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自江氏流氓集团迫害法轮功修炼者以来,吴凤因上访遭绑架,勒索钱财。从此家无宁日,被骚扰,非法抄家,勒索钱财。
二零零八年,吴凤被非法判刑三年半。她在红兴隆看守所被戴背铐、脚镣,疼痛导致吴凤昏迷。黑龙江省女子监狱被强制洗脑、做奴工。
二零一五年五月二十八日,吴凤向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等邮递了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的起诉书。
吴凤 |
以下是吴凤自述遭迫害详情
我叫吴凤,今年六十九岁,家住佳木斯郊区望江镇。我曾患有腰间盘突出、心脏病、气管炎,咳嗽的晚上睡不着觉,前胸都疼。心脏病经常发作,身体没有力气,活得真是生不如死,没有意义。一九九七年五月份,我开始修炼法轮功,身体所有的疾病都不翼而飞,我感受到无病一身轻的快乐。我看起来非常年轻,就象变了一个人,我的变化使我们全家人非常高兴,他们都支持我学法和炼功。
然而一九九九年七月,江氏流氓集团开始铺天盖地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打压。
一、上访遭绑架,勒索钱财
二零零零年七月十日,我和法轮功学员韩春荣决定要进京上访,要为法轮大法说句公道话,还师父清白。可还没到北京,在天津被拦截,我们被当地派出所所长柳少臣等几人劫持,在回来的路上,我们的钱物都被抢走了,一路上也没给我们饭吃,还骂骂咧咧的,把我们劫持到佳木斯市看守所。我被非法关押了十三天,在看守所吃窝窝头,喝大头菜汤,汤里有泥,派出所所长柳少臣勒索我儿子四千钱,我被放回家。
之后的日子里,真是家无宁日,当地的警察经常到我家骚扰、恐吓,弄得全家都担惊受怕。
一天,我跟孙子从儿子经营的饭店往回家走,柳少臣唆使三个协警绑架我到派出所,柳少臣以村子里的法轮功资料都是我散发的为名,企图把我劫持到佳木斯看守所。儿子得知消息后,去派出所找我,他们无故抓我,没有任何证据,最后柳少臣勒索了儿子五百元钱。
后来,派出所换了姓郭的所长,一次他和几个警察去我家问:“你是不是炼法轮功的?”我回答“是”。他说:“跟我去派出所一趟”。他们在我家乱翻一气,我老伴看到他的无理行为,大声质问他:“我看你今天敢带走她,有事没事都上家里来闹一场,我还没找你们算账呢,无故就罚钱。炼法轮功好像是有什么短处似的,这不是官逼民反吗?”郭所长说:“那没办法,我们是上指下派。”最后他们灰溜溜地走了。
二、戴背铐、脚镣至昏迷
二零零八年七月十九日,我和法轮功学员刘景艳、蔡桂芳、蔡桂荣、蔡桂芹、杨丽共六人到江川农场挂真相条幅,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当天被江川公安局白局长等十几人绑架,当晚被劫持到红兴隆看守所。
红兴隆管局的副局长徐连斌和管教对我们天天骂骂咧咧地,像个流氓地痞。家里孩子给我送四大包吃的东西,被看守所的警察扣留,没给我。几天后,金管教(女)让我们挂上大牌子照相,我不配合他们照相,那位金管教气得让一个男管教给我戴上背铐,脚上戴上几十斤的脚镣,这种刑具对我这六十多岁的老人来说真是难以承受,非常痛苦。
后来手铐开了,两天后,管教看我没反映,发现我没戴背铐,就又来给我戴上,而且戴的非常紧,把手腕压进一个大坑,都流血了。我承受着无尽的痛苦,真是语言难以描述,生活不能自理,法轮功学员们帮我洗脸、喂饭,照顾我两天一宿。同屋的常人都吓哭了,为我心疼着急。我当时的心情真没想到我还能活着,我就告诉文化高的杨丽:“万一我有什么不测,你出去后一定要揭露邪恶,给它曝光。”我戴背铐两天一宿,分分秒秒我都在巨大的痛苦中煎熬,我痛得昏迷过去,全屋的法轮功学员都大声喊,喊来管教来给我打开背铐和脚镣。来了一个狱医说:“这样的刑罚可不行呀。”姓邵的男管教以为我是装的,竟毫无人性地穿着皮鞋踢我两脚。
酷刑演示:背铐 |
戴背铐后 |
有一天夜里,恶警在农场绑架了一帮法轮功学员,关押在隔壁房间。有位法轮功学员喊法轮大法好,被恶警把牙都打掉了,恶警真是太邪恶了,后来那些法轮功学员也被判刑入狱了。
我在看守所里恶警经常提审我,每次提审都戴着手铐和脚镣。有一天夜里提审我,因为天黑,我下台阶时一下子就摔倒了,脚和腿都摔坏了,难以行走,他们也不给我治疗。因为看守所里潮湿,我们一屋子人都长了满身疥疮,真是十分痛苦。恶警给我们消毒,也不知道用的什么药,关窗关门不让我们出来,刺鼻的药味,很多人恶心吐,年岁大的刘景艳咳嗽吐血,很长时间才好。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四日,红兴隆法院开庭,我被非法判了三年六个月的冤狱(审判长刘丹,审判员袁兆斌)。快过年时全家到看守所看望我,老伴、儿子、儿媳都泪流满面,十分痛苦心疼。在临走时,十二岁的小孙子哭喊:“奶奶快过年了,快回家过年吧。”我戴着手铐脚镣,一步一回头,看到全家人为我承受痛苦,我心里非常难过。我在看守所被非法关押半年。
二零零九年一月二十一日,也是农历的腊月二十五,半夜,恶警将我们劫持到黑龙江省女子监狱。我们被戴上手连手的手铐和脚连脚的脚镣,两三个人铐在一起,当车行到半途中,警察去吃饭了,扔下我们这些白发苍苍的老太太,最大的七十多岁,最小的六十多岁,在车上又冷又饿,想上厕所也去不了,真是寸步难行。
三、做奴工、强迫洗脑
我被劫持到黑龙江省女子监狱十一监区,是强行转化、严管监区,因为我在看守所受到酷刑折磨,身体瘦成皮包骨,十分虚弱,出现了高血压的状态。二零零九年正月初四,恶警和帮教黄丽萍,乔红丽想让我转化,我拒绝。过了几天,监道长崔湘,组长张金华写了四书(保证书、悔过书等),在我犯高血压迷迷糊糊的状态下,强行拽着我的手按了手印,并说:“老太太是为你好。”我说:“我是不情愿的,按了也不算。”在十一监区时刻都有包夹跟在身后,天天码坐看洗脑的电视,没有一点自由。
煎熬了五个月后,我被劫持到巩固监区(七监区),每天要到车间做奴工叠纸袋,十二个小时的超强度劳动,我身心都很疲惫。我是被强制所谓的“转化”,我写声明证明自己是坚定修炼法轮功,交给监狱里管法轮功的大队长程秀艳时,她生气地说:“你可对得起你师父了,让我造业。”
在出监前的三课考试时,我坚决不配合,她们让我写申请书,我在申请书中写到:因为我坚持修炼法轮功,所以不参加三课考试,不参加监区各项活动。在出监前的谈话中要按手印,我也坚决不配合,没有按。让我签大照按手印,我说:“我不承认这些强加的罪名,我不按,我也不要。”全屋的人为我担心。
二零一二年一月十八日,我获得自由,法轮功学员们站在监栏门里含泪看着我,我心情非常沉重,也非常难过,含泪对他们合十敬礼,常人也送我,我对她们摆摆手,监狱大队长说:“好人走了,对于你这个老太太来说,我们是认可啦。”
在我被非法关押的日子里,许多法轮功学员时常带东西到我家关心我老伴和家人,安慰他们,我回家后,儿子说:“妈妈你找法轮功学员到家里来吃顿饭吧,谢谢他们。”听了这些,我也非常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