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文帅在吉林省女子监狱遭受的吊刑折磨
尤其是在旧址黑嘴子五楼那段时间（二零一二年八月十三日至二零一二年十一月十六日），在开始的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我被包夹、帮教们吊起来酷刑折磨了七次。其中有两次是最残酷的吊刑“开飞机”，致使当时我的两个胳膊和双手几近伤残，吊完后两个胳膊和双手就彻底伤了筋，失去了正常的功能，两侧肩膀和腋窝处都勒破出血。之后的一段时间，我就象失去了双臂的残疾人一样度日……
酷刑折磨，主要以“上束缚”即“四肢上绳”、“开飞机”等吊刑为主：
“四肢上绳”就是先让人躺在床上，用绳子将其四肢绑紧，然后将人象五马分尸一样拉抻起来，再将绳子另一端绑在床铺上方的四个支柱上。整个人被完全悬空着吊起来，四肢被抻得撕心裂肺的痛。
 酷刑演示：抻床“四肢上绳” |
“开飞机”是一种直立式的悬空吊法。先用线衣线裤等分别从两个胳膊腋窝处掏过来，把两个肩膀绑紧；然后将两个胳膊向后背到背部，使两小臂交叉重叠起来端至肩胛骨处，用线衣线裤捆紧，一点也动弹不得；然后再将人举起来，使双脚离开地面一定高度，将捆绑肩膀的线衣线裤另一端牢牢地绑在上铺床的护栏杆上，使身体完全悬空着吊起来；最后再把双腿呈八字形劈开，两脚分别用毛巾等绑在下铺床下方的横栏上。身体被捆绑悬空吊起来后呈飞机形状，因此称为“开飞机”。吊一会儿，人就会痛得汗流浃背，死去活来。
 酷刑演示：吊铐 |
有的法轮功学员被四肢上绳、开飞机等吊刑折磨后，留下了终身残疾，有的几年过去了，胳膊上还留有大筋包，有些正常的动作和功能有障碍，有的手腕部、脚腕部、肩部等处都留有疤痕。
体罚虐待包括罚长时间坐小板凳，罚长时间立正站立，不让大小便，整宿不让睡觉，超出身体承受极限的劈腿和抻筋，打嘴巴、拽头发、拳打脚踢更是家常便饭。包夹对未转化的法轮功学员伸手就打，张口就骂、污言秽语不堪入耳。
这样的残暴让我忍无可忍，决定以绝食的方式抗议打骂、羞辱、体罚、酷刑折磨和虐待法轮功学员的恶行，要求惩治恶人，追究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然而我绝食抗议等来的不是警官针对我控诉问题的调查处理，而是从我绝食第七天开始对我进行长期的鼻饲灌食。她们无视我的控告和反抗，每天两次强制插鼻饲管灌食长达半年之久，给我肉体和精神上造成了严重伤害。鼻粘膜、胃粘膜损伤，肠胃功能紊乱，脏器衰竭，大便干燥，最长一次是四十天才大便一次。
 酷刑演示：野蛮灌食（绘画） |
对于遭受的迫害，我还经多方控诉，均未得到应有的处理。从监狱长到警官都只是或躲避旁观，或敷衍塞责，或包庇纵容的态度。两年多来，控告无门。监狱，这样一个司法机构，如此的践踏法律！不得不令人感到痛心。
以下为我在吉林省女子监狱教育监区（现称八监区）的遭遇：
一、在教育监区（旧址）三楼的遭遇（二零一二年五月～八月十二日）
二、在教育监区（旧址）五楼的遭遇（二零一二年八月十三日～十一月十五日）
三、在八监区（新址）三楼的遭遇（二零一二年十一月十六日～二零一三年七月）
四、在吉林省女子监狱的控告经历（二零一二年十二月—至今）（一）在 “教育监区”（旧址）三楼的遭遇（二零一二年五月～八月十二）
二零一二年五月我被搬到吉林省女子监狱（旧址）“教育监区”三楼 三零三监舍，主要由刑事犯田桂平、韩丽丽对我进行包夹，由帮教张艳春对我进行所谓的帮教转化。
在这里我经常遭到包夹和帮教们的羞辱、谩骂、殴打和体罚虐待。她们经常拽着我头发打我，用裤子、毛巾、枕巾等把我绑在床栏上。有时还会把我摁在地上，将双腿劈开，两手上举摆个造型。过来一个人就会踢我一脚。有时把床铺被褥都撤掉，让我直挺挺躺在光光的铺板（木板）上几个小时，一动不许动。有时“帮”我所谓的练“瑜伽”，超出人体承受极限的强制拉抻筋骨。
在老监狱医院时，曾经有一次，她们将我摁住趴在床上，将我双臂和双手都背到背部，然后从背部拎拽双手，将身体拎起来，双腿也同时被拎起来，让我尝试一下“开飞机”（教育监区折磨虐待法轮功学员的一种酷刑）的感觉，疼得我忍不住大喊。当时我右胳膊、右腿胯股处就都被抻着筋了，右腿几天后恢复了，右胳膊抻得很严重，一直没好，胳膊上举到头部处时就会酸痛。
 酷刑演示：开飞机 |
有一次她们三个人一拥而上，将我摁倒在地，堵我的嘴，然后三个人轮番打我。最狠的就是帮教张艳春（吉林省松原人），她居然把鞋脱下来，用手拽着我头发，用鞋底狠命抽我脑袋和胸部，导致我半个脑袋麻木了两天才好。后来她们把我抬起来扔到床上，用手巾将我双手腕部并在一起，绑在头上部的床栏上，直到几个小时后，有外人来监舍才给我解开。
接下来几天她们又对我进行了难以承受的体罚。她们把我的床铺铺的很薄，让我每天直挺挺的躺在凉席上，不让枕枕头，晚上睡觉不让盖被子（当时虽然是夏天，但半夜也是很凉的）。她们在床上给我摆个造型，两腿呈八字形劈开，两只胳膊一个姿势一直在头顶上举着，一动不许动，发现我胳膊动了，韩丽丽就会过来踹我一脚，说是“帮”我练“头顶抱轮”。每天除上厕所，从早晨五点多钟一直要坚持到晚上九、十点钟，才可以把手放下来。有时她们还会把我上举的双臂臂弯处用枕巾绑紧，动弹不得。大夏天的，憋得我满身是汗，胸闷喘不过气来。因为我右胳膊曾经在前一段时间被练所谓的“瑜伽”抻坏筋了，这样长时间的坚持举着，实在受不了。每次胳膊放下来时，都不会动了，尤其是右胳膊不听使唤，好象肌肉劳损似的，酸痛难忍。右胳膊不能自己抬起，只能靠左胳膊协助，后来监狱医院医生王桐发现了这个情况，及时制止了她们这种体罚。由于夏天天气比较热，长期一个姿势躺在床上，臀部尾椎处都硌起了水泡，疼痛难忍。
在教育监区三楼遭受打骂、羞辱、体罚虐待的法轮功学员不止我一人，因为我经常听到三楼有喊叫声，帮教、包夹大吵大嚷，骂骂咧咧的声音。
（二）在教育监区（旧址）五楼的遭遇（二零一二年八月十三日～十一月十五日）
二零一二年八月十三日，我被从吉林省女子监狱（旧址）教育监区三楼三零三监舍搬到那个可怕的五楼小房间。上了五楼就意味着要给我上刑了，那恐怖气氛象掉在狼窝里一样可怕。一进去就让我躺在给法轮功学员上绳专用的床铺上，床的四个支柱上都设有用来固定绳子的支柱。
这个房间并不是正规监舍，是通向楼顶通道旁边的一个小屋，并不是用于人员居住的监舍，没有上下水，更没有厕所。屋内不知是什么管道发出非常大的哗哗的响声，墙壁破烂掉皮，发霉，整个五楼就这么一个所谓“监舍”，实质上就是教育监区为了掩人耳目，专设的用来酷刑折磨虐待法轮功学员的单间。在管理上几乎是与世隔绝的地方，外人严禁进入，包括教育监区的警官和狱内巡查的警官都不允许随便进入。
监区二区队管事的刑事犯杨慧和监区主管“学习”的帮教杨梅负责对我的强制洗脑转化，并配有三个包夹何芳楠、潘英、陈梅和两个帮教谢立荣（是主帮教）、曲桂荣。包夹和帮教们狼狈为奸，经常合谋商量对我进行强制的攻坚转化，打骂、羞辱、体罚和虐待都算是轻的，在短短的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我就被她们吊起来折磨了七次。
每次基本上是杨慧下令，然后三个包夹何芳楠、潘英、陈梅一拥而上，有时还有帮教们的协助配合，我根本没有任何反抗的可能。她们用线衣线裤从我的腋窝处掏过来，把我的两侧肩膀绑紧，然后再把我身体直立着，绑在上铺床的护栏上，绑好之后，其他人都出去，三个包夹轮番进来看着我，不许我缓解晃动。就这样长时间悬吊着，任疼痛折磨得人精神崩溃。
 中共酷刑示意图：吊铐 |
前三次吊还属于半悬空吊，就是脚尖可以着地，脚跟抬高离开地面。每吊一次难度增加一次，脚跟一次比一次抬得更高，两个肩膀和腋窝处受力越来越大，捆绑肩膀的线衣线裤勒得也越来越紧。每一次我都被吊得双臂麻木，双腿双脚酸痛难忍。由于恐惧和疼痛，第一次（二零一二年八月十五日）我被吊得尿了裤子，她们仍然不肯放我下来，后来大便实在憋不住了，才把我放下来。第二次（二零一二年八月十六日）是晚上七点多钟开始吊的，到八点多钟时，监舍其他人都睡了，留下何芳楠一人值岗看着我，一直吊到半夜十点多钟才把我放下来，准备第二天接着吊。第二天（二零一二年八月十七日）早上她们就又把我吊了起来。吊了一上午，到中午时听说外面有检查，何芳楠把我放下来大便一次，之后就又把我吊起来。这次吊了一会儿，我胃部疼痛难忍，心跳加快，身体哆嗦象要虚脱似的，她们看我脸色很吓人，害怕了才把我放下来。
 中共酷刑：吊铐 |
没过几天，一天晚上（二零一二年八月二十四日）肚子疼得很难受想蹲一会，她们不同意，说我在装病，她们威胁辱骂我一顿，当时是晚上，监舍门都锁了，五楼就这么一个独立的“监舍”更没人管了，他们可以行恶了。于是以何芳楠为首的同监舍几个人（何芳楠、潘英、陈梅、谢立荣、曲桂荣）又一次把我吊起来。这次是完全悬空吊的，两脚完全离开地面，把我吊上之后，她们便去睡了，留下何芳楠一人值岗看着我。由于肚子痛，中途我要求去大便，何芳楠不让我去，胳膊越疼得受不了，越憋不住，结果拉裤子里了。即使这样，她仍不放我下来，总算熬到了他们预定的时间，晚上九点钟她才把我放下来。放下来后，她就直接把我摁倒在床上躺下，用毛巾将我两支手腕分别绑在头上部的床头两侧，让我不能动弹，然后用被子把我身体捂上。那天晚上，我拉肚子很严重，在床上拉了一宿，身体就在屎尿里泡了一宿。直到第二天早晨，才把我放下来清洗。
每一次迫害承受过来之后，下一次迫害就会更加残酷。过了两天（二零一二年八月二十七日）她们逼着我看碟片，又一次把我吊了起来，这次也是两脚完全悬空吊的。一次吊得比一次狠，肩膀绑得很紧，疼得我忍不住大喊。何芳楠、潘英居然打我嘴巴，而且还用毛巾把我嘴堵上，吊得我汗珠顺着脸颊往下淌，逼着我写了保证，才把我放下来。
她们的恶行让我忍无可忍，我多次要求见警官，见监区长。她们辱骂嘲笑我，说我没有资格见警官，“上了五楼不转化还想见政府？简直是痴心妄想！”“你喊破喉咙，政府都不会理你！”
二零一二年八月三十日中午我在监舍门口，听到四楼有孙队长（孙季生）说话的声音，就拼命的喊“孙队长，孙队长”，包夹、帮教们一拥而上堵我的嘴，拽我进屋。我挣扎着不肯进去，希望警官能上楼来制止她们的恶行，但是警官、队长果然一个也没有来。四楼的刑事犯杨慧听到声音立刻跑了上来，而四楼警官办公室要比杨慧监舍离我近得多，我不知道为什么警官一个没来，跑上来的却是狠毒的包夹杨慧。杨慧上来后，她们就穷凶恶极的说我要越狱逃跑：“知不知道越狱逃跑要受到什么惩罚，可以直接对你开枪！”于是杨慧就给我扣上个“越狱逃跑”的罪名，让包夹何芳楠、潘英、陈梅还有帮教谢立荣，曲桂荣立刻把我绑上，狠狠的吊了起来。
这次是真正的“开飞机”了。她们先用线衣线裤分别从我两个胳膊腋窝处掏过来，把两个肩膀绑紧。然后将我两个胳膊向后背到背部，使我两小臂在背部交叉重叠起来端至肩胛骨处，用线衣线裤捆紧，一点也动弹不得。然后几个人将我整个身体举起来，使我双脚离开地面一定高度，再将刚才捆绑我肩膀的线衣线裤另一端牢牢地绑在上铺床的护栏杆上，使身体完全悬空着吊起来。最后再把我悬空的双腿呈八字形劈开，两脚分别用毛巾等绑在下铺床下方的橫栏上。身体被捆绑悬空吊起来后，呈飞机形状，因此称为“开飞机”。这种吊刑，吊一会儿，人就会痛得汗流浃背，死去活来。而且身体被捆绑得结实，一动也动不了，持续的疼痛得不到任何缓解，整个人的精神都崩溃了。
她们把我捆绑吊起来后，杨慧和两个帮教谢立荣、曲桂荣就出去了。三个包夹（何芳楠、潘英、陈梅）轮番看着我，她们打开影碟机，最大音量的播放，以掩盖我在疼痛时发出的喊叫声。更残忍的是在我疼痛得受不了时，她们用毛巾把我嘴堵上，用胶带纸粘住，不让喊出声来。不仅如此，何芳楠、潘英还用拳头打我胸部、腹部。
一向都是电影中上演的严刑拷打、酷刑折磨的恐怖场面发生在我身上，那一次我彻底崩溃了。恐惧、疼痛、无助煎熬得我简直要疯了，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淌个不停，我哀求她们放我下来，她们不肯，说一定要好好收拾收拾我。疼痛折磨得我完全失去了理智，放下来时，我的衣服全都被汗水湿透了，人就象傻了一样，浑身酸软无力，两个胳膊和双手都麻木肿胀呈青紫色；肩部、颈部酸痛难忍，双脚也肿胀起来。下来后，她们怕我反悔，全然不顾我手脚还在麻木，连夜逼我写了“五书”。帮教谢立荣教我按照她们的思路写了所谓的对法轮功的揭批书、悔过书、决裂书、保证书、检举书。每写一句话，我都在心痛和战栗。莫大的羞辱和罪恶感蹂躏着我的心灵，我这是在明明白白的撒谎，在出卖良知！为了逃避痛苦在诬陷、造谣，落井下石！我痛恨自己的懦弱。“五书”写完后，杨梅让我摁手印，我跟杨梅坦白的说，其实“五书”上我写的这些话都是假的，希望能有个回旋余地。可是我得到的回应，却是更加难以入耳的羞辱和谩骂。她们几个人扑上来，拽着我的手强制摁手印，并威逼说，如果我反抗不摁的话，就立刻再把我吊起来。
本来以为写了“五书”达到了她们的目的，就不能再被吊起来了，没想到她们的疯狂与跋扈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料，我的心每天都在恐怖与罪恶中煎熬着。帮教们每天给我放碟片洗脑，可是她们转化后的邪恶思想理论和对法轮功的错误认识，我实在无法认同。帮教杨梅、谢立荣说我不认理，威胁说不给我上课了，意味着要由包夹来给我“上课”了。二零一二年九月六日早晨，杨慧一声令下，何芳楠、潘英、陈梅、谢立荣、曲桂荣一起将我捆绑起来，又一次给我开飞机。仍然是留下包夹何芳楠、潘英、陈梅轮番看着，尤其是何芳楠、潘英最为凶恶，这次她们更有经验了，用小毛巾塞进我嘴里，憋得我喘不过气来，喊出声就打嘴巴，用拳头打我，用脚踢我。这次胳膊被捆绑得比上次还紧，疼得我死去活来，一会儿汗珠就淌个不停，可是她们居然丧心病狂的持续吊了我五、六个小时，不肯放我下来。在吊的过程中，我出现了心绞痛，潘英摸摸我脉搏说“没事儿，死不了！”
这次吊完之后我的两个胳膊和双手就彻底伤筋了。下来时，身体都虚脱了，两个胳膊就象面条一样没了筋骨，失去了知觉。两个胳膊和双手青紫肿胀，肩部、颈部疼痛难忍，两侧肩膀和腋窝处隔着两层衣服仍然被勒破了皮，血水渗出来。嘴角和嘴唇都被毛巾撑裂了，嘴里也咬破了，脸颊也肿了，双腿酸软无力，脚也肿了起来。这以后，两个胳膊和双手就如同残废了一般，我每天就象失去了双臂的残疾人一样度日。吃饭、洗漱、大小便、穿衣，必须由他人护理进行。一不小心就会遭到她们的刁难、羞辱和谩骂。吃饭有时没人喂，只能用嘴拱着吃，她们嘲笑我象猪吃食一样，双臂双手失去了正常的功能，给我的肉体和精神上造成了巨大的痛苦！
尤其在后来的上药、按摩、热敷以及烫手等过程中，所忍受的疼痛也不亚于被吊起来的感受。最恶毒的是她们甚至有时就是在利用这所谓“帮助”我的机会，有意的折磨我、羞辱我、虐待我，让我永远感到恐惧和疼痛，从而不敢有丝毫的反抗。
由于害怕恶行曝光，她们不敢送我去医院治疗，不知从哪里弄来点云南白药，给我洒在了肩膀和腋窝处的伤口上，药粉杀得伤口灼烧一样疼痛，两个胳膊和双手肿胀疼痛得难以入睡。每天的按摩和拉抻疼得我死去活来。有时她们态度非常蛮横，动作粗暴，过度的拉抻，手劲用力过大，一度使胳膊伤筋更加严重。尤其是左胳膊的大臂筋骨处与肘关节处肿胀得象大萝卜似的。
每天的热敷和烫手更是让人不寒而栗。热敷的毛巾浸透开水后，只稍稍拧一下，毛巾带着开水直接裹在胳膊上，烫得我嗷嗷直叫，本能的蹦起来躲闪，刺激得眼泪禁不住掉下来，她们嘲笑我象踩在了电门上。就这样，她们还因为我本能的躲闪而打我嘴巴，辱骂我。在热敷过程中，我的胳膊和手背经常被烫起一层红色的小泡。直到有一次胳膊被烫起了大水泡，她们才知道注意一些。每天早晨的烫手更是难度的鬼门关，要把手直接伸进热水里面烫，烫得手钻心的痛，强忍着不能出声，水温稍降下来就再加热水，说是为了促进血液循环，手必须得烫得红红的。每次烫完后，两手通红，肿胀得更加严重，象红烧肉食鸡爪似的，一次烫手时，包夹何芳楠粗暴的将我双手摁在热水里面，不肯放开。我被烫得嗷嗷直叫，本能的要把手从热水中抽出来，她辱骂着我，死命的摁着我，不让把手拽出来，说是这样才能“达到效果”，我的心在流泪，强忍着不敢做声，我不知道她们到底要达到什么“效果”才肯罢休，结果那次我左手中指接近指甲处被烫起了个大水泡。
伤筋动骨的恢复本来是个很缓慢的过程，可是在锻炼过程中她们急于求成，如果达不到她们的要求，就会遭到何芳楠、潘英等的辱骂和殴打。有一次我锻炼左胳膊和手，左手往床柱上用枕巾围起来一块处敲击，包夹何芳楠说我用劲不够，就生气的狠命抓住我左手腕部，将我的左手疯狂的连续往床柱（铁质的）上击打，结果大拇指（关节处）被床柱磕得破皮出血，大拇指和食指立刻就呈青紫色，肿胀得象小水萝卜似的，好多天才消肿。不过还算幸运，手指骨没被铁柱磕折了。有一次我练用左手拿小凳，左手伤得特别严重，怎么也拿不起来，何芳楠生气了，狠命的照着我左手背，啪啪的打下去，打得手立刻就肿胀起来了。
这些包夹就是这样霸道，张口就骂，伸手就打，对包夹和帮教的话必须言听计从，每一个动作都要向包夹报告，稍有差池就会招来谩骂、殴打和体罚甚至被吊起来酷刑折磨，诸如拽头发，打嘴巴、用脚踢肚子、软肋、用拳头打胸部等都是家常便饭。有时长时间不让我大小便，憋得我浑身发抖，几乎要尿裤子了才让我方便。
 酷刑演示：强行将受害者的双腿一字劈开 |
有一天晚上，潘英、何芳楠、陈梅、谢立荣、曲桂荣一拥而上，将我摁倒在地，把我双腿劈开，呈“一”字形坐住，然后将我双臂向后背到背部，从后背处抓住我的双手向上使劲拎拽，同时将我头部往裤裆处拼命摁压下去，疼得我承受到了极限，她们说是让我尝尝“老虎凳”的滋味。当时我的手、胳膊伤还很严重，那次又被抻着筋了，肿胀得更加严重。第二天上完早课，我心里很难受，没有及时报告请求站起来锻炼。何芳楠辱骂着，用脚踢我软肋，何芳楠，潘英见我没听她们的话，就两个人一起扑上来，把我摁倒在地，又象前一天晚上一样，给我上了一次“老虎凳”。
每天极度的心理压力和肉体上的疼痛，折磨得我精神都恍惚了。帮教和包夹们把我骂成是“婊子、下三烂、无赖、泼妇、精神病、疯子、缺德、做损”等等，最卑鄙无耻的是她们还经常把我被上刑时折磨得承受不住的那种痛苦和屈辱拿来取笑、羞辱我，她们说这一切都是我自找的，活该、咎由自取，还威胁我说“收拾的轻，”“胳膊残废了还可以吊腿，让你腿也废了”，“把你吊起来算个啥事儿，再往前赶就给你上绳” “不是想死吗？赶紧死，我们帮你”，“比你有刚的有的是，不转化好使吗？你算个啥？”“上绳”即指四肢上绳，更残忍的一种吊刑折磨，先让人躺在床上，用绳子将其四肢绑紧，然后将人象五马分尸一样拉抻起来，再将绳子另一端绑在床铺上方的四个支柱上，整个人被完全悬空着吊起来，四肢被抻得撕心裂肺的痛。
还有一种体罚，就是每天罚长时间坐小板凳和立正站立。每天除吃饭，大小便，从早晨五点半一直坐到晚上九、十点钟，腰板挺直，坐好后，两腿并拢，脚尖挨紧，两手平放在膝盖上，眼睛目视前方，一动不许动，就这样保持一个姿势坐着，由包夹轮流看着。一天坐下来，腰部僵直酸痛，屁股疼得难以忍受。立正站着时，两手手指并拢贴紧，靠在两侧腿部裤线上，目视前方，不许晃动。腿站得僵直蹲不下去，腰部酸疼难忍，两个手都肿起来。
就这样，我在那个魔窟整整熬了三个月，自从被吊刑折磨后，就再也没见过主管狱警，和监区长了，更不用说见监狱长了，这不明摆着，对我的酷刑折磨和虐待就是警官们教唆指使和纵容的吗？
据包夹和帮教们讲，我遭这点罪在教育监区根本就不算个事，教育监区多年来有很多法轮功学员遭受了更加残忍的酷刑折磨和虐待，甚至有的学员有心脏病、高血压等高危病症都未逃过上绳的酷刑折磨，在极度高压下，很多法轮功学员得了严重的身体上和心理上的疾病，甚至有的导致突发性的心脏病和心脑血管疾病，严重的甚至造成了死亡。有的法轮功学员被长时间多次的上绳后，留下了终身残疾。有的几年过去了，胳膊上还留有筋包，有些正常的动作或功能会有障碍，有的手腕、脚腕、肩部等处仍留有疤痕，可见教育监区强制手段之狠毒。
在吉林省女子监狱教育监区的遭遇，我终于明白了什么是中共“文明监狱”，“教育监区”是怎么“教育”的了！
（三）在教育监区（新址、现称八监区）三楼的遭遇（二零一二年十一月十六日～二零一三年七月）
在吉林省女子监狱（旧址）教育监区五楼那个魔窟整整熬了三个月之后，终于赶上监狱搬家了。我被搬到监狱新址二号楼三楼三一零监舍（注二零一三年九月四日转至三零四监舍），在这里，我终于有机会能见到监区警官了。包夹和帮教们碍于监控和警官的脸面，恶行收敛了许多。即使这样，在开始的半个月，我仍然被骂得狗血喷头，经常被罚站，有时她们半夜值岗时还会把我叫起来“反省”（即罚站）。
在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至十二月三日不到十天的时间里，我被包夹暴打了三次。前两次她们还有些顾及，怕被监控看到，就把我拖到厕所里面打嘴巴、头部，用脚踢我，还扬言说要把我浸到水桶里。第一次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中午左右），打我的是包夹潘英、何芳楠。第二次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上午打我的是包夹何芳楠，还有帮教协助。前两次被打，我喊“报教”，狱警不但没来，在我第二次被打时，喊“报教”，狱警居然把监舍门给关上了。（当时只有狱警能控制关监舍的门，犯人自己关不了），这让我明白：这里打人、骂人真的是包夹和帮教的特权啊！有了前两次狱警的纵容，第三次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日早晨，包夹潘英居然就在监控下打我嘴巴、胸部等处，潘英还叫嚣：“就在监控下打你，能怎么样？”“别以为有监控就不敢打你了！”也真的就没人管。
在监狱（新址）现称八监区三楼，有我这样遭遇的法轮功学员不止我一人。因为我多次听到包夹、帮教粗鲁的大喊大叫，辱骂训斥的声音。
受伤三个多月后，我的左胳膊仍然肿胀麻木，左手臂不能自己抬起，尤其是肘关节以下小臂活动严重障碍，手腕不能自如翻转，左手肌肉萎缩，手指、手掌均麻木，手指不能灵活屈伸，不能正常抓取物品，连扣衣服扣都无法完成。后来监狱医院带我去吉林省人民医院进行了外诊检查。（时间是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四日、七日、二十一日）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十八日，我又被包夹何芳楠打了嘴巴子，这次我决定以绝食方式进行抗议。抗议吉林省女子监狱八监区打骂、羞辱、体罚、酷刑折磨虐待法轮功学员。要求监区惩治恶人，追究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然而我绝食抗议等来的不是警官针对我控拆问题的调查处理，而是从我绝食第七天开始对我进行强制输液和长期的鼻饲灌食。我多次向她们声明我绝食是抗议维权行为，要求惩治恶人，拒绝被鼻饲灌食。然而无论我怎样反抗与呐喊都无济于事。她们找来监区最有力气的犯人一起拖我去监狱医院灌食。有一次我被拖得背过气去，差点憋死，多亏了一个年龄大一点的包夹发现了，及时把我放下来，才缓过气来。
就这样，我被持续灌食长达半年（二零一二年十二月至二零一三年七月初）之久，每天两次的强制插鼻管灌食对我肉体和精神上造成了严重的伤害，鼻粘膜、胃粘膜损伤，肠胃功能紊乱，脏器衰竭，大便干燥，最长一次是四十天才大便一次。
（四）我在吉林省女子监狱的控告经历（二零一二年十二月至今）
经历了残酷的吊刑折磨和肆意的打骂、羞辱、体罚虐待，给我身心造成了严重的伤害，疼痛、屈辱、恐惧。由于没有正确的医生治疗指导，受伤的胳膊和手恢复得非常缓慢。受伤三个多月后左胳膊仍然肿胀麻木，左手不能自己抬起，尤其是肘关节以下小臂活动严重障碍，手腕不能自如翻转，左手肌肉萎缩，手指、手掌均麻木，手指不能灵活屈伸，不能正常抓取物品，连扣衣服扣都无法完成。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四日监狱医院带我去吉林省人民医院进行外诊检查。就在那天我终于得以见到监区长张素玲（酷刑折磨、虐待我的真正幕后黑手）。经过检查我的胳膊和手伤筋很严重，得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康复治疗，而且当时我身上还多处留有青一块紫一块的，被包夹刚刚打过的伤痕，还很痛。我向监区长张素玲控告了包夹们的恶行，并指出打骂、羞辱、体罚、酷刑折磨和虐待法轮功学员是违法犯罪行为，要求监区停止恶行，惩治恶人。那次回来后她给我调换了一个包夹，把潘英调走了，但是并未对任何迫害我的恶人给予惩处和追究责任。监区打骂、羞辱、体罚、虐待法轮功学员的现象仍然时有发生。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十八日，我又被包夹何芳楠打嘴巴子，这次我决定以绝食的方式进行抗议。抗议吉林省女子监狱教育监区（现称八监区）打骂、羞辱、体罚、酷刑折磨和虐待法轮功学员。要求监区惩治恶人，追究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然而我绝食抗议等来的不是警官针对我控拆问题的调查处理，而是从我绝食第七天开始对我进行强制输液和长期的鼻饲灌食。我多次向她们声明我绝食是抗议维权行为，拒绝灌食。要求监区尽快调查惩治恶人。然而无论我怎样反抗与呐喊都无济于事。长期的鼻饲灌食给我身体造成了严重伤害。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狱侦科的焦科长来监舍一次，我向其控拆了我在教育监区遭受的酷刑折磨和虐待，并给她看了我受伤的胳膊和手。她对我言语安慰了一番，并对包夹说不允许再打骂我，当时我还不太了解狱侦科的职能，后来才知道狱侦科是狱内负责侦查案件的部门，可是她对我的控告并没有进一步的追究和彻查，令我很失望。
“幸运的”是二零一三年一月二十八日，我在从监狱医院被鼻饲灌食回监区的路上偶然遇到了监狱长王立君和狱政科长魏丽惠，我有机会把写的控告信亲手交给了王监狱长，向其控拆了我的遭遇，并希望将信也转交给武监狱长。二零一三年一月二十九日晚，监狱长武泽云和狱政科长焦科长来监舍巡查，我又将同样的一封控告信亲手给了武监狱长，向其控拆了我的遭遇。武监狱长当时答应安排狱侦科焦科长负责调查。
二零一三年一月三十日，我又补写了一封检举信，说明了在老监狱教育监区五楼参与酷刑折磨虐待我，且对我施暴最多，下手最狠的主打手何芳楠可能将在近期减刑会上被减刑放回家，而对我实施酷刑折磨和虐待的主谋之一的杨慧，已经在二零一二年十月被减刑放回家了等情况。所以希望监狱能够尽快安排调查，而且应该及时安排撤销即将对何芳楠给予的减刑决定，否则主要被告人被放回家，会给调查增加很大难度，而且使恶人这样逍遥法外，不就等于纵容了犯罪吗？我写好信后，准备交给武监狱长或焦科长，但是我没有能直接联系上她们的途径，所以只好交了监区长张素玲，请求她转交，同时我也请求副监区长孙季生帮联系一下武监狱长或焦科长，向她们说明我所反映的这一情况。可是我一等再等，调查的结果却总是杳无音信。而在二零一三年二月五日，对我施暴最多、下手最狠的主打手何芳楠却大摇大摆走出了监狱大门，被减刑放回家了。何芳楠被放回家后，王监狱长来监舍巡查时，我向其质问为什么纵容犯罪，将恶人放走？她却敷衍我说：“没关系的，放回家还可以再抓回来的。”让我继续耐心等待。
在调查结果杳无音信的情况下，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将控告信投进了驻监检察院的检举箱。二零一三年四月二十二日，驻监检察院来对我进行询问了一次，答应会继续调查，而且允诺无论什么样的调查结果，都会给我一个答复。可是驻监检察院这一去，居然也是再不复返了，至今音信全无。
我没有办法联系上他们，只好再次向检举箱投信，却遭到了包夹们的百般阻挠，不允许我再向检举箱投信了，从此我也再没办法联系上驻监检察院了。
二零一三年六月份，我见到了王立君监狱长，我向其询问怎么这么久还没有调查结果，她却说“驻监检察院不是已经调查了吗？那你就等检察院的调查结果吧。”好象我的控告与监狱已经没有关系了。如果检察院不立案调查的话，好象监狱就一点责任和错误都没有了。追究调查惩罚责任人，那都是检察院的事了。二零一三年八月初，我在监舍见到了武监狱长，我向其追问监狱的调查结果，武监狱长居然也和王监狱长一样的口气，甚至言语中似乎还在为她们的恶行辩解和开脱，有意在包庇她们的犯罪行为。
由于监狱长们的不作为、不处理，使那些包夹和帮教们欺负法轮功学员的气焰更加嚣张。曾经在五楼酷刑折磨虐待我的包夹潘英，居然在走廊里大声嚷嚷，并有意让我听到，扬言说“愿意上哪告就上哪告去，还怕你告？”有个帮教用讥讽的口气嘲笑说“你可以告，可得有人受理啊？！”
二零一三年十一月初，我有机会又一次见到了武监狱长，我再次向她询问了监狱调查的结果，这次她却信誓旦旦的对我说，我的控告只是我的一面之词，证据不足，无法处理。一桩桩我亲身经历的铁的事实，疯狂残忍的吊刑折磨，让人撕心裂肺、刻骨铭心的疼痛和屈辱，仍然历历在目，记忆犹新。她们居然就敢说只是我的一面之词？我两个胳膊和双手受伤的严重情况，身上的疤痕，外诊检查的结果难道都不是清清楚楚的真凭实据吗？怎么可以说是没有证据呢？那些主管我的监区长、警官在事实面前居然也敢矢口否认、信口雌黄？这样的人品，她们居然还配做警察？
二零一三年十一月十二日，我又把在吉林省女子监狱遭受的打骂、羞辱、体罚、酷刑折磨和虐待的经历详详细细的写了一封控告信，请求监区长倪笑虹帮我转交给武监狱长，强烈要求尽快重新派人认真调查，真的不要只听那些所谓警官和打手们的一面之词。而且在老监狱教育监区五楼参与打骂、羞辱、体罚、酷刑折磨和虐待我的主打手之一的包夹潘英和参与的包夹陈梅将要在近期二零一四年一月份减刑会上被给予减刑，参与的帮教杨梅、谢立荣、曲桂荣也将在这次减刑会上被给予假释放回家，希望监狱不要再一而再的对恶人纵容下去。参与的当事人都放回家了还怎么调查？结果这封信一去就如同石沉大海，没有任何音讯，回复和处理结果。
我找过现主管改造的监狱长魏丽惠（原狱政科长）、监区长倪笑虹、李海燕，还有监区主管我所在区队的警官杨溢、刘丹，得到的结果是魏监狱长的答复说她不受理此案件，没有权力处理民警，监区长倪笑虹的态度是对于我控告的事一概不谈。我几次给监区长倪笑虹写信希望监区对我控告的案件不要沉默和坐视不管，否则会有姑息养奸之嫌疑，希望监区长能够站出来主持公道，可以在监区权利范围内，最起码可以对参与迫害的本监区的犯人和警官进行核实调查和追究责任，如果有超出监区权利范围处理不了的，也可将情况上报给监狱相关部门来处理。而不应该对监区那些参与迫害我的恶人继续给予重用和高分，并且还准许她们减刑和假释，否则不就等于鼓励犯罪了吗？如果监区不能主动安排调查，那也可以出面敦促一下监狱的相关部门尽快安排调查处理。或者能帮我联系一下武监狱长见我一面，我也好当面向她询问一下。可是这些请求却没有一样能够兑现。监区长李海燕答复我说“你写的控告信已经交给武监狱长了”，主管我所在区队的警官杨溢、刘丹无奈地对我说“你这事我们也无能为力呀！”
然而就在二零一四年一月份，潘英、陈梅被给予了减刑，杨梅、谢立荣、曲桂荣被给予假释。我惊叹，在这样一个司法机构，法律的威严竟可以这样被随意践踏！！！
二零一四年六月十八日，我再次给武监狱长、狱政科、狱侦科写了一封控告信，并请求监区长倪笑虹帮我交给武监狱长，可是时至今日我仍然没能等到任何音讯和回复。在中国，所谓“法治社会”竟是如此的悲哀！这“依法治国”在吉林省女子监狱这样一个司法机构竟是如此的丑恶体现吗？如此的没有颜面！
仅以我个人的经历向全世界揭露发生在中国吉林省女子监狱里法轮功学员所遭受迫害的真实情况，现在在吉林女监八监区里还有几十名法轮功学员正在遭受严重体罚、灌食、坐板、蹲小号、做奴工等迫害。强烈呼吁联合国追查组织和世界正义人士伸出援手营救正在吉林省女子监狱受难的法轮功学员，还法轮功学员自由，停止迫害！
附注：
二零一二年五月我在吉林省女子监狱（旧址）“教育监区”三楼 三零三监舍，给我做包夹和帮教的犯人包夹：
韩丽丽（二零一四年末出狱现住长春市）、田桂平（二零一二年十一月出狱）
【韩、田二人一起于二零一二年四月三十日活活打死法轮功学员孙秀霞】
帮教：
张艳春（二零一二年八月已出狱）【张艳春和崔海玉（杀人犯延吉人）、何方楠（经济犯长春人已出狱）在二零一一年十月五日用四条带子给吉林省梨树县法轮功学员赵艳霞上抻刑活活抻死】
二零一二年八月十三日～十一月十五日我在吉林省女子监狱（旧址）教育监区五楼对我实施酷刑折磨和虐待的包夹有：
杨慧（二零一二年十月已出监）、何芳楠（二零一三年二月五日已出监）、潘英、陈梅。其中杨慧是主谋、何芳楠、潘英是主打手。杨慧、何芳楠是教育监区老包夹，曾以更残酷的方式迫害过多名法轮功学员；
参与酷刑折磨和打骂羞辱、体罚虐待我的帮教有：杨梅（二零一四年一月假释）谢立荣（二零一四年一月假释）曲桂荣（二零一四年一月假释），她们都是教育监区的老帮教。其中杨梅、谢立荣多次参与配合迫害过多名法轮功学员。
在吉林省女子监狱（新址）教育监区（现称八监区）三楼二零一三年七月份前包夹过我的刑事犯有：
潘英（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六日左右被调四楼四小队，二零一四年因为毒打法轮功学员总被举报被迫调到其他大队）
何芳楠（二零一三年二月五日已出监）
韩丽丽（二零一三年一月三十一日至二零一三年七月初）
张素芹（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六日左右至二零一三年五月左右）
王蕊（二零一三年五月左右调入）
帮教有：
谢立荣（二零一四年一月已出监）、曲桂荣（二零一四年一月已出监）、魏忠华（已出监）、赵利娟（已出监） 华玉茹
对我实施鼻饲灌食的犯护：杨小洁
负责警官：
监狱长：张素玲（二零一三年中旬调四监区任监区长）
监区长：倪笑虹（二零一二年末调入八监区，二零一三年中旬任八监区监区长）
副监区长： 刘研 李海燕 沙丽二区队主管狱警：赵玉露（现八监区普通警察）主管监狱长：武泽云
政委原副监狱长：王立君（二零一三年升为政委）
副监狱长原狱政科长：魏丽惠（二零一三年上任副监狱长）
狱政科长：魏丽惠（二零一三年更换为朱某）
狱侦科长：焦某（二零一三年更换为麻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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