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齐哈尔高福平遭十一年冤狱
下面是高福平自述他的遭遇：
我叫高福平，家住齐齐哈尔市铁锋区，以前在齐齐哈尔铁路运输职工大学劳动服务公司上班。我对人生的目标、宇宙奥秘很感兴趣，充满了探知，曾练过许多种气功，可是却什么收获都没有，感到这些都不是我要找的。我还一直在找啊找，九五年十月份的一天，我在书店看到《转法轮》，一看书，就立马意识到我与佛法的缘份到了，心情非常激动，就积极寻找炼功点。九六年至九九年，我天天看书、背法、炼功，心情特别的好。
到北京上访被劳教、毒打
在邪党迫害法轮功后，九九年十月七日我和同修进京证实法轮大法好。我们走到中南海的新华门，在门口，我把上访信交给警察。他们要看身份证、工作证，我都给他们了。十五分钟后，他们把我们同去的四人绑架到北京西城区派出所，喝令我们交出身份证、工作证，晚上送到西城区看守所，喝令我们把衣服全脱光，检查所谓的“违禁品”，非法把我们关押了一天一宿。第二天，齐齐哈尔铁路公安处人员把我们劫持回来。
我们被关进齐齐哈尔铁路看守所，在里面每天被奴役，早上七点开始干活，干到晚上十点，有时候干到十二点，糊纸盒、糊药盒，完不成任务第二天就得遭毒打。
三十七天后，我被非法劳教两年，关入齐齐哈尔市铁路劳教队一大队。在那里我被逼迫参加劳役。早上三点出工，晚上八点收工，用铁锹挖地缆沟，挖五米深的地基、砸水泥桩，干不好就会遭毒打。到了晚上，恶警纵容犯人王彦军肆意殴打我们。
由于我不想被关押迫害，在被劳教八个月之后违心的写了“保证书”，才得以被释放。回来后，我知道自己走了弯路，就写了严正声明，从新修炼。这时候，我单位“六一零”头目陶福假惺惺的给我安排工作，结果就安排在他的办公室，实质就是监视我。
二零零一年四月份，我开始讲真相救人。零二年四月十七日，齐齐哈尔市建华区文化路派出所恶警绑架了我。恶所长殴打我，逼我出卖同修。他对我施用“上大挂”酷刑，我的手肿的象馒头一样，都脱皮了。还让我坐“老虎凳”，恶警马国龙把我从老虎凳上踹下来，胳膊被抻得疼痛难忍。恶警们酗酒之后更加肆意折磨我，用自来水龙头直接对着我的下体冲，并有流氓猥亵行为。当时我就大声喊“师父救我”，他们才放手。
在派出所，折磨够了，恶警们又窜到我家抢劫，抢走了大法书等物品；之后把我关进齐齐哈尔市第二看守所。后来又把我弄出去，带到铁锋区刑警大队迫害。恶警们对我用电刑，弄两个铁圈套在我的双手拇指上。为了加重导电效果，又往铁圈上浇水，然后拨弄电工摇表点击我。这种刑罚远远胜过法西斯纳粹党的残暴。当时我被电击的浑身颤抖、心脏痛苦不堪。之后他们又用手铐把我铐在暖气上罚站一宿。第二天又把我送回第二看守所。
在看守所里，我不配合邪恶的要求，不写所谓的“保证书”。我给犯人讲真相，他们都同情我，还跟我学、背师父在《洪吟》中的一些诗。
遭十一年冤狱
不久，我被齐齐哈尔市铁锋区法院非法判刑十一年。当时的法院院长叫邱天增，他曾叫嚣说：“对法轮功学员，怎么处理都行！”。我抗议对我的非法判刑，就上诉到齐齐哈尔市中级法院，中院也只是走一下过场，最终还是维持冤判。
二零零三年四月二十五日，我被齐市公安人员送进泰来监狱迫害。在里面，给我们吃的饭还不如猪食，一棵大白菜，好的部分切下来喂猪，剩下的菜根子给我们吃。
我一直背法，正念很足，恶警们没敢过重的迫害我。但有一次，我因为学法被恶警关进小号，那个地方狭小的跟棺材一样，恶警给我戴上三十八斤的铁链子。副监狱长徐伟、副教导员余明、指导员林晓海等三人指使犯人殴打我，我就给他们讲真相，他们都同情我，都骂恶警没人性。我被关押七天，回来后犯人们都喊：“法轮大法好！”
从零三年到一零年，监狱恶警一直强制法轮功学员写思想汇报，我就借机给他们写真相信，作为我的“思想汇报”，这使很多警察明白了大法真相。
零五年，监狱新来一个指导员李万有，除夕的晚上让我坐在冰凉的水泥地上；后半夜允许我躺在床上，但是几分钟一拨拉，不让我睡觉。大年初二，他把我叫到办公室，让我写“保证书”。我不写，还给他讲真相，他就气急败坏的打我嘴巴子。
二零一零年七月，副教导员余明、指导员林晓海两人逼我写不炼功的保证书。我不写，他们迫害我，我就违心的写了保证，后来明白过来，就严正声明作废，从新修炼。
二零一三年四月十九日，我冤狱十一年到期，回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