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起自述被天津劳教所折磨命危的经历
我叫李文起，家住天津滨海新区塘沽。1999年7月20日，江泽民邪恶集团不顾违背天下公理，污蔑造谣、开始迫害法轮功，绑架关押善良的法轮功学员。我于2000年10月9日与十多个同修结伴去北京上访，想让不明真相的人和政府知道法轮功修炼的真实情况。那天一大早我们就到了泰达火车站，火车到时间却没有开，过了一会儿当地的警察来了，当地警察伙同火车上的警察绑架了十多个法轮功学员。我和另一个法轮功学员没有被他们发现，到了北京。
在天安门广场遭绑架
当时北京火车站外边气氛很紧张，到处都是警察和便衣，他们随时都会检查路人搜身和包并问是不是炼法轮功的，如果是马上抓走。我们想，看样子信访办、法院、检察院都不能去了，去了就会被抓，被打，也反映不了情况，所以我们决定去天安门广场，只有在广场那地方告诉世人“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
广场上人很多，我看到人群中一下子让出一条路来，原来是两个女法轮功学员，两人分别高举着“法轮大法好”的横幅，刚走没几步，从边上窜出几个人当时就把横幅抢走了，并绑架了两位女法轮功学员，原来广场上到处都是便衣混在人群中。不时的有法轮功学员走出来，有打横幅的，有喊法轮大法好的，有炼功的。恶警和便衣抓着法轮功学员就连拖带打，有抱小孩的法轮功学员恶警把孩子从大人怀里扔出去对法轮功学员连踢带打，广场边上停的都是白色的小客车，车里有穿着警服的警察，他们把法轮功学员都抓到了小客车上，人一满就拉走。
我们俩个也被绑架了，他们把我们劫持到离天安门不远的一个公安分局里，在那里也有警察打法轮功学员。被抓的法轮功学员越来越多，警察用四辆大客车把我们拉到了北京房山分局，进到里面有武警看守，一个人一个人的审，接着警察把法轮功学员带到了牢房，在我进牢房前看门的武警在我的前胸踹了两脚，牢房里关的都是法轮功学员。
第二天，我们当地派出所来人把我们劫走了，在车上他们就威胁我们回去怎么治我们，其中一个警察还说让当地流氓打我。到了当地派出所，警察们逼我们放弃修炼，如果不放弃就把我们送到塘沽看守所，我都一一严正告诉他们，我不会放弃修炼大法，我告诉他们大法好，大法说的都是真的。他们无话可说。晚上就把我们送到了塘沽看守所。
一进看守所，看守所里的犯人就让我拣豆子，蹲着拣，拣到半夜才让我睡觉。转天，一个分局的警察非法提审我，用拳头打我的脸，用脚踢我，恐吓我。以后是刑警八队非法审我，在这期间法制科也审了我一次。在看守所里，他们逼我拣豆子，要蹲着拣，腿很疼，因为扒豆子手指甲和肉皮都没了。我一直在看守所被非法拘禁了四个多月，后非法劳教三年。
2001年2月8日我们被劫持到天津青泊洼劳教所，在劳教所里几乎全是炼法轮功的人，整天被强制坐在小板凳上，吃的很差，吃不饱，只要不饿死人就行，这个劳教所是个中转站把人转到其它各地劳教所。
在天津双口劳教所遭残忍折磨：轮着毒打、全身被电焦
在青泊洼呆了八天，我被绑架到天津双口劳教所，在上车时，谁要慢了警察就用电棍电，我被电了腰一下，隔着衣服象针扎一样疼。
晚上到了双口劳教所，我被分到了五队，一进五队，有个专门管犯人的犯人让我们拣豆子。拣完豆子让我们进班，一个在劳教所专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刑事犯，他强迫法轮功学员撅着站在小道上排齐，我排在第一个，犯人突然跑过来踹我的腰，把我踹倒，我们象穿糖葫芦一样倒在地上，恶徒取乐。这时我们已经一天没吃东西，恶警让犯人拿来录音机，让我们坐在马扎子上听污蔑诽谤师父和大法的录音，让犯人轮流看着我们不让我们睡觉，快天亮了才让我们躺下，刚躺下就让起来接着坐着听，恶人们一直恐吓我们，逼我们写三书，不写就不让睡觉。
第二天，有个恶人叫陈小雨，他用鞋底子猛拍我的头，震的我脑袋生疼。恶人天天逼我们写，一直在恐吓我们。过了几天，有一个姓赵的恶警到了非法关押我们的这个班问有不写的吗，犯人告诉他都没写，赵恶警问谁不写举手，我举手，还有一个同修也举了手，赵恶警让我俩站起来问为什么不写，我说为什么要写我们炼法轮功的都是好人，大法这么好为什么要写，那个同修也说了。
赵恶警气的够呛，对着门外站着的五、六个人说交给外面了，告诉他们打得法轮功学员有一个说不炼了写了的就给他们减刑。这帮人把我们两个带到七班迫害，有两个架住我的两个胳膊，有一个在我前头用拳头猛击我的肚子心脏部位，一个打累了、换另一个轮着打，打一阵，强制我撅着，恶人用胳膊肘猛砸我的后背，也是轮着打，震的内脏很难受。他们还扇我的脸，让我扬着头用手掌砍我的脖子，把牙刷把放在我的两个手指中间狠狠的攥着手指拧牙刷把，他们用马扎子上的木头砸我的小腿迎面骨。打完了，他们把我架回来，回来的路上赵恶警还恐吓我，回来后还让我们坐在马扎子上听录音。
晚上睡觉的时候，因为我睡上铺，我已经被打得上不了床了，是同修把我架上床的，也躺不下了，身上都是伤，后背被他们打的都是大疙瘩。第二天天没亮就把我们叫起来，让我们站着报数，我已经起身都起不来了，还是同修把我扶起来的，慢慢把我托下来。我站在最后一个，手抓着铺上的铁管，全身剧烈的疼，身上没有劲，眼前一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醒过来，我坐在铺上有人扶着我，有一个打我的恶人正在掐我的人中，恶人看见我睁开眼了就说没事了，让躺一会儿。我刚躺下，赵恶警就过来了，让我起来不让我躺着，我挣扎着让同修把我架起来。赵恶警嘴里哇哇叫着出去了。
我上厕所都得两个同修架着我去，我的腰不能动，腿也迈不开步。我稍微好一点后，又让我去拣豆子，拣豆腐块串豆腐串。
又过了十天，我被调到了三队，在走的那天，五队有个矮个警察让我们站齐了，他在我们的肚子上乱捣了一阵才让我们走，临走时听一个犯人说来双口劳教所不上五队等于没来，五队很邪恶。
到了三队，我的腰还是很疼，坐下吃饭都要倚着墙往下滑着坐到地上。恶警让我们到距我们住的地方一百多米远的三楼去干活，我在里面干过插花和气球，天不亮就得去干活有时一干就是一宿一宿的，没有时间概念，一般的时候都是干完了活才可以回去睡觉，活很多。
过了些日子，我的手出现了端东西的时候发抖，而且越来越厉害，接着我腿也走不了了，从我住的班里到工地都得同修背着走，我已经干不了活了。有一天同修背着我回班里，在出工地楼门口时，姓石的恶警叫背我的同修把我放下，一开始同修不放，恶警就威胁他，同修没有办法把我放下来，我坐在地上，姓石的恶警叫其他人都走了，他让我自己走，我说走不了，姓石的恶警就恐吓我，我刚挣扎着起来就一头倒在路边种的绿化用的刺梅和万年青上，我跌跌撞撞的一会扎在绿化带里，一会倒在刺梅上，我根本走不了。过了很长时间，恶警一看我真的走不了，就让跟着的一个犯人架着我，走没多远犯人弄不动了，姓石的恶警让我自己爬，因为我的手不行了爬不了，我只得轱辘着直到楼门口，他们两个连拉带拖的把我弄到一个小会议室里，把我放到地上，那时人们都已经睡了，姓石的恶警让值班的犯人拿来电棍就开始电我，电我的全身，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姓石的恶警让犯人把我架到电视房，让我在那呆着不让班里的人看见，也不让我去工地了。
我的身体明显的又恶化了，胳膊和手勾勾着贴着身体已经伸不开了，过了几天石姓恶警又电了我一次，我已经动不了了，解不下小便来。恶警让一个叫董金池的犯人看着我，没过几天一个叫王正的中队长在晚上让犯人把我架到他的办公室，拿电棍电我的身体和头，他电累了就让犯人把我架到电视房。我几乎全身已经被电焦了。过了几天王正又在晚上让几个犯人把我架到他的办公室又开始电我。
这时我的身体已经不行了，身体完全不能动了， 我的头就这么耷拉着抬不起来，已不能进食了。来看管我的犯人叫崔金池，他故意刁难我，有一次我的胳膊压在了身子底下动不了，我让他帮我拿出来，他一直不管直到中午他们吃饭的时候才将我的胳膊从我的身子底下拿出来，我的胳膊就伤了。他闲着没事的时候就把他的两只手握在一块砸我的胳膊，我的胳膊被他打的青紫青紫的，有时就用手掌剁我的脖子。
我被折磨的皮包骨了，尾椎骨也烂了。劳教所的恶警联系到我的家人，我的家人一见我已经瘦的没有人样了，一只手勾勾着，一只手耷拉着，身上都是伤简直惨不忍睹。在家人的强烈要求下他们才勉强带我去了天津总医院，做了核磁检查后发现后脑全是黑的，医院诊断为缺水性扁窍炎（死亡率极高，全世界只有六例）医生说不住院会有生命危险。劳教所强行把我从医院拉回来，让我家人三天后听通知，三天后劳教所让家属来接人，他们怕人死在劳教所里。
2001年6月8日家人把我从劳教所接出直奔天津港口医院。在医院抢救过程中，我已经出现了呼吸困难，并且下了病危通知单。医生告诉家里人说别救了，最好的结果就是救活了也是个植物人，从片子上看后脑全黑了，因为太瘦了全身都是伤，静脉抽血都抽不出来，身体已经出现排不出大便，小便失禁，全身瘫痪。
在医院住了五十二天后，医院告诉家人药物对我已经不起作用了，还是回家养着吧，医生还说身体只要出现感冒，发烧或拉肚子等一点小小的不适人就活不了了。后来邪党恶警怕担责任就给我办的保外就医。
回家后当地警察还多次去我家里骚扰，劳教所、法院、检察院也去骚扰过，劳教所的队长也去过两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