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淑荣女士决定控告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日前她将《刑事控告书》寄往最高检察院,并得到最高检察院单位收发章签收的短讯。
以下是马淑荣女士叙述修炼法轮功的美好经历及遭中共迫害的事实:
我原来是一个争强好胜、名利心很强的人,三十多岁时身体就患有胃炎、胆囊炎、妇科病、腹胀、神经衰弱综合症等多种疾病。常年吃药,国产的、进口的,样样齐全,我每天都吃好几样药,饭前饭后的都安排不开,整天都生活在痛苦之中。
我目睹了几位亲属(重患者)修炼法轮大法后,身体奇迹般的变化。经过理性的思考,我于九八年正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不到一个月,我所有的病不翼而飞。从此我对生活充满了信心,工作起来也精神十足。由于我按真善忍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去掉了许多不良嗜好,脾气也变得不急不躁了,人也变得善良了、宽容了,做事先考虑别人,与人为善,工作踏实认真,不收礼,不以权谋私,不接受他人宴请,是领导最放心的干部。同时也为国家节省了医药费。
进京上访遭迫害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一日,我为了说句公道话,去省政府上访,被警察强制劫持到南岭体育场拘禁一天,到晚上才放开。
一九九九年腊月初七,我与另一位同修进京上访,向国家领导人反映情况。各级部门执行江氏集团命令,对法轮功学员死看死守,我突破当地的重重封锁,辗转来到北京天安门,遭到四、五十便衣警察的拦截,又突破重围闯进信访办。信访办的警察让我们坐在冰冷的水泥地上,把我们每个上访的人情况登记后不让走,然后,由吉林驻京办警察押回长春公安一处。而后又被农安县公安局政保科两个警察关押看守所,不准说话,坐板儿惩罚,逼我们坐在厕所附近闻臭味儿,政保科警察多次逼迫写“不进京、不炼功的保证书”,还施压家人进行干扰,否则不放回家。
因为我进京上访,国税局长大怒,认为我影响了他的政绩,派两名干部去天安门找我没找到。强行扣我奖金二千元、工资七千七百四十一元,并取消了我以后的评优资格。局长还觉得对我处分的不够,还召开了局务会,煽动仇恨,追随江氏集团制定的经济截断政策,让大家表态,给我组织材料上报市公安局,企图将我开除公职。由于我按真善忍做更好的人,收税不谋私利,工作踏踏实实,被全局上下认同,故此举遭到正义人士的反对,使我免遭更严重的经济迫害。
由于我进京上访,成了有关部门监视的对象,三盛玉派出所警察经常上门骚扰,国税局的几个领导也上门逼迫写不进京上访保证、强行要身份证;不分白天黑夜的打电话监督;乡里还派三四个人跟踪监视,还不放心,有一次竟然把我骗去,关在中学的一间教室里软禁,不准回家,根本没有人身自由。
被非法劳教 家人被逼离婚
二零零零年正月初一,我和十多名同修在一起开法会,事后,三盛玉乡副乡长与派出所长合谋,动用农安刑警将我绑架到看守所迫害。在看守所遭非法逼供。刑警三队的两个警察,把事先准备好的“证据”,如我家的电话记录,还有一摞子签字画押的“证书”,摆在我的面前对我威逼、恐吓,强迫我说出参加法会的同修。公安局长也对我随意训斥。由于我再次被关押,丈夫(黄鱼圈乡党委书记)受株连,被县委书记在大会上公开批评,说我若继续炼法轮功就给他免职。丈夫承受不住压力,拿着离婚书到看守所逼我放弃信仰。他说:“我今天来见你是县委书记特批的,你如果放弃修炼,马上跟我回家过幸福生活,否则咱俩就得离婚,你会被劳教的。”为了坚持自己的信仰,被逼无奈,我在离婚书上签了名。
二零零零年三月份,我被非法批劳教一年。在长春黑嘴子劳教所遭受各种体罚,强行洗脑,强迫做奴工。同年八月末,我获释后,亲人说:公安局政保科勒索一千元钱、长春黑嘴子狱医勒索三千四百元,其中二千元是给她买手机的。
不停的迫害,家人遭伤害
二零一零年八月。我在县医院讲真相,被恶人诬告,被德彪派出所蹲坑的四个警察强行绑架,我不配合,他们连拉带拽,不管不顾的将我强行塞进警车。造成腰部严重扭伤(故意伤害罪)。所长马某某和国保大队姓吕的,让我写“不炼法轮功的保证书”,我不配合,被非法拘留十五天。在拘留所,警察要给我照像、按大手印被我拒绝。我拖着扭伤的身体痛苦不堪,起床时都得别人往起拽,为了尽快恢复身体,我在洗手间里炼功,还遭值班的警察威胁。回家后,腰疼了一年多才好。
二零零五年九月的一天,我正要上班,一开门,被蹲坑已久的政保科两名警察拦截,他们不容分说,闯进室内,翻我的包,一看全是税务登记表,就说让我去公安局一趟,我说“这是上班时间,不归你们管”。他们威胁我交出大法书,否则,翻出来后如何如何等。我说:“你们有何证件私闯民宅?”那个领头的说:“要有证件就麻烦了。”说着就进了厨房,打开冰箱和碗柜看,没发现什么。不甘心,就到卧室去看,发现有电脑,就打电话叫来一个年轻警察。看了半天,没发现什么,这个警察就走了。他们还不甘心,非要打开女儿房间看,把女儿吓得哇哇大哭。大约僵持了两个多小时,被我拒之门外,他们才离开。还扬言要上单位去找我。为了避免麻烦,我被迫离家出走十多天。
二零零五年春,我去黄龙派出所办户口和身份证,户政科长说我户口是假的,连身份证都给扣下了,让我去相关单位开证明及复印档案等。我几经周折,把办完的相关资料交给了他。他说:“你把电话号留下,回家等着,办完了我给你打电话。”等了半年也没信儿,我去问他时,他说没报市局呢。我说要用身份证去银行支款,他就派一名警察跟我去了银行。取款后,那警察又把身份证交给他了。过了很长时间还不给办,我问他为什么不给办?他态度蛮横地说:“爱哪告哪告去,就不给你办。”我见他不讲理,就给他们局长打电话,说明了情况。后来,户政科说让我按大手印、写“不炼法轮功的保证书”,给我建什么个人档案,否则,不给办。我不配合。一直拖到零九年,我快要退休了,因没有身份证就办不了退休证和工资卡,我非常着急,拖着被扭伤的脚,一次又一次的找他,都无济于事,后来,我费了很多周折,在有关人士的协同下,他们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给办了,还恶狠狠地说:“别看给你办了,再搞法轮功活动,还给你收回来!”
每到“敏感日”,包片警察就给我女儿打电话问我的情况,企图通过她找到我。她说警察还上单位调查她,问她是否炼法轮功,给她造成了很大的压力,一次次的骚扰,给女儿精神造成了很大的伤害。由于我遭迫害,女婿不理解,给女儿增加压力,认为我影响了他们的生活。女儿在家大哭大闹,说自己压力太大,简直没法活了,她说经常做噩梦,不是警察闯进家门了,就是妈妈又被绑架了。为了我的安全,她整天提心吊胆,担惊受怕的。那一段时间,女儿女婿逼我放弃修炼,被我严肃拒绝。他们原来不反对我修炼,都知道大法好——我修炼后无病一身轻,不但给国家节省了医药费,人也变得很善良了,能包容别人,对家庭、对社会都有好处的,可是由于江氏集团的邪恶迫害和株连手段,给我的家人造成了很大的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