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三家遭酷刑迫害　徐慧母子控告江泽民

【明慧网二零一五年十二月十八日】（明慧网通讯员报道）现在旅居德国奥伯豪森的徐慧女士与儿子蔡超，因修炼法轮大法，曾在中国大陆屡遭迫害。今年八月徐慧母子二人也加入诉江大潮，对发动这场迫害的元凶江泽民提出控告。

徐慧女士说：在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十几年间，我因信仰三次被抓捕，曾被北京西城看守所、北京东城看守所、北京东城拘留所、北京劳教人员调遣处、马三家教养院、锦州戒毒所、锦州看守所、锦州拘留所、锦州市古塔区洗脑班、锦州九泰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保卫处等十个部门非法关押和软禁。受到多种酷刑和各种折磨，包括：打嘴巴、电棍电、用皮裤带抽、野蛮灌食、加餐、乱灌药物、电针电穴位、不让上厕所、久站、久坐、长期用手铐铐、吊抻、熬鹰、灌芥末酱、开口器长时间撬嘴、脚踢、铐在三角库铁梯子上三天三夜、铐在警察值班室暖气管上三天三夜等等，身体受到了极大的摧残：我三颗牙被撬掉，双手至今不能正常工作，右手不能握拳，双手肌肉萎缩、无知觉、无力。我儿子蔡超两次被抓，被锦州拘留所、北京东城看守所、北京东城拘留所、北京劳教人员调遣处、马三家教养院五个部门非法关押。

以下是记者从徐慧女士的控告书中摘取的她们母子在马三家教养院遭迫害的经历。

二零零七年九月二十一日，我被北京调遣处折磨了二十二天之后，被转移到辽宁省马三家教养院。为了抵制非法劳教，我绝食抗议迫害（大法弟子没有罪，揭露迫害也没有罪）。二零零七年十月底左右，为了逼迫我放弃信仰和参加奴役劳动，马三家教养院女所警察把我侧身吊在警察值班室的暖气管上八个小时（即一只手在上，用手铐铐在暖气的竖管高处，另一只手在下，被铐在暖气的低处横管上）。

酷刑演示：抻铐

二零零七年十一月，我被野蛮灌食，双手被手铐铐在行刑车两侧，行刑车停放在警察值班室内。教育处处长马吉山亲自动手用开口器把我嘴撑开至极限绑牢，我被护士陈兵灌不明药物。马吉山手指着我说：“今天我要把你的功废掉！给你用的是废功一号、二号……”我每天被灌两次，每次撬嘴二个小时，持续七、八天。口腔内皮被夹在开口器与牙齿之间，被捻破的皮一层又一层，剧烈的疼痛，导致我跳动微弱的心脏裂开般的疼痛，不敢喘气。

酷刑演示：野蛮灌食

二零零七年十一月，我又遭到了吊抻酷刑：双手被戴上手铐斜对角形吊在二层床里，使其头与上身抬不起来，双腿被布条捆成柱形，从早上八点一直吊到夜里十一点钟。大队长石宇在捆腿的布条上又拴上一条布条，石宇手拽布条，把我整个身体悬起来，一拽一放，身体悬起来时又用脚踹。（石宇当年大约三十岁，她的母亲和我是同岁。）

马三家酷刑：抻铐（上大挂）

以后我又被以不同的姿势吊铐：即后背对床下蹲，双手被铐在两张床的两侧，双腿被捆绑在一起；面部对床下蹲，双手被铐在两张床的两侧；后背对床站立，双手被铐在两张床的两侧；面部对床站立，双腿被捆绑在一起，就是人被铐成十字型。

经过四～五天时间的折磨，我被折磨的没有了人样。手腕处被手铐勒破的伤口惨不忍睹（伤口一直持续了几十天才愈合，手腕处留下多处伤疤至今还在），我当时上厕所脱不了裤子，双臂不能弯曲，抬不起来，双手小臂严重受伤麻木，无知觉，无力，腰直不起来，成九十度，生活无法自理。有警察上班看见我变成这个样子问：“你怎么变成了这样，我都认不出你了。”

即使这样，他们仍然不放过我，仍然把我一只无知觉的手昼夜铐在床的铁管上大约近两个月左右，窗户上糊上报纸，直铐到因血流不畅导致嘴不能正常活动，才把我放开。在这期间，我长期不能洗漱、不能脱衣，整天被铐在床上。上完厕所在地上撑，那惨烈的场景无法描述。这次迫害是马三家教养院有计划、有系统的策划和安排，教养院教育处处长马吉山、女所所长周琴等多名警察都亲自参与或看见了对我的酷刑场面。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我被辽宁省马三家教养院女所铐在警察值班室的暖气管上三天三宿；另有一次被铐在一小库的铁梯子上三天三宿。这都是在我被吊残后生活不能自理的情况下所发生的。

长期固定铐在暖气管上

二零零八年六月，我又一次遭到了马三家教养院的野蛮灌食折磨，每次撑嘴六小时。用开口器撬嘴至极限，绑牢，把我被吊致伤残的双手用粘条带缠在行刑车的两侧（施酷刑时用的车），双脚被捆绑在车的铁管子上，头顶放着播放骂我们师父的录音机。每次持续六小时不松绑，不许上厕所。此酷刑共持续九天。

野蛮灌食用的开口器

卫生所护士陈兵有意将开口器往牙根上挤压，牙当时被撬折一颗，还有一颗被撬歪，嘴被撬破的惨不忍睹（我在教养院共被撬掉三颗牙），口腔肌肉被拉松，导致嘴合不上，不能说话，口腔里的内皮被辗破一层又一层，嘴被撬肿凸起很高，酷刑之前被灌降压药、心脏药、救心丹。施酷刑时，女所所长周琴等警察在走廊等候。当时连为教养院服务的四防人员都被撵离迫害现场。她们说只要出了教养院的门，人死了就不是教养院的责任。我当时的体重只有四十公斤，除了一张皮就是一副骨架。

此后女所又换一种灌食方式：强行给我增加灌食次数，即每天灌食四次，每次加两勺子荤油，被灌的恶心、欲吐。

二零零八年九～十月，我在马三家教养院女所被体罚一个月，每天体罚站十六、七个小时，早上开始一直站到夜里十二点。（双腿被站的肿的很粗，站出了很多红血口子，血压被折磨的已高达二百一十以上）教养院女所还拿我恐吓别人“你也想象某某那样啊”

二零零八年九月，我被马三家教养院的郑某和女所卫生所的护士陈兵灌芥末酱，差点使我窒息。

我在马三家教养院被关押期间还多次被检查过身体和验过肝功等。同时禁止家属、亲属接见，理由是我不转化。在我被吊刑迫害最悲惨的时候，有意安排我和关在男所的儿子通电话，她们站在一边观看。女所卫生所护士陈兵说“不行就收拾他儿子”。

对我的这些迫害都是在我的血压被迫害的很高的情况下发生的，当时的警察都不相信我能够活着出来。在我被释放前夕，有警察还在说我回到家也会死的。

我儿子蔡超在马三家教养院男所遭到抻刑，大劈叉，造成几十天胳膊抬不起来，强迫奴工劳动，吃的是发霉的发糕，受到打骂。

中共酷刑示意图：劈腿

二零零八～二零零九年间，蔡超左脚溃烂好几个月，期间还被要求出工和被强行扣除药费，按规定药费本应由教养院担负。而且男所一大队干事金山还做假帐多报钱额（具体数目记不清了）。给我刚刚步入社会、单纯而善良的孩子心灵上造成的伤害无法用语言描述。

二零零九年八月三日我被释放后，于二零零九年八月六日经医院鉴定是“双上肢周围神经神经源性损害”，给我及我的孩子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和艰难。这场迫害给我的家庭及亲属带来的巨大伤害是无法弥补的，更是无法用语言能够全部描述出来的。二零零七年我的父亲在我和我的儿子被劳教后先后四次住进医院，最后悲苦离开了人世，使我们母子俩最终没能见到我父亲最后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