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时,好心的同事劝我说:你这样做没有错,但你一定要谨慎的处理这件事,家长送礼你不要,人家会误认为你嫌少,这样他们会恨你的。”我说:“不会的,我们修炼人不求名,不求利,真正为别人着想,只要我做好,他们一定会理解的。”
家长会上我告诉他们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我不接受家长的任何礼品。开始有的家长不相信,试探着给我送礼,都被我一一退回去了。就连书店到学校向学生推销书时给老师的回扣,我都把钱包成包一一还给学生。
“孩子交给你我们放心”
一天,我们班从南方转来一个小女孩。几天以后,家长打电话约我出去吃饭,说和我沟通一下孩子的情况。我谢过家长以后,告诉她,我是炼法轮功的,不必破费请我吃饭,我随时欢迎家长到学校与我交谈。第二天放学时,她到班级来找我,交谈了一会儿后,她掏出几百元钱(大约三、五百)说:“请你吃饭你不去,这点钱你拿着,孩子就让你费心了。”说着就往我兜里塞。说实话,如果我没修炼,这白白送到手里的钱我会毫不客气的收下,但是现在我是一个大法修炼者,我绝不会为了自己的私利给大法抹黑。我真诚的说:“饭我不吃,钱我也不要,昨天我跟你说了,我是炼法轮功的,任何一个家长的钱我都不要。孩子在我们班你尽管放心,我一定对她负起责任。”她激动的说:“昨天给你打完电话,我跟朋友说孩子的班主任是炼法轮功,请她吃饭她不来,我说给她送钱行不行?朋友说那你去试试吧。没想到炼法轮功的人真的这么好啊!孩子交给你我们放心了。”
“老师,等你回来我们还回咱们班”
一九九九年七月,江氏流氓集团开始了对大法铺天盖地的诬陷宣传。因为我去北京上访,回来后,学校剥夺了我上讲台的权利,让我去打扫厕所,我们班的学生被拆散插在其它几个班里。
知道我今后不能再教他们,孩子哭成一团,喊着:“让我们老师回来!”一个平时少言寡语的小男孩,竟以不写作业的方式为我抗争,说:“不让某某老师回来我就不写作业!”不管学校领导怎么训斥他,他都不听。没办法,他的新班主任只好让我劝劝孩子。看着这个满脸泪水的孩子,我也流着泪告诉他:“老师没有错,只是想按真、善、忍做一个好人,你们不是说过也要像我一样,做一个好人吗?那你们要好好听课,好好写作业,做听话的孩子,这样人家才会说,某某老师教出的学生真好!”他哭着点点头说:“老师,等你回来我们还回咱们班。”
这些善良的孩子,他们哪里知道,大法弟子正面临着一场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最邪恶迫害。因为我再次進京上访,接下来的是关洗脑班、進拘留所、被劳教,四年多的关押迫害,我回到学校时,他们已经毕业了。
家长的回信
二零零四年,从劳教所回来以后,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我从新走上讲台。随着人类道德水准的急速下滑,教师的这种职业也成了社会上最“黑”的职业之一。有的学校分班要钱,调座位要钱,教师节及其它节日就更不用说。做班主任,面临的第一个考验就是家长送礼的问题。我不忘自己是修炼人,家长送的钱和物,有的当面谢绝,不便直接拒绝的就在以后通过其它方式还回去。有时我还利用退钱、退物的机会给家长写信,告诉他们我是修炼法轮功的,法轮大法叫我按“真善忍”做好人,我不能因为过节而增加家长的负担。有一次我给家长写信时,把自己因为信仰“真、善、忍”而遭受迫害的亲身经历写给他们,告诉他们不要相信电视媒体对法轮功的诬陷宣传,那都是骗人的谎言,要记住“法轮大法好”。
几天后,家长给我回信说:“看了你的信我的眼泪都流下来了,我从心里佩服你,你们炼法轮功的太了不起了。”有的家长发来短信说:“现在像你这样的老师太少了,孩子能在你们班是我们的福份。”甚至有的家长直接把电话打到校长那里,说某某老师对学生好,还不收家长的礼,这样的老师你要好好表扬。
这几年,学生换了一届又一届,我给家长退回的钱,少的一、二百元,多的上千元,钱包、背包、围巾、衣服、手镯等等,我自己也记不清到底有多少。我们学校附近的小区里,很多家长都知道有一个炼法轮功的某某老师不收礼。因此很多家长都托人把孩子送到我们班。
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感谢大法!是师父净化了我的身体,使我从一个疾病缠身,几乎不能正常工作的人成为一个身体健康、精力充沛的人;是大法净化了我的心灵,使我从一个心胸狭窄、重名重利的人,成为一个处处为他人着想、不争名不求利的人。我知道,我还有很多执著心没有去,慈悲心不够,我会更严格要求自己,不断用大法的法理归正自己的言行,用自己的行动告诉世人: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