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龙口市麻莲凤十多年遭迫害经历（图）
 麻莲凤 |
幸得大法 身心健康
我家世代信佛、重德行善。九十年代初，我七十多岁的姑姑看到社会风气日益败坏，曾说过：“等真人出来就好了。”我听到了，高兴的说：“等真人来了，咱们都去学。”一九九六年，姑姑又对我说：“头别剪了（指理发），真人出来了。”之后姑姑就去世了。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十七日，亲戚告诉我，电厂大门口贴出了通知，在电厂俱乐部播放法轮功（讲法）录像。我就约了同事，吃完晚饭一起去。连看了两晚录像，对师尊讲的法不是太明白，只感觉前额中间很紧，肉都聚起来往里钻。我有点害怕，怕出偏，第三晚没敢去。第四天，给我送面粉的姐姐问我去没去学法轮功，我把自己的感受跟她说了：“头很空，眼前聚得慌，很难受。”姐姐一听，马上告诉我，她大姑姐说过，都得难受难受，这是消业，是好事。晚上，似懂非懂的我又去看录像，放映室里，有人听了我的描述，马上说：“开天目了……”后来看了宝书《转法轮》，才彻底明白了是怎么回事。
修炼前，我有头痛的毛病，痛起来头象裂开似的。得法后，一次在炼功点打坐，感觉头的右前方象吃花椒一样凉丝丝的感觉，这感觉向头的右后方扩散，同时感觉盘着的两腿非常柔软，象面扣一样。就这样坐了两个小时，同修都陆陆续续的走了，我还在坐着，有开天目的同修看到，师尊在给我净化身体。炼完功后，身体非常舒服。头痛的毛病完全好了。
屡遭迫害 失去家庭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邪党头子江泽民出于个人妒忌，发动了针对法轮功的惨绝人寰的迫害。七月二十二日下午看了邪党诽谤大法、诽谤师尊的电视后，我和几个同修商定晚上去北京，为大法鸣冤、还师尊清白。天一黑我们就出发了，刚走出不远，就被劫持到龙口公安局，后被电厂接回，天蒙蒙亮时被家属接回。此后丈夫单位的人每晚轮流在我家楼下盯梢，直到我被迫交出了大法书，才结束了这一荒谬举止。从此我失去了正常的学法、炼功环境，心里的难过无以言表。
后来，听说同修们都去北京上访，证实大法。我和周围的四个同修商量，也决定去北京，向国家、政府反映法轮功的真实情况。二零零零年九月二十九日，我们乘长途大巴来到北京，在天安门，看到全国各地的大法弟子冒着被抓、被打的危险，义无反顾的打出“法轮大法好”的横幅，“还师尊清白”的喊声响彻云霄，同修的义举深深地震撼了我们。
十月一日从北京回来后，负责买票的同修被恶警追查，我也受到牵连，为了避免被“610”绑架去洗脑班，二零零一年五月底，我被迫流离失所，去了深圳亲戚家。同年六月四日，单位和我丈夫配合邪恶，把我从深圳绑架回龙口，关进了下丁家洗脑班，绑架期间发生的吃、住、往返机票等近万元费用全部让我丈夫承担。在洗脑班，我不仅失去了人身自由，还遭受了精神迫害，每天被强迫看诬蔑大法的录像，被逼迫写三书。当年洗脑班的迫害凶手有马道堂、戚壮大、赵强、田某等。
这期间，丈夫因不堪忍受残酷的迫害和巨大的心理压力，提出离婚，法院送达了传票，我认为自己修炼大法未做坏事，坚决不离，单位领导和法院人员却怂恿我丈夫离婚。僵持到二零零二年四月，法院强行下离婚判决，一个好端端的家庭就这样被江氏流氓集团给拆散了。我被非法拘禁四个多月后，于十月十一日出狱回家。
二零零三年七月二十三日，单位恶人和“610”人员以怀疑我去市场发资料为由，又将我绑架到下丁家洗脑班。在洗脑班，戚壮大和王治安见了我，说：“认不认识我是谁？”我说：“当然认识，戚壮大、王治安。”王治安问我：“去没去小市场发资料啊？”我说没去，他就在我左肩膀处狠狠的打了一下。接着戚壮大把我铐在铁床栏杆上，一天二十四小时，除了上厕所和洗漱都这样铐着。一天晚上，我被铐着的左手从小臂到手背被蚊子咬了八十多口，他们就换了铐右手。我绝水绝食抗议对我的迫害，三天后，他们拽着手铐把我拉到下丁家卫生所，我拼命反抗，还是被一个周姓大夫灌下了奶粉、盐水、饼干之类的东西。一天中午，他们把我拽到二楼一个房间，把手铐铐在上铺护栏上，这样我只能站着，之后他们捏着我的鼻子给我灌水，我极力反抗，导致前边下排牙齿松动。灌完了水，他们去睡觉了，我依然被铐在上铺护栏上站着，直到他们睡醒了，才打开手铐，极度虚弱的我倒在下铺床上休克了。他们怕我出事他们要担责任，叫来下丁家医院的车，把我拉到医院打吊瓶。到了八月八日，他们看我身体实在很差，就让我暂时回家，他们密谋半个月后等我身体恢复了，再把我抓起来。我识破了他们的阴谋，没有回家，被迫流离失所。
 龙口市下丁家洗脑班（从北面拍摄） |  龙口市下丁家洗脑班（从西南方向拍摄） |
非法判刑 再陷冤狱
二零零三年十一月六日半夜两点，我与同修孔凡华、丛培清被烟台公安局伙同龙口公安局警察绑架，复印机、速印机、打印机、电脑、纸张、五千多元现金及日用品、粮、油、三轮车等被洗劫一空。我们三人都被绑架到龙口看守所，被迫做奴工，往窗帘上绣花，完不成当天任务不许睡觉。期间，国保王应乾经常非法提审我，有一次他问我：“吃饭了？”我没有回答，他就恶狠狠的说：“监狱不怕死人。”每次非法提审，恶警都给我戴上手铐、脚镣（类似脚镣的那种绳子），固定在铁椅子上，无法活动。由于我不配合恶警提审，一东北口音、大约四十多岁的恶警嚷嚷：“上刑！”最终他们也没敢上刑。
 酷刑演示：铁椅子 |
龙口法院非法重判我七年徒刑，我又被劫持到山东省女子监狱（位于济南市历城区孙村镇），那一年我正好五十岁。
暴力洗脑 奴役折磨
在监狱集训队里，我的血压高压达到160，低压达到100，他们依然强制给我洗脑、酷刑“转化”，半夜两点才让睡觉，两个半夜后，他们开始强迫我吃药，不吃就不让睡觉，连同去的同修也受牵连。我被迫吃药后他们继续迫害我，二十四小时不让睡觉，困了就让面朝墙站着，上厕所得报告，不报告不让去厕所、不让洗漱。洗漱时间只给三分钟，有时故意刁难我，当我刚放下脸盆准备洗漱时，值岗的罪犯袁玉芬（烟台人）就喊：到点了。她还强迫我爬窗台上擦玻璃，我头晕得厉害，血压更高了。她们还让我写邪恶的五书，我说不会写，犹大高芸丽、邢丽琴（烟台）就把写好的邪恶五书拿来让我签字，我不签，僵持了两天两夜，她们开始对我下狠手。罪犯袁玉芬带着四、五个人进来，把门关上，把我按在靠墙的马扎上坐下，用监室吃饭的桌子挤住我的身子，袁玉芬拽着我的头发按在墙上，把着我的手在提前写好的邪恶五书上摁了手印。之后强迫我看天安门伪火录像、诬蔑师尊、诬蔑大法的录像，并让我写感想。二十多天后，我被转到八监区。
二零零四年七月底，我因为写严正声明，声明被强制签字的五书作废，坚修大法到底，恶警加重了迫害我的力度，让邪悟的犹大转化我，天天给我洗脑，我不动心，之后我被转入四监区。四监区又称“魔鬼监区”，里边的犯人被强迫没白没黑的干活，加工服装。因监区车间在地下室，比较隐蔽，不易被发现，所以超强的奴工生产肆无忌惮，那里曾经强迫监区服刑人员（其中也包括法轮功学员）连续八天八夜干活不停歇，差点把人熬死。一些犯人困得实在不行，也不敢睡觉，咬一口辣椒来提神。午夜十二点收工算正常的，半夜一、两点收工才算加班。我的手指被奴役生产工具——电锤打的骨头都变形了，也不让休息。
我们不仅在肉体上遭受折磨，还在精神上承受压力。一次，教导员徐玉美看到我在铺上盘腿坐着听服刑人员聊天，把我的两床被子都扔到了地上，让我把腿伸直了坐着，犯人李娟帮我把被子拾起来，被她一顿训斥。恶警不让法轮功学员炼功，一天半夜我正炼功，被警察管会荣查铺发现了，嚷嚷着要给包夹扣分，包夹的脸色很难看，我不想连累他们，就对管会荣说：别扣他们的分了，扣我的分吧。
二零零六年七月下旬，队长杜鹃、教导员徐玉美假借我炼功为名，把我关进了禁闭室。济南的夏天非常闷热，我被关在密不透风、狭小的禁闭室里，备受折磨。杀人犯杨桂梅把我拖倒在地，提着一条腿谩骂了一个多小时，并和其他犯人轮流在我耳边放诬蔑大法、诬蔑师尊的录音，为了禁止我盘腿坐着，每天都有人在我两腿中间踏上一只脚，她们让我伸直腿，或者让我站着，就是不许盘腿坐着，她们还往胶皮铺上倒水，使我无法坐，杨桂梅还往我脸上泼水，用能想到的一切办法折磨我、迫害我。她们一天两次给绝食抗议迫害的法轮功学员灌食，我就喊“法轮大法好”。在这密不透气的小屋里，有法轮功学员中暑了，狱方才把屋子上方的小窗打开。我一有时机就高喊：“法轮大法好！”极大的震慑了邪恶，恶警指使杀人犯杨桂梅毒打我，杨桂梅拿着蒲扇（夏天用的芭蕉扇）狠打我的头、脸，我的嘴肿的老高，蒲扇上沾了鲜血，她用水把扇子上的血迹冲洗干净，以掩盖自己的恶行。普犯袁玉芬也迫害我，用脚踢我，故意刁难我。
在禁闭室被关了十三天后，我被劫持到四监区一间与外界隔绝的小房里，一关就是近五个月，期间他们不让我与任何人接触，最初的两天从早上六点到半夜两点，之后就是从早上六点到晚上十一点，一直被强迫坐在小马扎上，不许活动。慢慢的，我的左脚失去了知觉，脚上肌肉萎缩，走路很不方便，左胳膊也抬不起来，左肩没有知觉。
到了十月份，徐玉美看我身体状况实在太差，担心我有危险她们要担责任，就在犯人出工后让我到大厅走动，直到现在我的左脚依然严重变形，一到冬天脚就发凉。
一天晚上，区长刘桂芸发现我炼功，指使值班人员把我拖到大厅，杀人犯邹娟把我的被子、褥子、衣服都扔在地上、走廊上，并扒下我的衣服和毛裤，以期从我身上找到经文报功奖分。那几个月，我和同修赵淑萍天天被拖到、抬到大厅迫害，不拖到大厅，就把我们的被子、褥子扔到地上。有一次，犯人杨爱美大半个晚上不让我炼功、不让我睡觉。犯人王志玲也半晚上不让我睡觉，还往我的饭缸里、暖瓶里放药迫害我。
在四监区，我抵制奴工生产，不出工，恶警杨崇深就让我装病号。我没病，装什么病号？我拒绝装病号，杨崇深就不给这个监室点名（收工回来要点名），同时不让监室所有人吃饭。四、五个犯人就强行把我摁倒，从那以后，其他队长点名时，她们都把我摁倒，偷盗犯田龙（济南人，二十多岁）和抢劫犯付萍（安徽人，四十多岁）表现的很积极，每次都少不了她俩，（偶尔遇到有良知的警察点名时我没被摁倒，）这样的情形持续了近一年。
二零零九年冬天，杨崇深把我家里送来的毛衣棉裤抢走送到了仓库，二零一零年夏天才还给我。还有一次，队长刘霞发现我抄写大法，抢走了我抄写的法，并报告了杨崇深，杨某指使犯人把我的铺板抬到地上，使我在地上睡了二十多天，专管法轮功学员的恶警射（音）静也抬我的铺板，她曾强迫我在地上睡了近一个月。
有一次我不出工，血压很高，杨崇深就说，我去车间叫人来抬你，教导员刘玲（四十多岁）带人来把我抬到了医院门口，医院不收，我被放在院子里晒。后又把我抬回了监室。教导员刘玲魔性大发，把我的衣服扒光，把我的短裤扔到垃圾箱，一把揪下我的乳罩，撕烂，又要扒我的内裤，我紧紧护着，她才没有得逞，恶党的党徒及其教唆下罪犯的变态心理，由此可见一斑。
还有一次，警察马海荣让我跟她出工，走到楼下，呼啦上来五、六个犯人，抬头、抬脚、拽胳膊、拽衣服，把我抬得起空，有人拿毛巾捂住我的嘴，怕我喊“法轮大法好”。她们把我抬到一个单间，扔到床上，我从床上滚下来坐到地上，院长和医院队长要给我量血压，我不肯，她们说：不给你打针，也不给你吃药。我仍然拒绝。院长看着虚弱的我说：你能自己走回去你就走吧。我从地上慢慢站起来，跟着马海荣回到了监室。
二零零八年，半夜炼功的我被杨崇深查铺时发现了，把我抬到大厅迫害，并要求我保证以后不再炼功，我坚决不配合，又被关进了禁闭室。到了早上，医院院长领着狱医强行给我打了一针，过了一会儿，恶警自己嘟囔：“怎么还不睡？”原来他们密谋把我绑架到医院，怕我喊“法轮大法好”，就强行给我打了睡觉的针，在慈悲的师尊加持下，我一点睡意都没有。之后四监区来人，还是把我绑架到了医院，黑心狱医往我嘴里野蛮塞药，被我吐出来，她说：医院有的是药。四、五个人摁着我的手和脚，把我绑在床上，强行挂上吊瓶，我拼命反抗，高喊：“法轮大法好”，折腾了半天，针没打完就回来了。
我的遭遇只是中国千千万万个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缩影，还有更多鲜为人知的迫害内幕，由于邪党的封锁、掩盖，还没被揭露出来，但是“暗室亏心，神目如电”，人无论做了什么，都会有记载。古人说：福祸无门，唯人自招。那些参与迫害我的人，快去了解法轮功真相，真心悔过，善待大法与法轮功学员，抓住眼前稍纵即逝的机会，天灭中共就在眼前，三退才能保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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