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法轮功学员祝仁彬自述被迫害经历
二零零七年八月二日下午四点，在办公室里我被成都市国安局、金牛公安分局、西安路派出所等机构的近十人用黑色塑料袋蒙住头强行绑架到西安路派出所，被用手铐铐在窗子边，由两协警看守直到晚上十点过。我因拒绝回答他们的讯问被金牛公安分局国保大队的一年轻人重重地打了一记耳光。后与西安路派出所的教导员讲真相中，他愤怒地向我拳打脚踢。晚上两点左右我被送到成都市看守所，在大门口拒绝打报告被站岗的武警用枪栓猛击身体。第二天早上，我听到一犯罪嫌疑人在对旁边的人说：共产党真××黑，看把那个法轮功打成了什么样！看守所还为我做了伤情鉴定，来证明这与他们无关。
八月十三日我和蒋宗林被用黑色塑料袋蒙住头带到金牛区洗脑班进行非法关押、审讯，二十四小时被金牛区国保大队雇用的三个保安看守、折磨。二十四小时不准睡觉，一打瞌睡保安就会用木棒敲头、谩骂、威胁。成都市国安局、金牛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的办案人员车轮式地轮番进行提讯，威胁、恐吓、诱骗是他们的一贯伎俩，使用疲劳战术让我在神志不清中诱骗出他们所要的所谓证据。成都市国安局的一大队长将我的手反铐在椅子上猛击我的后背，并恐吓道：“你不交待，休想从这里活着出去！”就这样被折磨了半个月后，又被送回看守所。
八月三十一日下午我和蒋宗林又被送到新津洗脑班进行迫害。这是一个长期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的黑窝，我到那里时已有几十个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在此。我被两个保安看管着，保安被交待，不准与外面打电话，回去后也不准说起在洗脑班的事。我在新津洗脑班呆的两个多月时间里，共换了六、七批保安，每一批最多呆两三天就会怨声载道，恨不得飞也似的逃离此地。
十一月十三日我被送回看守所关押，被非法逮捕。在看守所里我的通信权利被剥夺，在长达一年多时间里与家人失去联系。家人给我寄的钱也被看守所无故扣压，在看守所恶劣的生活环境、高强度的精神折磨下，原本非常健康，一百三十多斤重的身体一下子变得骨瘦如柴，只有六、七十斤重，身体出现严重问题：全身无力，呼吸急促，两腿麻木，已不能站立，目光呆滞、发花，口水不自觉地往出流，厌食，出现严重的心脏病、胃病症状。
二零零八年十月我被成都市武侯区法院非法判刑四年，第一次开庭法官面对律师和法轮功学员的质问无言以答，旁听席上全是公检法司的执法人员，而法轮功学员的家属全被挡在了门外，他们见法官面对律师的一再质问无言以答，竟公然执法犯法，吆喝着要将律师赶出法庭。
十一月我被送到成都市看守所的指定医院——青羊医院。医院在三层和四层，由铁门隔开，由警察和武警看守。所有关在这里的人都被用两幅四十多斤重的铁镣锁在病床上，吃喝拉撒全在床上。此时的我已不能自理，两腿不能站立，仍被两副四十多斤重的铁镣二十四小时锁在床上，晚上九点至第二天早上七点还要用手铐铐住一只手在床头，整个人被拉直不能动弹，旁边的人替我向他们求情，仍无济于事。更无人道的是，我解大便他们也不给我解开脚镣，一般其他人都是一只脚踩在地上，另一只脚被脚镣吊在半空中，蹲在床边的马桶上解大便。我要完成这些动作实在是一件太艰难的事，常常是忍着不解，其难受状不言而喻。在医院里呆了四十多天后我被要求出院，此时我仍不能行走，接我回去的警察都说：他这样子也出院？我几乎是爬出了医院，摇摇晃晃地上了警车。当我回到监室时，里面的人都很惊讶，他们说：说你不行了，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二零零九年三月二日我和蒋宗林被送到德阳监狱入监队非法关押。此时我仍不能行走，每前进一步脚底都针扎般疼痛。身体极度虚弱，真是风一吹，身体就摇晃。尽管如此，仍被强行要求参加军训，站军姿、左右转、正步走、跑步等，致使脚趾甲充血脱落，两腿肿胀，身体极度痛苦。更为甚的是还被强行要求走鸭子步、顶墙，整天被包夹监视着。
六月被下队到一监区，一监区是德阳监狱迫害法轮功最严重的监区，在一监区我被严格限制自由，整天被包夹寸步不离地盯着，不许与他人说话，其他人也不敢与我讲话，每周被强行写思想汇报。在不能行走的情况下仍被安排睡上铺，每天睡觉，上下床也是一件极其痛苦的事。为了强行转化我，监狱指派了最凶狠的黑社会头子、杀人犯来包夹我，警察张俊对他们的指示就是，要让我时时都处在度日如年的感觉中。因为所谓的文明管理，他们现在对法轮功学员采用的一贯方式是：长时间站直、蹲直、坐直；长时间不准睡觉；整天处于饥饿中；恶毒地羞辱等，这是一种更阴狠、恶毒的迫害方式，这些方式一旦超过人的极限是极其痛苦的。正如监区长罗光轮说的那样：我就是要让你分分秒秒都处在生不如死的煎熬中，看你能挺多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