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女子监狱的反人性罪恶（四）

总目录
一 所谓“人性化”设施下的非人虐待与摧残
二 以不留痕迹的虐待法轮功学员作为研究课题
三 用做秀 迫害与造假掩盖迫害真相
四 颠倒黑白的奖罚机制及黑社会逻辑
五 以“习艺”为名的奴役
附1 北京女子监狱部份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名单
附2 北京女子监狱的恶警名单

三、用做秀　迫害与造假掩盖迫害真相

造假

董翠，女，又名董翠芳，河北省藁城人，医学研究生。2001年，董翠与未婚夫，北京首都机场飞行员申文杰在发资料讲真相中遭恶人举报被抓，2002年双双被顺义区法院非法判刑五年。2003年3月11日，董翠被转入北京大兴女子监狱，仅仅8天后就被迫害致死，年仅29岁。

董翠

在政府部门，有董翠关于揭批法轮功的“转化”材料、有犯人的看护记录、有狱警关于董翠自伤自残的证词、更有权威部门的验尸报告——董翠死于肺血栓。由席学会等狱警证明：董翠的“转化”是由警察做的。董翠身上的伤是她自己“自伤自残”的结果。董翠之死似乎成为一个永远推不翻的铁案，然而这一切都是北京女子监狱精心的造假。

据内部相关人透漏及多方证实，真实情况如下。

2003年3月11日，董翠被转入北京大兴女子监狱之后，一直被单独关押在三区的心理咨询室，按老女监“三班四运转”的惯例严管，“三班四运转”即是包夹帮教每班3-4人，分三个班，一班8个小时，24小时滚动上班“看护”未“转化”的法轮功学员，董翠当时的包夹帮教有李小兵、李小妹、靳红卫、朱淑贤，刘淑霞，李凤琴，朱宝莲，章则琼，黄孝红等近20多人。她被用各种方法虐待，包括双盘捆绑，连续剥夺睡眠，期间她曾为抗争而绝食，3月18日晚，李小兵向田凤清报告说，董翠内心仍坚信师父坚信大法，监区长田凤清决定第二天“教训”她。3月19日上午，田凤清将折磨董翠的任务交给了狱警席学慧，安排其到浴池实施，之后便和副监区长殷翠兰去外面签订生产合同。

3月19日中午12时左右，席学慧召集了李小兵、李小妹等五个人到大教室，说：“董翠还是不行，一会儿给她带下去。”然后这些人分头去吃饭，董翠当时单独在心理咨询室吃饭。大约十分钟后，席学会、董晓庆带领李小兵、李小妹、靳红卫、朱淑贤，刘淑霞五人将董翠带下楼，为掩人耳目，经过岗亭时，狱警示意这几个人悄声下楼，没有按照监狱必须的惯例报数。下楼后将董翠带到锅炉房旁边的平房浴室内（现在那里已夷为平地，是一片草坪，旁边盖起了北京女子监狱的新车间）

平房浴室远离监舍，与监舍隔一条路，没有监控。田凤清经常在这里用赤裸裸的暴力殴打折磨法轮功学员。离平房浴室大约几米的高处，就有女监的警哨持枪站岗瞭望，从虐待开始到结束，狱警董晓庆手提电棍在离门口三十米处一直站立值守。有人证实，教育科一男性瘦高个警察（据称是现在的北京女子监狱狱政科科长邢红军，待查）在比董晓庆稍远的地方来回巡视，他看起来非常清楚浴室发生着什么。狱警席学慧一直在浴室门口听动静，她偶尔进屋，进去也是很快就退出来。其中一个参与者回忆说：“到后来就乱打了，都疯了！”这几个人确实疯了一样，声称要考验董翠，疯狂的不管头脚，已是赶上哪儿就踢哪儿了。这期间，李小妹、靳红卫几次出来在门口向席学慧汇报进展，席学慧怕担责任，叮嘱咐她们要掌握分寸，李小妹说“没事”。这些原本修真善忍的学员被女监“转化”得丧失了基本的善恶原则，没有一丝恻隐之心，完全变成了魔，变成了鬼。当董翠捂着腹部说疼痛时，这些人边打边说：“你骗人！”她们对蜷曲在地上毫无反抗能力的董翠继续踢打，当董翠已无力叫出声音时，恶警席学慧推门进来说：“差不多行了。”犯人靳红卫说：“不行，就该上层次了。”随后董翠遭受了更残酷的折磨，后来她就没有声音了。李小兵停下来测了一下她的脉搏，发现有问题。此时大概是下午3：30左右。于是将她拽起，她的头已完全耷拉在胸前，被李小兵等硬架着往监舍走，在进入监区楼大门时，董翠突然下坠，扶都扶不起来了，于是几个人将她抬回到心理咨询室，放在床上。当时负责三分监区的医生张晓被找来，测血压发现已经没有血压了，大约几分钟后救护车迅速赶到。在女监生产车间劳动的很多犯人透过窗户看到李小兵等抬着盖着白布的担架向女监门口的救护车慌张走去。到了遣送处医院，检查后认定人已经死亡，当时女监要求遣送处出具经抢救无效的死亡证明，遣送处拒绝了。

那么董翠3月19日死亡，5月17日才火化，整整两个月，这期间发生了什么呢？

董翠死后，其母连夜赶到北京女子监狱，看到尸体惨不忍睹，身上青一块、紫一块，双腿又肿又紫，膝盖以下满是紫色瘀血，右肩处骨头和肌肉支离。于是董翠父母要求上诉，请求北京法律医疗鉴定中心验尸。4月14日化验结果出来，表明董翠确实是被殴打虐待致死。

面对化验结果，北京女监只好承认他们“应负一定责任”，他们给董翠父母报销在北京的吃住费、医疗费（父亲有糖尿病），每天好吃好喝好招待，同时每天有何云（现已调离北京女子监狱）等四名不同的警察给其父母做所谓的“思想工作”，向其施加压力。家属在北京停留的五十余日中，不断被胁迫撤回诉讼，但就是不见田凤清、席学慧的人影。后来女监重金收买，给其父母强行制定了“三不准”：1、不准受当地法轮功学员“煽动”，不要接触任何法轮功学员；2、不准向外透露、声张、宣讲有关部门所给的“家属安慰费”；3、不准反悔再上诉，此事已到此结束。最后，董翠父母在压力下求告无门，只好接受现状，无奈离京。

女监当时准备了三套方案，以备检察院的调查。在检察院来之前，李小兵等几个做假记录的人都被反复叮嘱：不知董翠已经死亡的事情。只是听说董翠在19日前有过焦虑、不安等想自杀的情况，同时李小兵、李小妹、靳红卫等故意对其他服刑人员放风说董翠芳有心肌炎。田凤清、席学会又召集李小兵等人做了一份看护记录。看护记录写完后，根据要求又做了两次修改。并且在每次写好后，都故意弄旧崭新的笔记本。在“看护记录”中，李小兵李小妹等说在给董翠“做思想工作”，并说她有“自杀倾向”。检察院曾来了解情况，李小兵、李小妹、靳红卫向检察院做伪证，掩盖虐杀的事实。由于巨大的政治压力及共同的私利牵制，尽管遣送处曾拒绝出具经抢救无效死亡证明，但最后，遣送处还是协助女监做了伪证，出示了假诊断记录、假治疗方案、解剖证明等假证，使董翠的死亡看起来正常。最后采取了所谓最有利于监狱大局的“稳妥”的方案：由席学慧等狱警证明，董翠的“转化”是由警察做的，董翠身上的伤是她自己“自伤自残”的结果，董翠的尸体最后进行尸检，结论是肺血栓。在一切手续齐备的情况下，女监就是这样通过造假，将“草菅人命”说成是了“正常死亡”。当年，女监还对外谎报“连续多年无重大安全事故”

董翠尸体火化后，监狱管理局自上而下统一口径：“董翠属于正常死亡。”事后所有参与此事的恶警都深深松了一口气，认为监管局确实保护了他们，没有被公开处理。张书顺监狱长卸任，因为席学慧的丈夫在监管局，就把她调到大兴的大红门司法所，田凤清被内部处理，在北京女子监狱的后勤任一普通科员，董晓庆还在监区工作。

董翠死后，北京女子监狱迫害讲出真相者，封锁一切真实消息。三分监区的放风很长一段时间给取消了，恢复放风时也严禁学员间的正常交谈，狱警经常在监控室观察学员动向，防止消息泄露。法轮功学员许那因一直要写信揭发女监虐待董翠致死，从此被严管严包，没收她的纸笔。女监还给发放服刑人员权益保障的调查卡，让被关押人违心填写“女监无打骂犯人”的虚假正明，然后把卡寄给家属，如实填写的就不给发信。老女监还找电视记者，采访安排好的普犯回答记者问题，说北京女子监狱没有打骂体罚的现象。在老女监三区，曾有人在接见家人时说到法轮功学员董翠的一些情况，结果全监区被清查、严管，两个人即使在宿舍里也不准低声聊天，如果说话不能被第三个人听见就算违纪，被怀疑有问题；甚至在老女监二区，曾有普通犯人在接见家属时无意讲了有关法轮功学员的一句话，就被取消接见资格，当年未能申报减刑。曾有法轮功学员因同家属讲述受虐待事实被以“泄露监管机密”而被取消接见资格。

耿金娥

耿金娥，北京市海淀区法轮功学员，2010年6月10日，法轮功学员耿金娥在四区被迫害离世。耿金娥死的那天晚上，四区正在布置考传统文化的考试题，耿金娥站起来，对狱警说自己的眼睛就看不见了，当时狱警让她坐下，让她的班长庞薇回去告诉她考试题，并没带她去看病。后半夜，耿金娥已经没气了，四区的几个普犯才用床板把她抬到医院。女监医院一位大夫说，“四分监区太过分了，人都没气了还让我们装模作样抢救。”在家人的追问下，狱警先谎称是心脏病猝死，后又改口说是脑溢血死亡，最后被问得哑口无言。法轮功学员耿金娥在四区被强制接受洗脑，不许炼功，连盘腿都不允许，还被强迫信佛教，强迫学习所谓传统文化，四区甚至早上刚起床就在监室里播放诽谤大法的光盘，强制一边洗漱吃饭一边看，直到出工。出工劳动也没有休息时间，中午在车间堆满产品的桌子边上挤一点地方吃饭，也只有十几分钟的时间，吃完饭马上就得干活，否则完不成生产任务。上厕所时间都有限制，所以不能随便喝水。出工回来后不能上床休息，必须坐在小凳子上看新闻联播，还要写早上看光盘的心得体会，每天还必须写改造日记，每周写思想汇报，如实写心里话就要被“谈话”甚至“批斗”，还必须经常要背诵四区安排的学习内容。四区限制法轮功学员间的交流，只能与本班学员说话，话题也是有专人负责监视汇报的，写信接见打电话都不能说心里话。所以耿金娥心情极端压抑，本来身体健康的她表现出糖尿病的症状，四区并没有给她很好的治疗，叫她们班的人监视她，不让她吃饱饭，控制她的采买，她经常饿的头昏，有时班里的法轮功学员就悄悄给她几块饼干，她只能在卫生间里吃，如果让监视她的犯人看到就要有麻烦了。最后她饿的只剩一把骨头，非常虚弱，每天仍被强迫出工劳役（耿金娥离世后，四区中午才让老年法轮功学员中午休息一会儿）。家人看到她走路走路都打晃，需要人搀扶，多次要求保外就医，都被女监拒绝。

耿金娥离世后，监区长刘迎春马上召集在晚上值班的人和同监室的人开会，统一口径，教她们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第二天检察院来调查时，没有人敢说实话。法轮功丁晓兰学员只说了一句：大家对她不好，被刘迎春大骂一通，其他人守口如瓶。耿金娥的班长，诈骗犯庞薇及药杂温莉，按照当时四区监区长刘迎春的指示，对来调查的检察院做了假证，谎说四区对耿金娥非常好，耿金娥死前无不良征兆，病发后抢救及时。长期的精神虐待和身体折磨严重摧残了耿金娥的健康，加上超时、超负荷的奴役劳动，使曾因修大法而非常健康的耿金娥被迫害致死在狱中，刘迎春竟然开大会说是四区对耿金娥的治疗才使她多活了一段时间，副监区长肖蕊还假惺惺说希望服刑人员要珍惜生命。

耿金娥去世前，还请即将出监的法轮功学员帮她在明慧网上发表严正声明，否定四区对她的“转化”。北京女子监狱非常狡诈阴险，擅长利用服刑人员在强制高压下所写的文字为自己遮丑。耿金娥家属曾去女监打横幅讨要说法，监狱长李瑞华拿出耿金娥被强迫写的思想汇报及改造日记，及犯人的伪证，推卸责任，替四区遮掩。北京女子监狱也擅长利用监控器留下所谓文明执法的证据，对人施以酷刑时，就在监控盲区，空闲楼层，或用停电等方法关掉监控器。负责心理健康咨询的狱察吴蕾曾抱怨说：“新女子监狱的咨询室的墙壁很薄，如果在里面做‘转化’工作，监室的其他人就能听到喊叫，太不好做工作了”，她还说过，“新女监连警察办公室都有监控，太不方便了。”

北京女子监狱造假成性。为了评选先进单位，做台帐应付检查是常事。各法轮功监区都擅长编造假“转化”记录，对正念出监的法轮功学员，并不上报，并欺骗其他法轮功学员说全部“转化”认罪，否则不许出监。为完成“转化率”，女监狱警还与教育科玩弄文字游戏，伙同局验收警察朱光华，虚报“‘转化’成绩”和“攻坚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