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杨淼在诉状中陈述的控告事实和理由:
我叫杨淼,今年四十岁,未婚。平时与父亲住在一起(哥、嫂上班都比较忙,只是有空回来看看),在十七岁时母亲因车祸突然离世,给我造成了难以想象的心灵创伤,从此之后思想变得极端。一九九六年,二十一岁的我开始修炼法轮功,法轮大法“真、善、忍”的法理象一盏明灯照亮我的心灵,李洪志老师讲的话象涓涓流水抚平了我内心的伤痛,我变得乐观、开朗,遇事找自己,不再怨天尤人,同事和家人也看到了法轮功带给我的变化。一九九九年七月,江泽民执意发动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电视、报纸疯狂造谣,黑云压顶,因为坚持信仰,十六年来我遭受了难以想象的身心摧残和迫害。
二零零零年,因去北京为法轮功上访,在石家庄驻京办事处被关押,因不配合驻京办人员,被反绑到后院水泥柱子上近一天,后被建设大街派出所和单位(石家庄市高级技校)接回。
二零零一年,我张贴“法轮大法好”标语和散发法轮功真相资料,被不明真相世人报告给警察,石家庄五七路派出所警察将我劫持,之后送往石家庄第二看守所关押,在看守所绝食抗议,共绝食七天,被警察和在押犯人十几人强制灌食两次,遭到在押人员的打骂和人身侮辱。三十天后,被五七路派出所送石家庄劳教所二大队非法劳教一年。在劳教所里警察为了让我放弃信仰,使用电棍电、熬夜、上绳、绑到椅子腿上(站不起来只能蹲着)等酷刑。主要责任人:原二大队大队长赵志谦(已遭报身亡)、田长盛、宋静(已死)、孙三平、袁书谦等。从劳教所出后,由于家人受中共邪党的谎言迷惑,我被迫流离失所。
二零零一年底,我去衡水找一位在劳教所认识的同修,她的家人受中共邪党谎言的蛊惑将我恶意举报的同时大打出手,后被衡水市景县温城镇温城乡派出所非法抓捕,遭约两个多小时酷刑逼供,扇耳光、电棍电、用高音分贝喇叭强震耳朵,致使我的嘴唇被电糊、脸、耳都红肿,同时抢去身上仅有的四十多元钱。他们见我什么都不说晚十一点送至景县公安局,罚坐铁椅子一天。第二天下午,景县公安局从同修那得知我的情况,通知当地派出所和单位将我接回。
酷刑演示:电棍电击 |
二零零二年十一月底,在流离失所期间,被石家庄跃进路派出所非法闯入租住房内强行绑架,并被蒙上黑头套,之后被跃进路派出所酷刑逼供,双手被反绑到一根木棍上架着,双脚被警察抬起“荡秋千”约半小时左右,后被反手吊铐在铁笼子里,致使双手手腕肉皮翻出,双肩的臂筋伤残近一年的时间。大约二、三天后将我移送所属地派出所-石家庄高营派出所,并被关在铁笼子里两天。后将我送石家庄第一看守所非法关押约三十天。
中共酷刑示意图:吊背铐 |
三十天后,二零零二年十二月,石家庄高营派出所将我劫持到石家庄劳教所五大队非法劳教三年,期间被强制“熬鹰”五天五夜,邪悟人员二十四小时不间断的灌输邪恶理论,并受警察指使在我的食物中下药。主要责任人:赵云龙(石家庄劳教所所长)、邸曼莉、王清林、齐宏宏、鲁红果等。二零零四年底,我走出劳教所与父亲团聚。
与父亲短短相聚不到四年,二零零八年,中共邪党以所谓“奥运”之名,在石家庄实行全面大抓捕,二零零八年七月三日,我单位刚刚放假,石家庄高营派出所刘书记、610主任陈某和孙干事,让我单位保卫处处长高勇、办公室主任阎朝辉上门说派出所要见我,让我去单位等着。到单位后,我趁机走脱,被高勇、阎朝辉“打的”追上,拉着自行车不让我走,这时高营派出所警察来到一起将我截住。在给父亲买完药后,我强行被带到单位非法拘禁一夜,第二天,高营派出所所长许金堂带领七、八个人到我家当场填写所谓“搜查证”,而且搜查的理由竟荒唐到“就是因为你炼法轮功就搜查”被我撕掉后,他们强行抄家,抢走新笔记本电脑一台、打印机两台,和大量师父的书、《明慧周刊》等,家里被翻的乱七八糟、一片狼藉,致使我本来身体就不好的父亲(患有高血压、一侧肢体活动不便)受到惊吓,更加害怕、担忧。抄家后,他们将我带到高营派出所非法审问,我拒不配合,照像、签字、按手印一律不做,并将他们写的所谓“证据”撕掉。高营派出所气急败坏,于当晚十一半强行将我劫持到河北省女子劳教所非法劳教一年半。
在河北省女子劳教所因我们一屋法轮功修炼者绝食抗议“监控”(犯人)对我们的无理迫害,劳教所警察认定我是组织者,于两周后,不惜开车长途跋涉将我与李慧转到了唐山开平女子劳教所(河北省第一劳教所),使年迈的父亲和哥、嫂与我相隔千里根本无法相见,造成父亲常常以泪洗面,身体每况愈下。
在开平女子劳教所一年半的时间里,我与郑宝华(因残酷迫害,回家后离世)、白凤玉、刘晓君、刘淑格、侯芳、王兰凤六位同修因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遭受了各种各样的酷刑折磨和人身侮辱。我曾被罚站、逞大字型绑在床上;因为不穿劳教服被强行扒光衣服只剩胸罩和内裤近九个月的时间;曾九天九夜不许上厕所,后出现便血症状;在最冷的屋子里挨冻近三个月;被强行搜身;挨绑、挨饿;因为绝食抗议被强行灌食,差点窒息等等。主要责任人:阎红丽、王洪利、王文平、路海存、杨海凤、贾凤梅、王玉芬、刘丽英、丁小光等。
由于残酷迫害,我一直处于严重高血压状态,开平劳教所怕承担责任,想给我办理“保外就医”,将表格寄回石家庄,我七十多岁的父亲为我的事情,六次找到石家庄高营派出所,派出所故意推诿,今天说公章不在,明天又说拿章的人出去学习了。终于见到了所长,说是要开两会了,不敢作主,让父亲找长安分局的国保大队盖章。父亲跑到国保大队又被无理打发,致使父亲总是高兴而去沮丧而回,十几次的奔波始终无任何结果。
二零一零年一月初,我终于走出河北省第一劳教所的大门回到家中,与父亲团聚。父亲由于长年的形影孤单、害怕、担忧和劳累,身体行动不便,每天自己还要出去买菜、做饭,经常自己在家对着空屋泪流不止。回家时,父亲刚刚住院回家(哥、嫂帮着照顾),内心中总算有了一些的宽慰和高兴。
谁知二零一零年五月二十一日,我上班才两个多的时间,正在学校工作时,石家庄高营镇工会主席、镇610的陈主任、孙干事,胁迫学校保卫处高勇、张飞再次将我强行绑架到河北省洗脑班非法关押,声称是石家庄市610点名,致使父亲被吓得双手哆嗦不止。在河北省洗脑班,我被非法关押两个月,父亲十分担心我,拖着有病的身体,几乎每星期看我一次。在关押期间我三次绝食抗议,第一次五天;第二次五天;第三次约二十天左右,期间被灌食三次,因身体极度虚弱被接回。洗脑班主要责任人:袁书谦、刘俊玲、鲁慧英、杨月坤。
回到家后,父亲因为这次事情再加上常年的惊吓、害怕,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三年连续三年复发脑血栓、脑出血,二零一三年后,父亲便全身瘫痪,意识不清,长年卧床下着胃管只能靠流食来维持生命至今。
以上是我和家人十六年来所遭受和经历的身心迫害,这一切都是江泽民一手迫害法轮功造成的,那些参与迫害的警察和其他人员,他们很多迫于压力和无奈,他们中有很多人良知未泯,他们本身是被江泽民所利用,在此,我不把他们作为被控告人。只是呈请最高检察院依照中国宪法和刑法,对江泽民犯下的严重罪行予以追究,结束这场已经持续了十六年的残酷迫害,将其绳之以法,让正义得以伸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