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法轮功诚实经营 昆明况德英遭中共迫害十年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七日早上，我在昆明市金星小区花园炼功，被昆明市小坝联防大队警察带到联防大队政保科，警察刘浩罚了我二百元钱，说我在公园炼法轮功，罚我二百元，直到晚上才让我回家。
二零零零年二月份，我怀孕一个多月，我在金星小区向世人赠送介绍一九九九年四二五法轮功学员和平上访却被打被抓的事实，却因此被昆明市公安分局非法抓捕，并被非法关押在昆明市第一看守所一个多月。从那以后，昆明市公安局警察彭刚每个月以探望为由到我家里来，让我不要再出去发法轮功真相资料。
二零零零年七月十八日我怀孕七个多月，带着当时六十六岁的老母亲和我八岁的大女儿去北京上访，反映法轮功的真实情况，但在半路被昆明市公安局警察劫回昆明，因当时怀孕在身，看守所拒收。
二零零二年一月六日，我在金星小区发法轮功真相资料被昆明市官渡公安分局抓捕，当天晚上官渡公安分局警察把我的家门钥匙抢走，将我送到市公安局，警察私自到我家把我家翻个底朝天，抢走了我的法轮大法书籍，炼功磁带，还抢走了我家一千五百元现金，金银首饰、几百元美钞、价值四千五百元的其它物品，总计上万元的物品，还有一辆自行车。后来只归还了一条金手链。当天晚上我被非法关押在官渡公安分局的楼道口小房子里，我就这样在地上坐了一晚上。第二天早上我被送到昆明市第二看守所非法关押了一个多月，官渡公安分局的警察来了好几次逼迫我写一个不炼功的保证，就马上让我回家，我就写上“坚修大法心不动”。就这样，我被非法劳教两年，关押在云南省大板桥女子劳教所。我被抓后，家中留下九岁的大女儿，一岁零三个月的小女儿及六十八岁多病的老母，家境非常困难。
刚到劳教所时，三队队长马里梅强迫我背监规，折磨我到凌晨三点。第二天马里梅问我为什么不背监规，我说我修炼法轮功无罪，我不背，她就狠狠地扇了我一个耳光。之后，有一个法轮功学员被关进来，我告诉她，我们无罪，不要背监规，被其他犯人告到马里梅那里，晚上等所有人都睡了，她就把我叫到她办公室，一进去，她就扇我耳光，还不让我说。第二天早上我说马里梅昨天晚上打我。马里梅指使十个犯人揪着我头发打我，又给我拖进小房子里，四个犯人打我。这次还给我非法加期三个月，诬陷我闹事。之后马里梅将我送到转化班，警察、犯人轮番向我灌输诋毁、诽谤法轮功的歪理邪说，每天晚上弄到一、两点，我的头都被搞得晕乎乎的。这样强化洗脑了一个多月，我依然坚持认为法轮大法好，信仰真善忍无罪。警察无奈，又给我送回原来的三队。几个月后，又将我转到一队，下大田干活，栽菜。
那时，另外两个被非法关押在劳教所的法轮功学员王玉兰、杨茂巧被犯人殴打，我上前制止，并喊：“警察指使犯人打大法弟子！劳教所因此又给我非法加期三个月。有一次劳教所有七、八十人来参观，我就喊：“所长郁小南、队长马里梅指使犯人打法轮功！”所长叫人把我揪进屋里关着，我就在屋里喊，犯人就在屋里打我，之后就给我关禁闭一个星期，还诬陷我打警察。从禁闭室出来后，其他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写信揭露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恶行，我在那封信上签了名。劳教所又给我加期两个半月。
之后我见到劳教所所长郁小南，我对他说：“你堂堂七尺男子汉，不敢说句真话，犯人打了我们，你还说谁看见了？”他就说：“我还要加你期！”
我原本二零零四年一月六日就应该回家，可几次非法加期，我整整被加期九个多月，直到二零零四年十月份才回家。
二零零四年十一月份，我回老家云南省昭通市巧家县向有缘人赠送法轮功真相资料，包括我以前被非法抓捕的情况，结果被巧家公安局抓到巧家新华派出所，派出所的杨队长用手铐把我铐在栏杆上，问我叫什么名字，我说我是大法弟子，连说了三声，他就气势汹汹的打我耳光，把我鼻血都打出来，我就一直高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警察打好人！”当天晚上就把我关进巧家看守所，我到了看守所一直坚持给周围的犯人讲真相，第三天，看守所的胡政委就把我叫出来，说我影响了其他犯人，我不服，他就和其他俩个警察把我呈大字型铐在栏杆上，我就喊：“警察打法轮功！”警察就用胶布来封我的嘴还把我头发都抓掉了，他们拿了一把竹条用竹条打我。之后我绝食九天抗议。
五个月后，一直到二零零五年五月我被非法送到昆明市强制戒毒劳教所非法劳教三年， 由于多次被非法关押迫害，刚到劳教所一个月时我身体被迫害的出现了面瘫的症状，警察叫我上医院，我不去，劳教所三大队的队长刘先敏就叫两个吸毒犯来拖我，还打我。我就喊：“警察指使犯人打人！”从那以后，劳教所不准家人探视，不准我打电话。
之后被非法关押在戒毒劳教所的法轮功学员杨晓明被犯人殴打，我又站出来制止，就被队长刘浩拉去大骂一通。之后我也被犯人殴打，叫我不要多管闲事，不要管其他法轮功学员，我的牙齿都被打松了。这次以后劳教所允许我和家人见面，但威胁我不准说出被打的事情。我在见家人后还是说出了我被打的实情，之后又不让我接见了。我出接见室后就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就被警察护卫队姓赵的警察煽了一个耳光，一脚把我踹翻在地上，双脚压着我还掐我脖子，并给我戴上手铐，口里还骂着脏话。第二天我就当着众人的面，揭露他头天打我的恶行，他当众骂我，还诬陷说是我打他。劳教所因此给我加期十五天。
二零零七年十一月份我从劳教所回家。
二零零八年四月十五日晚上十二点多，我在昆明江岸小区的家的楼道里，这个时候，巧家公安局国保大队、昆明市公安局五华分局国保大队的马斌等便衣警察就将我按倒在地，给我戴上手铐反铐起来，将我绑架到五华国保大队。到了国保大队，巧家国保大队警察彭宏、陈永海审问我，他们跟我说：“你之前去巧家向世人发《九评共产党》以及其它法轮功真相小册子，有人举报你。”我说：“法轮功教人修炼真善忍做好人，我发一份真相资料就使一个人得救。”我在五华国保大队被非法审问到第二天天亮，将我送到五华看守所，看守所不收，叫我到医院检查。我一路喊着：“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我是修炼法轮功的！”彭宏、陈永海、马斌就强行扭着我将我送去检查，检查完之后又将我送到五华看守所。
在五华看守所呆了一天一个晚上，彭宏、陈永海就将我送到巧家县看守所，在那里三个多月后，巧家县法院对我非法开庭，没有通知我的家属，在法庭上我对法官说：“法轮功教人修真善忍，我按照真善忍做一个好人，我发真相资料是告诉人保命，救他的命，如果世界上连真善忍都不让修了，那还有什么是好的，所以，信仰真善忍无罪！”那次我被非法判刑四年。我不服，继续上诉，写了好几页的上诉书，上诉书中我写了我修炼法轮大法以来的变化，写了真善忍带给我及我家人的美好，我也要将大法的美好告诉我的亲人朋友们。三个月以后，昭通市中级法院依然维持邪恶的原判。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底我被送到云南省第二女子监狱九监区，也称过渡监区，我在那里呆了一年。专管我的警察叫谢玲。才进去的前三个月，谢玲时常从门缝里监视我，叫两个犯人二十四小时看管我。每天早上六点四十起床就开始坐小板凳，到晚上十点半。不准我动，也不准我说话，站起来就被两个犯人按下去，我不转化就不给我买东西，连热水瓶都不给我买，我喝的水都是晚上天冷包夹犯人焐脚的水。就这样我的屁股都坐烂，一个星期就只给一盆水洗头、擦上，每月来例假的时候连卫生纸都不给用，只有撕自己的旧衣服，冬天冷的时候，连衣服都没有穿的。除了肉体上的折磨之外，精神上的摧残更加严酷，谢玲逼迫我看诽谤法轮功的光碟、书籍，还逼迫我写污蔑法轮功的心得体会。
二零零九年十二底，我被从九监区转到第二监区，专管我的警察叫靳娟娟。又安排了两个犯人二十四小时监视我，那时我每天做衣服，从早上六点四十到晚上九点半，有时到十一点。在二监区的时候，警察张迎芯、妥红芬、曹锐、二监区的队长沈丹、教育科的吴科长、林科长、孙队长等人曾经多次来转化我，每次都是一个多星期，把我单独叫到心理咨询室，叫我放弃信仰法轮功，再说一些诽谤法轮功的污蔑之词。我对他们说：“法轮功教人信仰真善忍，做好人，对任何人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你们不配这样说。”每次叫我填表，写心得体会，我就写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写大法洪传全世界，唯独中共迫害法轮功。
警察没有办法让我放弃信仰，就指使三个犯人监视我，不准任何人跟我说话，说话就要被骂被扣分。
二零一二年四月十四日我从监狱回家，在监狱的这四年中，监狱没有让我见家人一次，也不许他们给我送东西，四年来，我没见过亲人一面，连一封信都没给写、一个电话都不让打，我这次被非法抓捕时，我的小女儿才七岁半，到现在我回到家，孩子都十二岁了。这么多年来，我几次被抓被非法劳教判刑，前后长达十年，基本没有和孩子在一起，家里全靠七十八岁的老母亲在撑着，还经常被家里不明真相的家人辱骂。
今年四月十六日，马村派出所警察杨云昆到我住的江岸小区的家敲门，我没给他开门，四月十九日杨云昆又来我家，我也没给他开门，之后杨云昆又来了一次，当天我晚上我给他打电话，他说叫我带着监狱的释放证去他那里办些手续。四月二十三日我去马村派出所找到杨云昆，他从电脑里把我家里所有的兄弟姐妹的户口情况全部调出来，然后问我的简历，包括我哪年读书，哪年来的昆明，哪年做生意，哪年修炼法轮功等等情况。问完之后叫我签字，没有办任何手续，完全是欺骗我。
杨云昆第二天四月二十四日又叫我去马村派出所，给我照了相，还拿出一张纸，让我在这张纸上按手印，左右两只手的十个手指全部要按手印，还叫我签字。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是上面交代的，这是程序。他还逼迫我写不出去发法轮功资料的保证，他还威胁我，不准我和法轮功学员接触，还警告我不许让法轮功学员来我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