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抚顺市顺城区法轮功学员刘春梅自述遭迫害经历:
1.进京上访被非法关押
我是一九九七年二月经人介绍喜得大法,通过学炼法轮功,身患的多种疾病如:肩周炎、眩晕症等都好了。《转法轮》太神奇了,真是一本宝书。九九年“七二零”以后,中共开始迫害大法,铺天盖地的造假宣传,栽赃诬陷法轮功师父和大法,作为弟子,我有责任向世人说明真相,我决定进京上访。
当时我工作的单位抚顺华丰化工厂领导为防止我上访,派人每天二十四小时看着我,厂保卫科冗员在去火车站的路上拦截我,车间书记和主任张俊秋找我谈话,让我不炼了,我说:“国家能给我一个健康的身体吗?这么好的功法我一修到底,”他们还说:“你走了,你家人及亲戚都要受牵连,下岗,孩子不能上大学,并且开除你。”我心想:“任何压力都阻止不了我进京上访”。
二零零二年元旦,我踏上了进京的火车,在天安门看到到处都是便衣警察和警车,我随身携带的横幅还没等打出来,就被五、六个便衣警察绑架,将我强行推上了警车,在车里我大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还我师父清白!”他们把我关进了天安门派出所的铁笼子里,下午,抚顺驻京办事处的人来接我,我没报改名和住址,他们气的骂我,往我的头上浇凉水,给我照相,我不配合,他们拽着我的头发往墙上撞,一照相我就闭上眼睛,他们就抓着我的手和头,强行照相,晚上,警察把我们送进海淀派出所,我身上带的两百多元钱、横幅、身上穿的新鞋都被拿走了,把我关进一个屋里,里面有三十多人,睡觉都是一颠一倒立着睡,半夜一点左右,两个警察把我带走,他们用伪善的办法套出了我的家庭住址。
被关押在海淀派出所期间,我向那里不修炼的人讲述大法的神奇美好,并且在墙上写:“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等”,其中一个被关押的不修炼的人叫刘会连,受益很深,她也写了一个横幅,拜托我出去后,帮她也挂在天安门广场上,完成她的心愿(后来由于我连续被迫害,没有完成她的拜托,很是遗憾)。当时我一直绝食反迫害,恶警给我打了一针,里面不知道放的什么药,特别疼,打完针以后,我总是爱忘事。
一周后,我单位保卫科的王宝才、古长松和清原县公安局派的人把我接回,途中,他们要给我铐手铐,我说:“我没有犯法,我不戴。”回到抚顺后,我被劫持到清原县大沙沟拘留所非法拘留7天。我拒绝放弃修炼大法,又被劫持到抚顺劳教所非法劳教一年半。
2.在抚顺劳教所证实法遭受迫害
抚顺劳教所强迫法轮功学员看诽谤大法的电视节目,我们同修大家一起齐发正念,电视马上就象雪花一样跳动,放不出图像来。我们每天背法、炼功,遭到了恶警石青云的打骂和体罚,她不让我们炼功,我们就坐着发正念,她过来干扰说:“在白天闭着眼睛干什么?怪吓人的。”我们说:“你别来干扰我们,这样对你不好。”说完她就走了。
新年期间,同修想写横幅挂出去,苦于没有纸笔,我们双手合十,求师父,不一会,从门缝里扔进一支口红,我们就用床单和口红制作了三份横幅上面写着:“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还我师父清白”。二零零二年三十下午,我们把窗户打开,把横幅挂在窗外,大家齐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还我师父清白!”我们这一喊,把楼下所有的眼光吸引到这里,那些在押的刑事犯看见横幅,冲着我们竖起大拇指。不一会,警察来了,不让我们喊,让我们离窗户远点,都坐下。恶警吴伟气势汹汹的把横幅拽下来,对我们说:“今天是过年了,要不非打你们不可。”
一次,又同修把师父的经文写下来大家一起学习,被三个恶警发现抢走,他们把经文放在桌子上,我们几个同修整体配合发正念,恶警把经文的事给忘了,这样,我们又把经文拿了回来。
我因炼功遭到恶警毒打,为抵制迫害,我们集体绝食,我的体重从一百六十多斤降至八、九十斤,家人来看我时,我瘦的皮包骨,家人哭了,母亲抱着我痛哭,我丈夫说:“你走后,厂里勒索钱财两万元(我们夫妻二人都在一个单位),厂里半年没给我开资,我买馒头的一元钱都没有,是你哥嫂给我几百元生活费。”家人劝我不要炼了,我仍然不动心,恶警说:“就你这样的出去了,不还得进来吗。”我说:“你现在无条件释放我,我永远不会再进来。”恶警说:“那你就死在这里吧,”我说:“我告诉你,我决不死,我一定看到法正人间那一刻!”就这样,家人含泪而走。
法轮大法日快到了,同修还想打横幅,没有纸笔,同修把毛衣拆了,我就用毛衣拆的线用铁丁子带线在白色床单上绣了“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还我师父清白”的横幅,绣了七、八天,都是在下半夜绣,绣出来的,横幅闪闪发光,在师父的呵护下,我们顺利的把横幅挂了出去,后来,我们把经验告诉了各班的同修,她们也写横幅往外挂了。
抚顺劳教所把我们女性法轮功学员分成七个班,每个班有二十人左右。一次,主管恶警陈陵华叫来十多个男警,警察吴伟、陈陵华、王军、路凯等逼我们“转化”,对我们拳打脚踢,电棍电我们,打的同修嘴里流血,其中一个警察,握着拳头朝我的眼睛打来,我和警察四目以对,我心无杂念,背诵大法经文,顷刻,他的眼睛就不敢看我了,拳头没打过来。我对陈陵华说:“你们用暴力迫害法轮功学员,逼迫‘转化’,会招致恶报的。你们把某人今天“转化”,明天就作废。”
一次,恶警吴伟接到一封大连同修发来的劝善信,他很心虚,对我说:“我打你了吗?”我说:“你没打我,并不等于你没打别人,我们是一个整体。”一位同修有一块手表,是发正念看时间用的,被恶警抢了去,恶警吴伟狠狠殴打这位同修,把椅子都打坏了,她的腰几个月都直不起来。吴伟却说:“我打她谁看见了?”我说:“你能躲过人眼,你躲不过法眼,上天都给你记着呢。”吴伟说:“你们上次打横幅,就应该给你们加期。”我说:“不可以,你给我们加期,就等于给你自己加期一样。”第二天,吴伟把我们关入小号,一个小号关进六个人,在潮湿的水泥地上睡觉,我身上、后背、臀部都长满了疥疮,奇痒无比;每天强迫坐塑料小板凳,早六点到凌晨一点左右,不能动一下,臀部坐的溃烂、化脓,肉粘在内裤上,上厕所脱裤时,连皮带肉粘在一起,鲜血直流,特别是我来月经,连卫生纸、卫生巾都不让买,恶警陈陵华说:“不‘转化’,什么都别谈。”
一次,我们立掌发正念被恶警吴伟发现,他气的火冒三丈,进班要打我们,我们发正念把恶警的嚣张气焰解体了,这一次他的施暴没有成功。
二零零三年新年快到时,警察把走廊两边都沾满了诬蔑大法的宣传画报,我们各班同修整体配合,下半夜一点,我们出来把墙上的画报全部撕掉,镜框上的撕不下来,就把镜框拿下来扔在地上摔的粉碎,然后,我们全部回屋睡觉,警察发现后,气得在走廊大骂。
抚顺劳教所非常邪恶,曾经打死、打伤数位法轮功学员。
3.在马三家劳教所遭受的迫害
二零零三年三月,我们十六名女同修被转到沈阳马三家劳教所。马三家劳教所是个人间地狱,在那里我们遭受到羞辱、罚站、不让睡觉等迫害,干一些有毒的活,如做上坟用的物品,味很刺鼻,导致我们经常头痛,呕吐,每天晚上干到十点,产品多时干到十二点左右,我们被关在新盖的房子里,没有玻璃,四处漏风,就像个大冰箱,东北的三月份是很冷的,狱警不让我们穿棉衣,冻我们,后来又不让我们睡觉,四、五十多个包夹围攻我们,车轮战,不让背法、不让发正念,在我的耳边乱喊乱叫,我困的睁不开眼睛,他们就在我耳边怪叫,推我,不让我睡觉,罚站、不让上厕所,这种“熬鹰“酷刑最终折磨得我头脑糊涂了,在意识不清醒的状态下,稀里糊涂地签了字。那一刻,我的心真是剜心透骨地难受,我哭了一夜。
黑龙江省林口县法轮功学员都丽梅,今年五十一周岁,一九九六年年末开始修炼法轮功。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大法后,都丽梅曾四次被绑架。二零零零年至二零零六年期间被当地政法委、“610”、警察勒索二万多元。以下是都丽梅自述遭迫害的部分经历。
中共迫害法轮功其实在一九九九年七月之前就开始了。我们当地镇内派出所部份警察,七月二十日之前一段时间,每天混进法轮功学员的晨炼中打听着法轮功的消息。当年六月份,本地三十九位法轮功学员租车去哈尔滨上访,在三道通就被警察劫回公安局(其中部份同修走脱)。
二零零零年三月份(皇历二月初二),我和同修古广厚、李淑玲及昔日同修冯世玉四人一同进京上访。由于我丈夫怕遭到牵连,向警察告发我们进京上访这件事。当火车开到哈尔滨站时,我们被上来的警察绑架,管片警察刘海峰等人也赶到哈尔滨,他们恶狠狠的骂着我们,将我们两个人铐一副手铐绑架回林口县,非法关押在看守所。在看守所里,警察一次次逼迫我们写保证书,逼家人和单位担保不进京、不上访、不炼功等等。在看守所吃的是砖色窝头,有时窝头里还有老鼠毛,白菜汤里一点油没有黑糊糊的,有时里面还有蚊子和苍蝇。
第一次我被非法关押十五天,我们一同上访的其他三人都关很久才放回家。原南山派出所所长许彦臣(音)当时向我家人勒索了三千元,公安局向我单位勒索了三千元。我兜内仅有的七十元钱也被国保大队姓康的警察抢去,都不给收据。
二零零零年年末至二零零一年初,是我县法轮功学员进京上访人数最多的一年。邪党县政府召开公安各部们紧急会议,县长王育伟说:“把炼法轮功的人都抓进去,咱们过个好年!”(当时看守所内警察说的)各乡镇派出所警察就象疯了一样,全县到处绑架法轮功学员,记得当时有七十八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还有乡镇:刁翎、建堂、朱家、宝林、三道通等法轮功学员。年龄最大的七十二岁最小的二十五岁,并且年轻的同修家中有吃奶的孩子。三道通的学员和各处进京上访的学员被打的很惨,几乎人人都被打的眼圈紫黑,是被警察用拳头打的。三道通副所长张士强带头领着警察们打法轮功学员,其中有一个女学员的胳膊被掰断,落下残疾。三道通法轮功学员孙成珍被郭宇等警察打的尿血尿近三个月。进京上访的学员还说:警察给她们上绳插瓶子(就是一种刑法,人起不来蹲不下),恶警乘机摸她们的胸耍流氓。
宝林法轮功学员刁桂杰,当时四十多岁没成家,警察提审她时,边打她嘴里还边说着流氓话。因只隔一堵墙,打她时我能听到,啪啪的声音,是用板凳上的硬木板条打的,连续打几个小时。晚上她是被俩个人架着回监室的,她倒在炕上十多天才起来,后背被打的象铁一样黑,后来还留下象碗口那么大的一块硬黑饼子印。
林口东街派出所是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最多的,所长是曹大海,警察们白天、晚上通宵连审,被他们抓捕的法轮功学员有:古广厚、李淑玲、杨桂芝、臧巧玲、都兴国、王双、段春青、石敏、艾姨、徐宏伟和段老二等等,还有许多是在家被绑架的。东街派出所打人最狠的恶警姓金(是朝鲜人),他们用电棍电、皮鞋踢和拳头打着每一个法轮功学员。六十多岁的学员被恶警们踢的满地滚……等等。警察想审出带头进京上访的人和资料来源。
我父亲都兴国当年因修大法胃癌好了,高兴的自己做了很多面写有“法轮大法好”的小旗插到大街小巷的雪堆上,被东街派出所警察们绑架到看守所里,迫害了六十天。“610”和公安局警察逼他放弃修炼大法,他很坚定不配合,表示坚修大法到底。在看守所里退了党,公安局姓赵的局长恶狠狠的骂着:“我要是江泽民,把你们炼法轮功的拉出去用枪都突突了。”
在我和父亲俩人被绑架后的第二天晚上,东街派出所警察朱玉书等六、七人闯到我家,逼迫妈妈踩师父的法像。警察还闯到妹妹家抄家。父亲这次被“610”勒索了五千元。这些年来,我丈夫和儿子以及家人们还有我打工单位的老板都受到了不同成度的干扰。警察动不动就闯到我家和父母家骚扰、抄家。
同修周学芝进京上访被绑架回看守所,南山派出所刘海峰等警察把周学芝按在墙上左右,扇嘴巴子,用电棍到处电,连续打了半天。周学芝被打的脸变形,腿瘸了,痛苦不堪。我第二次被绑架,恶警们用皮鞋踢开我的两脚做开飞机状,开了几个小时。我这次被邪恶们非法关押了八十天,家人被610勒索三千元,政保科的王科长勒索二千元。
二零零六年七月份,有一天,国保大队的王纯明,南山派出所的恶警刘海峰等6-7人到我家敲门,我没给开,到上班点时,他们在楼的两面楼梯口处坐在车里,见我下楼一哄而上,非法抄家抢走了师父的法像,经文和香炉。他们伪善的让我承认邮寄真相信之事等。家人被国保勒索三千元,侯勤友收的钱。(原国保大队长是贾启杰)
由于一次次被罚款抄家绑架,丈夫吓怕了,提出离婚,法院的人到看守所里判的离婚。就这样我的家散了,从看守所出来后我靠打工挣来的很少的钱,既要供孩子上学又要还房贷,根本就不够,每月还要靠父母和姐妹救济。有时过不去关时一个人偷偷的流泪,心想修炼真的很难啊,但不管前面的路多么难走,我也一定走到底!最后一次被绑架是二零零六年六月。南山派出所所长崔伟业带着一帮警察闯到我母亲家绑架我,然后押着我到我家抄家,刘海峰翻到大法书十七本,崔伟业照相。这次一同被绑架的还有同修臧巧玲。我俩被连夜劫持到八面通看守所。在看守所我们每天被迫做奴工活——挑卫生筷子,有定额,完不成不准休息。
在八面通看守所被非法关押近二个月后,我和臧巧玲被非法劳教一年,一同劫持到哈尔滨戒毒所。两人体检都血压高,其它项都不合格。但臧巧玲被送去劳教,我被拒收,随车返回八面通看守所。当我们车刚开出戒毒所大门时,林口县公安局副局长曹大海打来电话问第二看守所姓纪的所长:“事办的怎样了?”纪说:“一个劳教,一个血压高拒收。”曹大海说:“我和戒毒所的大队长熟,我马上打电话让他把人留下。”纪所长说:“已签完字。”我当时坐在纪所长的身后,他们的对话我听的一清二楚。
“610”的张士强不告诉我家人我已被哈尔滨劳教所拒收,向我家人勒索六千元。在去劳教所前,已向我家人和臧巧玲家人各一千元,说是去劳教所路费。这时我家人知道我的情况要办取保,南山派出所所长崔伟业刁难家人不给签字,说再检查一次他才相信,并向我家人勒索所谓警察出车的油钱。刘海峰和一女警将我拉到八面通医院,让我家人拿钱又给我重新体检。后来,家人又被公安局一局长及国保大队长贾启杰各勒索三千元,才让办理保外就医。
内蒙古兴安盟阿尔山市付至霞修炼法轮功后,身心受益,在法轮功遭受迫害后,她二次被非法劳教迫害,多次遭骚扰等迫害。
付至霞一九九八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后,几个月的时间一身的病都好了。她表示每天心情非常快乐,深深的感恩到大法的神奇、超长,每天沐浴在佛光之中。
然而她还没学一年,大法遭受迫害,中共邪党铺天盖地的打压迫害法轮功学员。二零零二年正月,付至霞因写“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横幅,遭到了警察无理的抓捕和打压。那是二零零二年正月初四,她和赵柏杰、黄亚菊、耿淑芬都在她家被地方派出所和阿尔山市国保大队长张立岩等一伙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阿尔山市看守所,每天受着非法审讯逼供。
被非法关押十个半月后,付至霞被非法劳教三年,在图牧吉劳教所遭到恶警周国玲扇嘴巴子、电棍电击胸部等残酷迫害。参与迫害的还有尹桂娟,恶徒们拳打脚踢、用皮带抽、用手铐铐她的双手吊到比窗户还高的暖气管上,脚离地一尺多。白天超强度的奴役劳动,晚上不让睡觉罚站。参与迫害的警察还有翟秋华、李爱华。翟秋华也打过付至霞,让她签帮教合同书。付至霞说我要求自己按“真善忍”做好人,用不着谁帮教,把那张合同书撕了,翟就抓住她的头发使劲往墙上撞,又把她打了乌眼青。
二零零四年底付至霞从劳教所回家后,警察还是不断地骚扰她。二零零五年七月二十二日,阿尔山市国保大队长冯力涛和副队长陈国东又到她家,当时法轮功学员黄亚菊也在她家,不法警察把她俩都绑架到市公安局国保大队,分别关在两个办公室,中间只隔一墙,当时付至霞就听到他们狠狠的打黄亚菊啪、啪、啪的(后来听说用湿毛巾抽打她)打完后就到关付至霞的屋里来,付至霞质问他们:你们是不是打黄亚菊了,打人是侵犯人权、骂人是侮辱人格,你们是执法犯法。他们一声不吱,后来就把黄亚菊放回家了。付至霞又被非法关押十五天才放回家。
付至霞第三次遭到迫害是二零零七年五月,她在麦场外点做饭,被查外来人口时,警察看到她在那里,三天后派出所所长杨明松带了三名警察到麦场点,把她强行绑架到阿尔山看守所,非法关押一个月后,又非法送到图牧吉劳教所迫害一年,于二零零八年五月回到家中。
二零一三年春天,一天晚间付至霞在回家的路上,被叫费永祥的警察(长期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拦路截住一把抢走她的兜子,付至霞大喊一声:干什么?顺手把兜抢回。恶警又追那个老年法轮功学员,后来把那个老年法轮功学员劫持到他家,给派出所打电话,想立功往上爬,结果没人参与,只好给老年法轮功学员家人打电话接回。
重庆女法轮功学员李基凤,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十五年中,屡遭绑架、关押,曾被非法劳教、判刑八年,在狱中遭受到非人的折磨。
二零零零年的元月,李基凤因去北京为法轮功鸣冤,被重庆北碚区看守所非法关押三个月,并被送入洗脑班继续迫害一个月。
二零零零年六月,李基凤第二次去北京,被劫持到重庆女子劳教所迫害一年零三个月。在劳教所中,李基凤被恶警插胃管,吊打,罚站,撞墙等各种酷刑折磨,甚至被骗至劳教所医院及二零四医院迫害,造成李基凤精神恍惚,警察也认为李基凤被迫害成“精神病”了。从劳教所出来后,李基凤通过学炼法轮功,身体很快康复。
二零零三年五月,李基凤再次被北碚警察绑架到党校洗脑班迫害。期间恶徒对李基凤拳打脚踢,扇数百耳光,用装满水的塑料瓶子打双手,大字形吊到窗户上等各种恶毒方式折磨,逼她“转化”。由于未达到目的,警察又把李基凤关入北碚戒毒所和看守所继续迫害。
在所谓“转化”企图未能得逞后,北碚区法院对李基凤非法判刑八年,于二零零四年十二月将她劫持到庆永川女子监狱。
李基凤坚持对大法的信念,女子监狱以拒不“转化”为由将李基凤关在入监队迫害了五年半。期间把李基凤送一个所谓“法研班”疯狂迫害,动用一切阴毒下流的手段对李基凤进行心理及生理上的摧残,李基凤曾连续三天被强迫灌不明药物,导致大脑昏沉,牙齿大部份被毒坏脱落,左眼失明、咽喉,舌头也受到严重损伤。这期间,“法研班”恶徒企图给李基凤安上一个所谓“脱逃”的罪名,先用语言诱导李基凤要到监狱外面去,然后有意安排门岗走开,旁边暗中跟踪,等李基凤走出门外后拖回来摔在地上进行折磨。由于被长期的折磨和被灌食不明药物,致使李基凤在一段时间里出现大脑昏沉、思维恍惚的状况。
在狱中八年多,李基凤的身体受到巨大伤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