轮流抽查，大队长、教导员、专干轮换值班，威逼转化，一直酷刑折磨了十五天。
我从禁闭室出来后，专干宋某某专门抽四个包夹在院子里，白天不让我出工干活，由包夹喊口令，单独走正步，他在办公室里监视，不让我休息，不准我与其他人说话。晚上不间断的播放造谣连续电视碟片，要求每个人坐端正，腰拔直。又以我低头没看电视片为借口，将我又关在黑房子里，连续吊铐折磨了十天。
二零零三年夏天，正是最炎热，酷暑难当期间，因我几次禁闭都没有被转化，宋某某又一次来找我谈转化问题，被我拒绝后，将我再次拉到黑房子里背铐吊挂七天。
我在禁闭室被迫害共达四十天之久，被折磨的从一百六十斤的体重，骤降到只剩七八十斤，自己都能看到自己的眼眶。每天只给两个小馒头，两杯盐水。遭受了一年半的非人折磨后，直到二零零三年八月，非法劳教期满，才被放出臭名昭著的邪恶黑窝——平安台劳教所。
兰州市七里河区八里镇副镇长魏正天专门到平安台接人，企图又将我送往洗脑班继续迫害，在法轮功学员的正念加持下，最终没达到目的，才将我送回了家。
在我第二次被非法劳教期间，副镇长魏正天带领乡村二十多人非法查抄八里镇三家大法学员，被我的父母拒绝，未能得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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