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石河子市柳涛夫妇控告首恶江泽民
柳涛夫妇于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六日将控告首恶江泽民的《刑事控告状》邮寄给最高检察院及最高法院，并于六月二十九日收到“已妥投：高检院单位收发章签收”的短信。
以下是柳涛、薛建丽在控告书中揭露自己遭受迫害事实：
柳涛自述遭迫害致残经历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泽民发动了对法轮功的疯狂迫害。从此我家里电话被监听，楼下有人监视。
二零零零年七月十四日，我和妻子薛建丽依法去北京上访，讲清大法真相，结果遭到警察的暴力殴打，致使左肋骨断裂一根，右眼下撕裂两公分，整个脸部肿得变形。送入北京门头沟看守所。后被石河子国保接回关入石河子第一看守所，在本人不在场的情况下非法抄家，同时向我父母敲诈勒索了两千元，说是接我回新疆的路费。二零零零年九月一日我被非法劳教三年。石河子八一棉纺织厂非法开除了我的工作。
我从劳教所出狱后，被迫流离失所到福建厦门打工。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九日，我和妻子薛建丽同时被厦门思明区国保警察绑架，关入厦门第一看守所，警察在家里无人的情况下，撬门入室，非法抄家，拿走师父法像、大法书籍、电脑、打印机、手机、现金、银行存折等私人财物。后我被非法劳教两年，被关入福建儒江劳教所。
长期的精神和肉体折磨，使我在二零零七年九月被迫害致瘫，送入福建建新医院，医院CT拍片查出双侧脑干梗塞，当时积极配合医院做药物治疗，可病情越来越严重，双眼接近失明，几乎全瘫。当时的专家医师对我说：“我已经尽力了，外面的大医院也是这些方法。”我对她说：“药对我既然没用，那就从此断药。我就炼功。”她说：“现在用药病情都在恶化，不用药马上就死。”我当天就在床上开始炼功，逐渐一天一天好起来，能下床了，后来自己能打饭、上厕所。同室的病友都惊呼大法的神奇，并要和我一起炼功。后来我被保外就医，回家后继续修炼法轮大法，没吃一粒药，一个月后身体完全康复。
二零零八年六月，因中共要办奥运的缘故，对我二十四小时监控，走到哪里都有人跟踪，不允许我上班，因此我又失去了工作。
二零一二年九月，临近邪党十八大召开，石河子“十日”警察监控、骚扰我家和我母亲家，并扬言，只要我离开石市，他们马上就抓。一辆警车一直停在我家楼下，直到十八大结束。
二零一三年八月七日，我在上班地点被石河子“十日”、街道、社区等人强行绑架到乌鲁木齐兵团办的洗脑班，迫害了二十多天。当时诱骗我和我的家属说：“工资照常发。”可从洗脑班回家至今，几千元的工资杳无音信。
每到过年及敏感日，警察都会有不同程度的上门骚扰或电话骚扰。给我的生活、工作带来极大的不便。因为江泽民集团的株连迫害政策，也给我的父母兄弟、亲朋好友生活在长达十六年之久的恐惧之中。
薛建丽自述曾绑架、遭药物迫害经历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三日，我因不放弃法轮大法修炼，受到单位歧视，把我放到干部编制之外，到车间第一线做基层工人。
二零零零年七月十四日，我和丈夫柳涛去北京上访，被警察绑架到北京房山区看守所，后又转入河北石家庄赞皇县看守所，我遭到女狱警暴力殴打，导致右耳流脓，失去听力，右半个脑袋没有知觉；腰部到臀部黑紫肿胀，不能坐，不能躺，只能趴着。后被新疆石河子国保关押到石河子第一看守所非法拘留十五天。
因不堪忍受“十日”操控单位领导、同事对我的监视、跟踪、恐吓、抓捕，我们夫妇于二零零一年一月被迫离家，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
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九日，我和丈夫柳涛在福建厦门被绑架，遭到厦门思明区国保大队姓林警察的暴力取证，几个男警扭住我的胳膊，在我疼痛难忍时，强行掰开我紧握的拳头，在他们的笔录上按上我的手印。二零零七年一月，我遭非法劳教两年。福州女子劳教所对我的迫害有：强迫看诬蔑大法、诽谤师父的录像，罚站、坐小板凳、限制人身自由（限制上厕所）等体罚。两年来不让购物、不让接见、不让与亲人通电话。
两年劳教到期时，劳教所又对我非法加期四个月，在加期期间，在我的饭里放不明药物，导致我前胸后背出现红疙瘩，奇痒难忍，双腿肿胀麻疼，导致膝盖以下没有知觉，双腿不能行走。狱警让犯人背着我强行送入福建建新医院，医院也没检查出什么毛病，最后以营养不良放弃了对我的“治疗”。我于二零零九年二月二十四日出狱。在回家的路上一瘸一拐的，很多人把我当成了残疾人。回家后通过学法炼功才恢复健康，跑跳自如。
二零一三年八月七日，石市“十日”警察伙同社区人员企图绑架我去洗脑班，我得知丈夫已被绑架，所以没有回家。结果“十日”警察闯到小叔子工作单位、我父母家骚扰，企图抓我。他们还威胁我的老母亲：“我们社区有二百多号人，天天轮流到你家找她，看你说不说。”我有家不能回，再次流离失所到外地。
十六年来，我的父母公婆、兄弟姐妹同样受到不同程度威胁、恐吓、骚扰。给他们身心带来严重伤害，特别是父母、婆婆整天提心吊胆的生活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