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保定刘辉屡遭迫害 控告元凶江泽民
一九八九年九月，我随家人从安国迁到保定市，在保定四中读书，有一天到东郊一个同学家去玩，看到有一群人在盖很大一片房子，我就问这是做什么的，同学回答是建看守所，我问看守所是干什么的？同学说是关押坏人的地方。我想：哦，这与我没关系，我不做坏事，不伤害别人，不会到这种地方的。然而，十年后我才知道看守所不仅是关押坏人的地方，也会关押好人，因为我两次被关到了这里。
一、人生的诸多疑问在法轮大法中得到解答
我于七十年代初，出生在保定地区安国市最北边的一个农村，从小体弱多病，身体骨瘦如柴，经常感冒、发烧，打针吃药如家常便饭。为了强身健体，在读小学、初中时我对武术产生了兴趣，上了高中正值八十年代气功热，我开始练习气功，每天晚上下了课，就到学校外面的树林里去练气功。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开始对人生产生了疑问：我现在上高中了，十几岁了，过几年我就二十几岁了，再过几年三十几岁、五十几岁、最后老了、死了，我就没了。人生难道就这么简单？那我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呢？难道真的人死如灯灭吗？现实生活中那些伤害别人的人活得很自在，那些被欺负的人忍辱含恨，难道死后这些帐就一笔勾销了吗？
对于人生的许许多多的疑问在我心里解不开。在学校里，文化课老师解答不了，他们也经常生病；在家里，家长也说不清；医院的大夫也吃药。后来我就看了道家的一些书、佛教的书，最后我去了庙里寻找人生解脱的方法，并去了河北某禅寺皈依，结果庙里的方丈也住医院。我想：得找个世间开悟的师父呀，方丈都解脱不了生老病死，如何度我解脱？那些讲经的和尚说自己死后一定往生极乐世界，这怎么能确定呢？
一九九四年八月我毕业后开始上班，分配到保定所辖的满城县邮电局工作，后来我在保定市西郊一个报刊亭里看到了一本气功杂志《中国气功》，封面是一位气功师双盘打坐并打着手印的照片，头上有金色的光圈，这照片立即就把我吸引住了，看了有一篇介绍的是《法轮功》，封面照片正是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其中介绍了李大师看到了人类的过去和人类的将来，以及宇宙中存在的更美好的东西。看到这使我非常激动，这不就是我要找的开悟的师父吗？过了一段时间我又看到了《法轮功》这本书，就自己看着师父的插图炼，虽然不知道动作是不是正确，但是感到能量很强。
正当我天天发愁想找师父学功的时候，有一个曾经一起练气功的大姨的妹妹，从武汉来到保定，说是参加过法轮功的面授班，听过师父讲课。我非常高兴，立即到她家，大姨的妹妹给我们纠正了动作，还带回了师父《济南讲法录音》，我把讲法录音带回家里，一共十四盘录音带，我白天晚上不停的一口气听完。
当我听完十四盘录音的时候，我的全身发烧，并且开始咳嗽，我知道这是师父在给我净化身体了。师父博大精深的法理是我从没听过的，人生的生老病死、许许多多的疑问都在法中得到了解答。人为什么活着？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人生的意义？全都揭示出来了，我的身心得到了净化，从此走上了修炼大法的路。
一九九五年我从满城县调回保定市电信局，从事光纤通信设备维护工作。因为学了大法，明白了人生的道理，工作和生活中按照法轮大法“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虚心向老师傅们学习业务，工作兢兢业业，看淡个人名利，热心关心同事，我在大法中修出的善的表现得到了领导和同事的赞同。领导信任我就把管理库房的工作交给我，并给我配备了BP机。
一九九八年四月，我单位要派一名技术人员出国到日本川崎市富士通公司参加技术培训，省电信公司特意要求必须是技术工人去，不能让领导顶替技术人员出国。我所在的部门有四十多人，最后领导决定派我去日本学习。在日本培训期间，我遇到了一个在日本的华人，他在火车上和一个人交流的时候说，人类现在道德很败坏了，没有信仰，怎么办哪？我听到后觉得这是个有缘人，就把随身携带的一本小的《转法轮》书送给他，并对他说这本书是我找了好多年才找到的，这书里边都有你想知道的答案。
一九九八年六月我的女儿出生了，我的全家都沉浸在幸福之中，每天早晨我去炼功点炼功，白天上班，业余时间我就和同修们一起洪扬法轮大法，把大法的美好让更多的有缘人受益。
二、坚持修炼五次被绑架入狱
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因为听到天津有同修被抓，我就坐火车去了北京中南海反映情况，看到有好多同修在马路两边，都很安静，也没有影响交通。下午，有人说要找各省代表谈话，我和另一个同修跟他们到了一个大客车上，车上还有石家庄的几个同修，当问到天津抓人时，他们不承认，让我们回去，并记下了我的工作单位和电话。到了晚上进中南海的法轮功学员代表都出来了，说问题解决了。我找了个旅店住了一晚，第二天就回家了。
回到家后接连几天，保定市安全局的一个姓王的处长，三天两头到我单位公安科找我谈话，问谁让去的北京，谁组织的如何如何。早晨的人民广场的炼功点也被公安警察占领打军体拳，炼功点的四周都是警车和高音喇叭的骚扰。
我的家人也受到了单位社会的压力，经过文化大革命过来的父母，知道邪党整人的残酷，不让我去炼功点炼功，让我的所有亲戚都来劝阻我，我对他们说，我只是炼功做好人，强身健体，提高道德修养，对国家和社会都是有好处的。
第一次被绑架：遭拳打脚踢、妻子被勒索二万元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早晨三点多钟，保定公安局的、国保大队、高开区派出所等几十名警察，将我家团团包围，用电警棍将电话线击穿，对我进行抄家，并将我绑架到高开区派出所，其间当时的派出所所长李保生，对我进行逼供，用拳头打我两侧肩胛，有个叫孙力的警察将我双腿踢青，有个老头是公安局的打我耳光几十下。
一天以后我被关到了保定市看守所，进了看守所，我才知道了什么叫冤狱，电视上的铺天盖地的播放打压法轮功的新闻，断章取义，剪接我师父的录音，诽谤大法，制造仇恨，没有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我，被中共的谎言震惊的目瞪口呆。在看守所我和杀人犯、抢劫犯、盗窃犯等刑事犯关押在一起，被刑事犯看管，打骂，做奴工，背监规。一个盗窃犯对监室里的人说，这里只有一个好人就是我，他们每一个人进来都是罪有应得，因为他们都是做了坏事才被抓进来的，而我没有伤害任何人，不该被关押。
一个月后，我被新单位接回，原单位保定电信局因为分家，移动公司从电信局分出来，市里领导三番五次的要求电信局对我进行处理，保定电信局为免受市里的压力，以分家为由把我分到了移动公司，当时我所在科室四十多人，有很多人写了申请要到移动公司，都没批，只把我一个人分到了移动公司。
在我被非法关押的一个月中，我的妻子抱着刚刚一岁的女儿天天去派出所要人，最后被勒索二万元保释金，才将我放回，派出所、国保警察勒索钱后，欺骗我妻子不让告诉我，一年以后我才知道被勒索二万元，至今一直未归还。
由于江泽民对法轮功的政策是“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我的家人也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单位的、社会的、小区的人们都在议论，指指点点，再加上派出所的片警（当时高开区派出所片警是金启旺）不断上门骚扰，给我家人施压，让我的家人监视我，不让我和别的同修联系。由于这种种的压力，我的母亲整天以泪洗面，一只眼睛几近失明，看到警察和警车都心惊胆颤，在街上邻里之间都抬不起头来。我父亲也由于惊吓得了心脏纤颤的病。
分到移动公司后，所有分家的钱一分钱也没给我，只给我保留了几百元的基本工资，奖金全部扣掉，并被安排到和警卫临时工一起打扫厕所，并强迫每周写思想汇报。半年以后我要求恢复正式工作，将我所学的业务技能用到移动公司的建设上，这样我和同事一起完成了保定移动市内传输网、保定地区二十二个县的本地传输网的建设和几百个基站的开通工作。由于按法轮大法“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工作兢兢业业，多次被评为“优秀员工”。
第二次被绑架：劳教、奴役、电击、扎手指甲缝、脚趾甲缝及脚心
正当我努力工作的时候，二零零三年十月二十七日我正在石家庄参加省移动公司组织的一个网络平台的学习。
半夜里，高开区派出所警察金启旺等人，将我从东方龙大酒店的宾馆连夜绑架回保定，并对我进行抄家，抢走软盘十二张，电脑一台（见附件一，查抄清单照片）。在高开区派出所被非法审讯二十四小时后，被非法关押到保定市看守所（附件二，保定市公安局朝阳分局拘留通知书）。
在看守所，被强制做奴工，用手指搓橡胶套，中指被磨掉皮，完不成任务就罚站，冬天被强制用手擦监室的水泥地，被冻得手上大口子鲜血淋漓。
一个月后，被保定市公安局国保大队冯永、新市区国保大队张长林非法劳教三年，并被非法关押到保定市八里庄劳教所。在保定劳教所，一大队大队长李大勇为威逼利诱家属转化我（让我放弃对法轮大法的信仰），在劳教所的家属接见日，胁迫我的母亲给我下跪，并挑拨离间我的父亲殴打我，李大勇在威胁不成后打我耳光。
二零零四年五月十日开始，河北保定劳教所在所长、所部、处长的纵容支持下，一大队搞所谓“攻坚”，对不放弃信仰的法轮功学员进行迫害。近二十名法轮功男学员被分别带上四楼，每人单独关入一个房间“铐大板”（将人呈大字型固定在床上）、电击。人的惨叫声不断从楼内传向操场上空。
这次迫害的直接指挥是教导员刘越胜，所用电棍是十五万伏，还有二十万伏的。
五月十六日我被管教刘庆勇等人绑到四楼，一只手被铐在铁床上，管教刘喆让我站着，用电棍电我胳膊内侧，胳膊被电出水泡，电棍电在身上象被蛇咬一样，又疼又麻。晚上管教刘庆勇、宋亚鹤、刘喆让刑事犯把我绑在床上，两手各铐一只手铐，两脚用绳子绑在床上呈大字型，三人同时用电棍电我的手心、脚心。强大的高压电流通过我的全身，使我的身体剧烈颤抖，身体本来躺在床上，在电流的冲击下，我的身体已不受控制，被电的悬空。本来紧靠墙的床在电击的作用下，离开墙面半尺多远。
这次迫害法轮功学员直接动手打、用电棍电法轮功学员的有刘越胜、刘喆、刘庆勇、刘黎杰、王磊、宋亚鹤等不法警察。管教茹吉祥、李胜昔以上课的方式强迫法轮功学员听、看污蔑大法的音像、书籍等。
二零零四年十月，有一天劳教所狱医杜宝川，以治病为由将我拉到医务所强行灌食，灌食后由于皮管扎破鼻腔，鲜血直流。十一月初的一天晚上，恶警杜宝川用很粗的针头，扎我的人中，将人中扎透，扎十个手指甲缝，十个脚趾甲缝，及脚心，一个手指（脚趾）一个手指（脚趾）的扎。
二零零四年十一月十九日，我被迫害的已经身体极度虚弱，劳教所将我拉到保定市第二医院输液，医院给家属下了病危通知书，劳教所怕承担责任让我家人将我接回家（见附件三，劳动教养准假证明）。
在家休养几日后，劳教所一大队教导员刘越胜又带人把我从家中劫持回劳教所。两个月以后，我的身体进一步恶化，劳教所又将我拉到保定市第二医院住院部七楼，起初劳教所不通知家属，直到医院再次给家属下了病危通知书，才不得不通知家属到医院，家人见到我时，我已经骨瘦如柴，奄奄一息。在随时都有生命危险的情况下，劳教所给我办理了所外就医（见附件四，劳动教养人员所外就医证明）。
被流离失所四年
我在家调养了一段时间，由于这种种的迫害，被迫离家出走，流离失所，在外漂泊长达四年，时时都有被绑架的危险。
二零零八年过年，大年三十我回家看望母亲，被保定市公安局国保大队王洪恩等电话监控及蹲坑，控制在家。并由高开区分局及派出所派警察二十四小时监控我，长达一周时间，我只要一出门，警车就立即跟上，我到我岳母家，警察也跟踪到家。由于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实施“株连政策”，省、市、区、县层层施压，迫害法轮功与奖金挂钩，制造单位员工对法轮功学员的仇恨，在我被劳教期间，我单位经理被市领导在大会上点名批评，并使移动公司的“评先”受到影响。二零零四年四月三十日，保定移动公司对我开除公职，解除劳动合同，并让我妻子在通知书上以我的名字签字（见附件五，解除、终止劳动合同通知书）。
第三次被绑架：再次命危
由于失去了工作，没有生活来源，我到高开区一个小公司找了个焊接电路板的工作，为了监视我，高开区朝阳分局的恶警到我公司去认地址。二零零九年，我换了一个工作，在保定市金台驿街租了一个小门脸做房屋中介生意，高开区派出所片警到我租的门脸去认地址。
二零一零年一月十八日，保定几名法轮功学员开面包车到徐水县正村乡散发真相资料时，遭恶人诬告，被正村乡派出所警察将面包车、驾驶本及两部手机、近千元现金等抢走。
一月十九日，我开车带着车主到正村打听面包车的下落，被正村乡派出所警察光天化日之下在大街上绑架，并将随身携带的MP3等私人物品抢走，在审讯中出现生命危险，被送到徐水县急救中心抢救，派出所警察怕承担责任，将我放在县急救中心后就慌忙走掉，医疗费也让我自己支付，后来在朋友的帮助下，才把我送回家。
第四次被绑架：被迫害四天致奄奄一息
二零一一年十月七日晚上，我刚回到家，在我家楼下，保定市国保大队、高开区朝阳分局国保大队周强、高开区派出所所长杨少鹏、高开区派出所片警杨建立等人将我绑架、并抄家。抢走我的钱包、身份证、驾驶本及电脑（现金未归还，身份证和驾驶本直到二零一四年底才要回来，非法扣押三年之久），后被劫持到七一路保定法医医院二楼专门关押刑事犯的全封闭的一个屋子里，有防盗门，遭到市国保大队和刑警队的审讯，警察指使法医院的护士对我强制灌食。被迫害四天致奄奄一息，让我家人接回。
第五次被劫持
对于所有中国人来说，农历年是一年中最重要的日子，是愉快喜庆，阖家团聚的时候。可是，在二零一一年腊月二十八到正月初一，过年期间，胡锦涛来保定，保定国保大队王洪恩、高开区朝阳分局国保大队长周强、高开区派出所片警杨建立等人将我劫持到宾馆，软禁三四天，胡锦涛走后才把我放回家。
二零一二年初，中共国安、国保机构通过监控手段，得知有法轮功学员从事光盘盒生意，于是将此事策划、运作成一件迫害法轮功的“大案“、“要案”。二零一二年二月二十五日早晨，河北、辽宁、山东等十几个市、县的所有国保、“610”（专门迫害法轮功的中共机构）、派出所警察，按照通讯监听查获的法轮功学员名单，统一行动，同时绑架了一百多人。二十五日下午，国保及派出所警察到我家去绑架我，因我未在家，没有得逞，被迫流离失所达数月之久。
三、控告
以上是我十六年来所遭受中共“610”（专门迫害法轮功的中共机构）及公安等部门的迫害，对我及我的家庭造成了极大的精神上的伤害，这些都是因为江泽民利用手中的权力，违反国家宪法和法律，操纵国家机器造成的，为此我已向中国最高检察院与最高法院控告、起诉江泽民。依法追究其罪责（包括刑事责任、经济赔偿责任和其它相关责任），并依法给以惩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