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向红在控告书中说:“在江泽民发起的这场迫害中,父亲王景华和弟弟王向上被迫害致死。我被拘留、罚款,还被关进洗脑班迫害,并被单位开除(后恢复工作)。我母亲承受不住这样的打击,尤其是我弟弟被迫害致死后,白发人送黑发人,她老人家经常无故哭笑,风烛残年的老人在孤独与痛苦中聊度残生。”
全家人在大法中受益
我从小老实本份,因为看到父亲、母亲修炼法轮功后,身体变化非常大,通过读师父的主要著作《转法轮》,我明白了人要想获得幸福、平安、健康,必须从做一个好人做起,多站在对方的立场上思考问题。从此,我工作中不计较个人得失,不图名利,认认真真,从内心严格要求自己。那段日子,我心里总是充满了快乐和幸福。
我父亲叫王景华,生前是禹州市教育局职工。父亲身体一直不好,有几十年的高血压病史,每天吃好几样药,加起来有一小把。一九九七年,父亲经人介绍开始炼法轮功,仅仅几个星期,他感觉身体较以前比好了很多。自那以后,他再也没回单位报销过医药费,每月可为单位节省几百块钱。从此,我父亲逢人就讲大法好,并热心的向人推荐法轮功。
我母亲叫田爱琴,今年八十多岁了。得法前,我母亲曾经出过车祸,左胳膊有三处骨折。手术后,医生说,伤好后,你的左胳膊永远不会举过头顶了。确实是,我母亲从那以后,左手从未抬到头上过,最高能摸到耳朵。母亲炼法轮功后,不知不觉的有一天,我们发现她的左手会梳头了,手举的很高,这真是奇迹!
王向上 |
我弟弟叫王向上,和我是双胞姐弟,大学本科学历,生前是原禹州市火力发电厂车间副主任。弟弟一直肠胃不好,饭量很差,经常胃疼。他也是看到父母的变化才开始对法轮功感兴趣的。弟弟是个很理性的人,他刚开始只是读师父的著作,把师父各地的讲法都读过后,他才决定修炼法轮功的。他一修炼就非常坚定。工作中勤勤恳恳,时刻记住按“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厂里经常要出去维修机器,弟弟维修机器的费用能比别人少几千元。为此,厂领导在职工大会上公开表彰我弟弟,并号召全厂职工向我弟弟王向上学习。
江氏集团迫害 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一九九九年七月,一场横祸降临中华大地,江泽民以一己之私悍然发动了一场对法轮功修炼群体的残酷迫害。也许因为我父亲是义务辅导员,所以迫害一开始,我们家就被作为重点。一九九九年七月底,我和父亲被强迫参加洗脑班,从此,我们头上就像被戴了一顶帽子,走到哪都能看到鄙夷、嘲笑的眼神。
一九九九年十月底的一天夜里,天下着雨,我家门口停了两辆警车。公安局政委李金亮和政保科科长张冠林带着几个人闯入我家,他们说听说我父亲要去北京,要把我父亲抓走如何如何。父亲是经过各种运动过来的人,本来就胆小怕事。在长期的恐吓、压力与屈辱中,我父亲罹患脑溢血,在二零零零年元月含冤离世,那年父亲才六十八岁。
二零零零年四月份,弟弟正在上班期间,禹州市电厂纪检书记张喜中突然把我弟弟叫到办公室,要我弟弟在法轮功的问题上表态,我弟弟说:学真善忍做个好人没有错!就这一句话,张喜中就让保卫科给政保科打电话,说我弟弟态度顽固。一会,政保科的张冠林、夏玉霄等就将我弟弟直接绑架进拘留所,一关就是两个多月!这期间,电厂派人去拘留所强行与我弟弟解除了劳动合同。
二零零零年六月,我弟弟坐上去北京的火车,到天安门广场喊出了自己的心声:“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还我师父清白!”他被绑架到北京怀柔县看守所,遭毒打后放出。弟弟回来后,政保科夏玉霄等就到处抓他。我弟弟有家不能回,从此走上流离失所的道路。后来,公安又说我弟弟参与散发法轮功传单了,我弟弟又成了通缉犯,被上网追捕!
弟弟流离失所期间,我们家的所有亲人都受到骚扰。我家,我的两个哥哥的家门外,经常有人蹲坑,有时会突然半夜上门盘查。一家人提心吊胆的过着日子,承受着街坊邻居们的种种猜测与不解。另一方面,我母亲又非常思念儿子,又害怕他回来会被抓走,整日在坐卧不宁中度日。整整六年,我们没见过弟弟!我们不知道那两千多个日日夜夜弟弟是如何度过的?也不知道他承受了多大的痛苦与磨难!
二零零六年六月初,国保大队的夏玉霄等突然找到我侄子,我侄子在刑警队上班,他们命令我侄子在短时间内必须找到王向上,否则,开除我侄子的工作。我侄子往哪去找叔叔?他真的被停止了工作。后来,无奈之下,在好心人的帮助下,我侄子被迫调回农村去工作。
二零零六年六月十九日,被迫害的瘦骨嶙峋、奄奄一息的弟弟,突然出现在老家门外的公路上。他摇摇晃晃走到门口,一头栽倒在地。我弟弟永远没有再睁开眼睛……那年,他才三十八岁。
我弟弟是正规大学毕业的高材生,生前有美满的家庭和事业,对生活和工作充满热情与向往。仅仅因为修炼与信仰,就这样被迫害致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