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大连市第五人民医院外科医生孔庆春起诉江泽民

现年52岁的孔庆春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大法，遭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近日，孔庆春把控告江泽民的诉状邮寄给最高检察院。

孔庆春曾五次遭绑架迫害（见附录）。孔庆春说：江泽民的迫害使我妻子与我离婚，我的住所被强占，财产被掠夺，身体受到严重伤害，父母亲属担惊受怕。其中痛苦难以用语言形容，这些年我失去稳定的经济来源，因在工作中讲真相，我多次被老板警告，甚至无数次失去工作。失去为患者服务的工作，大好青春年华流逝。

孔庆春要求最高检察院对被告人江泽民向最高法院提起公诉，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和经济赔偿责任及其它相关责任。

附：事实和理由：

我，孔庆春，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学大法前的5年中，每年都发一次高烧，体温39度，从开始的2-3天，到后来的连续20多天，持续时间越来越长。1995年4月，我学了法轮大法后，再没出现这种症状。我在工作中一切为患者着想，不收患者礼物，不吃请，受到医患好评。

第一次被绑架：2000年2月我去北京上访被绑架回大连，被关在戒毒所限制人身自由20多天后，对我父亲敲诈三千元，又转到大连姚家看守所非法关押15天。回单位后我被安排去扫卫生，不能干临床工作。最后被迫离开医院。

第二次被绑架：2000年4月，我在人民广场讲真相，因有人诬告，被抓进人民广场派出所，在姚家看守所被关押38天后，送大连劳教所劳教1年，我坚决不“转化”， 不穿号衣，不报数，不背监规，不承认“犯人”身份。

后来又被绑架到了关山子劳教所。在关山子劳教所我绝食反迫害，被关小号，挂地环，双手在背后挂在墙上的铁环中，每天24小时只能坐着。被强制灌食，没成功。后来我被狱医张帆领到医院体检肾脏B超，却没进行任何治疗，据我参加过肾移植的经验来看，我差一点被作为器官移植的供体。关山子劳教所伙食恶劣，顿顿玉米面窝头，白菜汤。劳教期间我是囚中囚，有两个在押人员充当“包夹”24小时监视，不让说话，不让炼功。

第三次被绑架： 2008年11月23日，同修打来电话，说两天前有两名同修一起出去发《九评》等真相资料，并讲清真相。被两个恶人举报。南关岭派出所将她们抓了起来，随后将她们送去姚家看守所，由于老年同修高血压220mmHg，经就近医院复查，仍是血压220mmHg，就把她放了，另一中年同修被送进看守所。

家属和我一起去南关岭派出所要人。第二天是星期天，我和三名同修上午八点赶到了待营救的同修家属那里，我上了等待营救同修家属的车，前后两车直奔南关岭派出所，因为是星期天，执班警察告诉，这事由安副所长负责，让我们周一再去。

在南关岭派出所与警察会面期间，我让等待营救的同修的女儿抄警察联系板上的名单和警号，刚抄了一半，就被派出所的指导员发现了，他来抢，我一把把名单放进兜里，他就又喊出一名警察来不了，那警察见到我就说：“我都跟你说了三遍了，告诉你周一来，找安所，你怎么还不明白？”我说：“那不打扰了，我们走。”我们三人就出了派出所。在我们上车后，发现派出所的指导员又跟了出来，正向我们这里望，可能是在记车号，我们就马上下车迎上去，我就说：“您是指导员吧？我姐姐可是好人，你们不该抓她，他一边往回走，一边说：“这事不由我管”。我说：“那您应该发挥你的力量，尽量照顾她。”

第二天一早7：40我们就赶到了南关岭派出所， 8：30开始办公了，我在接待室警察的指引下，上了二楼，到了安晓洲所长的办公室，门是开着的，在正位上坐着一个警察，敲门后，那个警察转过脸来，我说：“您是安所长吗？”他说：“什么事？”我说：“听说我姐姐被你们这抓起来了，好几天没回家，家里人很着急，让我来问问”。他仰起脸说：“是抓了人，你姐叫什么名？她家在哪住？”我说：“她没说叫什么名吗？那我也不能说，我回头还得面对她，她别说是我把她出卖了。”他说：“走走走，姐叫什么名都不知道，还问什么？”我又说：“你要不就把她放了吧，她又没犯法。”他又问：“你叫什么名？”我没回答。他又问：“你是不是炼法轮功的？同时拿起电话拨打了个号，并站起来去关我身后的门。他挡住我，门外又来了一个警察，四个人一拥而上，把我按倒在旁边的沙发上。在安所长的指挥下他们开始翻我们的衣袋，他们翻出了钱，钥匙，手机，还翻出了塑料袋装的四张《明慧周报》安所长说：“该怎么办怎么办。”（意思就是按抓到法轮大法弟子处理）

他们把我带到隔壁办公室，开始作笔录，我不报姓名，年龄，职业及家庭住址等个人信息（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只要你自己不亲口说出或答应人叫你的名字，他们就不能实施下一步的迫害）办案警察阴晓峰问：“法轮功有什么好？”“我说：“我姐姐说她炼法轮功炼好了。”他又问：“你炼不炼？”“炼多少年了？”我一概拒绝回答。旁边一老警察问：“四川地震法轮功捐了多少钱？”我说：“无法统计，不过奥运会中国得51金22银28铜。六个数排起来正好和汶川地震时间相符，就是5月12日下午2时28分，六个数字，十分吻合”那老警察说：“那是巧合。”我说“你说巧合就巧合了，毛泽东还有个8341呢？”那老警长来打了我一顿嘴巴子，恶狠狠的说：“叫你骂人，”我说：“从始至终我都没骂人。他打我，我什么都不说了。”那个办案的阴晓峰警察再问我什么我都不吱声，最后他把打印一份材料递到我面前说：“看一看，签个字吧。”我不看也不签字，过一会，他们要我到楼下的房间去，我不走，他们就把我抬下楼下。并找两个人看着我，不让我离开，其中有一个人问我是怎么回事，我说：“我姐姐被抓起来了，我来问问怎么回事，他们就把我也抓起来了。”他又问我：“ 你叫什么名字？多大岁数？”我说：“你不要问个人信息，干不道德的事。”那人就到一边待着去了，过一会，安所长又来了，要我给他时间下午一点再找我谈，我说：“不行，你得放我走，下午一点我再来。”他说：“你还能再来？”我说：“我怕你什么？”他没说什么就走了。中午警察去吃饭，只剩一名警察，我想走出去，被那看的警察阻止了，又过了一会，打过我的那个老警察又来了，把背铐换成了前铐。问我想不想吃饭，是否买点香肠或面包，我都拒绝了。

安所长又来了，问我：“你带那些材料干什么？”我说：“是给你的。”他又问：“你说抓你姐抓错了？”我说：“她犯了什么法？伤害了谁？造成了什么损失？”我接着说：“我真是曲突徙薪无恩泽，焦头烂额为上宾”。我继续解释说：“过去有一家屋里放了很多草，灶火门口就对着这些草。有高人看到了，告诉这家人，屋里草太多危险，灶门对着草堆易失火，赶快把草搬到屋外，再把灶门改一下方向别对着草堆，就安全了，可那家人不听，还嫌人家多事，恶语把高人赶走了，没多久那家失火了，邻居都来帮助救火，还得请这些帮助救火的邻居吃饭，这就是人的悲哀。”听完这些安所长走了，过了一会又领来一个个子不高面貌丑陋的人，那人拍了我左肩膀一下，说“法轮”。安所长说：“把你刚才说的再说一遍，我想，他这是有意让我讲给刚才进来的这个人听，很可能是让这人做伪证，我就什么都不讲。他们就走了。

又过了一会进来两个警员，说：“穿不穿鞋？”我说：“穿”。他们就把鞋递给我，我穿好鞋， 那曾打过我的老警察说：“走吧，回家。”我说：“给我打开手铐！”他们不给打开。那就知道不是放我回家，我说我不走，他们就把我抬出了派出所。在派出所门口道边上停着一辆桑塔纳警车，我不上车，他们就把我放在地上，我知道要把我关起来了。就盘上腿，立掌发正念清除邪恶，三个警员就站在旁边，过一会警员阴晓峰开来一辆面包车，那三个警员就把我抬上车，就这样一路到了甘井子分局，阴晓峰去法制科办手续。

过了一会阴晓峰回来给我照了三张照片（我闭目，立掌发正念）回法制科了。过一会他回来开车拉我奔姚家看守所去了。我一看要进看守所，到了姚家看守所，他们把我抬下车，又给我照了一张单手立掌发正念的照片。然后把我抬进了看守所，我不配合身体检查，不回答问题，办案警员与体检医生窃窃私语，意思是要长期关押，体检医生说：“法轮功绝食，灌食太麻烦。”后来说去请示领导，听他们说请示了很多领导后才同意收。后来他们把我抬进了监狱，我改为双手打“大莲花”手印。监狱人员抬着我进了电梯，到二楼他们不抬我了，抓着我的两臂在地上拖，一直把我拖进监仓。

执班狱警要求监仓管事的“照顾照顾”。他们就开始问我姓名、年龄、住址。我什么都不回答，只管双手打“大莲花”手印发正念，监仓内的人就开始打我，他们用拖鞋打我脸，用拳头捣太阳穴、捣胸部，用脚踩我手指，脚趾。甚至把我脚后跟放在铺板沿上，踩我膝盖，我一声不吭的坚持着。后来牢头（室长）说：“洗澡。”就有人把我所有的衣服都扒光，把我抬进卫生间地上，然后往我身上泼凉水，前面，后面，上面，不断的泼，我一直坚持着什么也不说，也不讨饶，往我身上泼了几十盆凉水。最后牢头（室长）说：“行了，给他擦干了，抬出来。”我又被抬到铺板上，他们给我穿上衣服，我已经冷的抖成一团了，我努力坚持，待我能坐稳的时候，他们却往我身上套标志犯人的马甲，我坚决不穿，套在我身上我就脱掉，反复了几十次他们才罢休。晚上睡觉，我睡在地上。

第二天，一名姓张的狱警进监仓来，牢头（室长）说这是所长，我向他点头礼貌的打招呼。牢头（室长）说我一直不说话，不吃饭，张所长（实为监室管理协理）要我到旁边屋谈话，问是什么原因。我简单的告诉他：“我姐姐被抓，我去找警察问一问，就被抓起来了。”他要我吃饭、喝水，好有力量跟办案警察干。我说：“我冤，找不到办案警察，没办法，只能不吃饭。”他又拿矿泉水，又给手纸，让我回来了，第二天晚上，一个姓孔的狱警特意来到监仓的窗口，把我叫到跟前，又拿了一瓶矿泉水，自己喝了半瓶，说“没毒，你喝吧，给我个面子。”我说：“我冤，给你个面子只能把瓶往嘴上一对。”其实一滴水也没进肚子。第三天管监仓的狱警刘石来了，他把我带到谈话室，说还是自己吃为好，不然没有上诉的机会，一旦灌食就四肢打地环，全室人员都得接屎接尿，要我好好想想。我后悔自己太鲁莽，但事已至此，只好一直走下去，我没把别人救出去，自己反倒陷进来。

我在监仓里我已记不清时间，我被两次灌食，后被送到三院检查身体，后来才放回。

第四次被绑架：在派出所门口讲到了一个便衣警察身上，他抓住我的衣服就叫喊，招来了几个警察，把我绑架到了派出所里，又送进了看守所。

第五次被绑架：2009年4月3日，我发神韵光盘，被革镇堡派出所绑架，手机及随身钱物被没收。将我双手铐在身后，头朝下摔在水泥地上，我脸部被摔破皮瘀血。因我不配合取指纹，不配合照像，被用电棍电击颈部出现很多黑点，警察用脚踹我腹部，殴打我致鼻口窜血，姚家看守所不收。革镇堡派出所警察把我拉到大连三院作脑CT检查，我不配合检查，警察把我拉到急诊室，拟注射药物，我不服从。警察反扳我右肩关节，致我右肩关节拉伤，现在仍有疼痛。他们趁机给我注射不明药物，我强制自己保持清醒，脑CT检查，仍不能进行。他们二次把我拉到急诊室，二次注射药物，我仍坚持保持意识清醒，坚决不配合作脑CT检查。革镇堡派出所警察把我拉回派出所双手铐在暖气管上一夜，我双手肿胀象馒头，第二天晚把我直接送进大连劳教所小号关押，我绝食反迫害，被强制灌食，因我抵制没有成功。绝食五天致我生命垂危才放人。

此致

最高检察院

控告人： 孔庆春

2015年6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