鄢景秋女士于二零一五年七月十一日向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邮寄了《刑事控告书》,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发动迫害法轮功,导致她及家人遭受严重迫害,要求最高检察院追究其刑事罪责,将其绳之以法。
以下是鄢景秋女士的陈述:
我是自一九九六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原来的心脏病、高血压、肩周炎、胃下垂全都好了,身体达到了无病一身轻,我人也变得更加善良,更加宽容,在法轮大法中获得新生。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后,我因为坚持信仰,遭到警察多次绑架、关押、非法劳教、酷刑折磨,九死一生。老父、丈夫在我被非法关押期间含恨去世,临死也没见到我一面。
突遭迫害 母亲悲伤去世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我和母亲、大姐、二姐去北京上访,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还我师父清白,在北京被非法抓捕,后被青岛市市北区登州路派出所接回当地。我大姐被单位监视,不让回家,后被送到拘留所非法关押。我母亲当时六十八岁,被派出所关押一天一夜,警察让我父亲写了保证,才放回家。二零零零年,面对日日诽谤大法的环境,加之大姐被非法拘留,母亲过度悲伤,很快去世。
二零零零年四月二十二日,我去北京上访,在天安门广场,被北京的警察连拖带打,一个年轻的警察打掉我的包,用两手抓住我的胳膊,用腿猛击我的腹部和胸部,我呼吸困难,然后把我拖到警车里,车里有十几个大法弟子,警察还是没有停止殴打我,我的鼻梁骨被警察用拳头打断,我的嘴唇被打的往下掉肉,脸肿的象大面包一样。后被拉到天安门广场派出所,被青岛驻京办带回青岛。四月二十五日将我送到青岛市看守所,关押迫害一个月。因为不配合无理的要求,周所长给我上了手铐脚镣,并把脚镣用手铐勾起来,使我的身体只能弯曲行走。来月经不让换卫生纸,血淌得到处都是。三十天后,脚脖子磨出了血泡直流血,手腕上的手铐嵌进肉里,血肉模糊,至今留有伤疤。
二零零零年六、七月份,在没有任何证件的情况下,登州路派出所和办事处,闯入我家,抄走了师父的法像和书籍,并将我从家中绑架到邪恶的洗脑班,我绝食抗议迫害,非法拘禁八天放我回家。
北京西城看守所恶警兽行
二零零零年十月份,我第三次去北京上访,被天安门广场的警察连拖带打,按到警车里,拉到派出所,我和上百名大法弟子被关押在后院里,大家都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还我师父清白”,并把横幅挂到大院窗户上、墙上,警察从楼上用茶叶水、叶子和烟头往我们头上泼,我们没有对抗,就是平和的和警察讲真相。后来,警察叫来了好多大客车,让我们上车,我们不上,警察用棍子、胶皮棒、电棒,猛打我们,把我们拉到北京西城看守所,警察把我拉到监号里,给我戴上手铐和铁帽子,那种铁帽子只是露着嘴,卡在脖子上,使我呼吸非常困难,后来我绝食反抗迫害,才给我摘掉。警察给我和其他大法弟子灌盐水,半夜二点把我们一个一个带到审讯室,铐在铁椅子上,逼我们说出是从哪里来的,不说就拳打脚踢,撕师父的照片,用电棍电,只听得痛苦的喊叫声,一个青岛即墨的大法弟子,被警察打的脸不成样子,她说警察用木棒垫上布往她脸上打;还有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大学生,被西城区看守所所长半夜拉出去强奸,回到监号后,她痛苦万分,哭着说不想活了。
我在北京被关押二十三天后,被带回青岛,青岛市市北区登州路派出所和我工作单位青岛市红星东风化工厂的人一起把我送去劳教,济南没收,又送到山东省王村劳教所,因血压高没收。在回家的路上,市北区登州路派出所警察腾玉生(所长)拿了我的九百四十元钱。到了青岛他又将我关在铁笼子里一天一夜,想送我去非法劳教,由于检查血压高,才让丈夫接我回家。回家后得知我的工作单位青岛市东风化工厂劳工科科长王震已将我除名。
二零零一年因为要开两会,又把我从家中绑架到洗脑班迫害。非法关押三十多天。
二零零三年三月六日,因中共召开两会,市北区市北区登州路派出所和宁夏路派出所联合把我抬进王村劳教所进行迫害。在这期间,我公公去世也没让见。
二零零五年一月三十一日,市北区洗脑班挂着一条污蔑法轮功的横幅和展板,我去清理。被埋伏在那里的协管看到,叫来了几辆警车,把我抬上去,拉到延安路派出所,后把我送到看守所迫害。
在青岛看守所遭残酷折磨
二零零五年八月四日,市北区北仲车站,挂着一条污蔑法轮功的横幅,我去剪掉时被埋伏在那里的协管员抓到。叫来市北区北仲派出所,将我连拉带拖抬到车后备箱硬按在里面,我只能蜷曲着。到了派出所,对我拳打脚踢,按到专押犯人的铁椅子上,我的头被碰得血直流。
第二天又把我送到青岛看守所迫害。看守所的女警李副所长给我戴上手铐、脚镣子,把我的脚和手用一个手铐扣在一起,使我不能行走,在水泥地上躺了五天,一半身子麻木了。那时我来例假了,我的短裤全是血。因是夏天,不让我换纸,淌的满地都是血。我绝食抗议,要求无条件释放大法弟子,警察李副所长叫犯人用抹布堵我的嘴,让一些犯人摁着我的脚和手,揪着我的头发,给我灌食(鼻饲),还恶毒的说:“我两分钟灌一个。”
王村劳教所的暴力“转化”
一个月后,青岛市市北区610洗脑班陈主任和登州路派出所、北仲派出所、宁夏路派出所联合把我拉到山东省王村劳教所,因身体不好拒收。他们就买来很多啤酒和其它东西,请医院的大夫和劳教所所长一起吃饭,青岛市610头子和警察还对劳教所的警察说“你们要多少钱,我们拿。”下午把我送进了王村劳教所迫害二年半。这期间父亲和丈夫去世我都没见上一面。
在劳教所里,鼻饲灌食一次七十元钱,我为反迫害,不承认“劳教”而绝食。我在绝食期间,四大队警察们就把我捆绑在木头椅子上,把我的两只胳膊捆在椅子两边,脚捆在椅子下面两边撑子上,不分昼夜都是这样捆着长达一个月。二~三天灌一次食,管子从鼻子里插进胃里,一直放五、六天再拔出来换新管子,天天管子在胃里绞的疼痛难忍,撕心裂肺。我被折磨的已经皮包骨头,臀部都被木头椅子磨出老茧,两个鼻孔都灌出血来了,鲜血直流,最后从脚、腿一直肿到腰部,警察还恶狠狠的说:你们当地拿钱,要多少给多少,那就灌。最后也不能灌食了,因鼻子肿的也不能喘气了,就给我打吊瓶针,把我铐在铁床上不能动。医生说血管都很难找到了。折磨了我一个月,我被抓之前体重是一百三十斤,在劳教所里被迫害的只有五十~六十斤。劳教所为了报功领赏,达到她们的“转化率”,就从“三大队”调来一个警察,上了恶人榜的李英(女,警号:3734139),在李英的花言巧语、恐吓、谎言欺骗中,我受了迷惑,吃饭了。
吃饭之后,警察更加紧了对我的迫害,昼夜不让我睡觉,四大队警察燕艳(女,警号:3734151),把我的好几个手指都用笔尖穿透出了血,逼迫我写放弃信仰的“三书”,我就是不写。警察李英和恶人把我拖到厕所里用凉水往我头部、脖子里浇水,把手巾放到凉水里湿透,再放到我头顶上冰我,那时候正是二零零五年十一月份的大冷天。警察不让我睡觉,采用“车轮战术”,上半夜二个恶人,下半夜二个恶人和警察,把我从房间这头拖到那头,我的脚和腿肿成大面包,根本不能行走了,脚上也都冻出很多冻疮,脚底磨起厚厚的一层老茧。他们逼迫我骂师父,我不骂,恶人和警察就用大白纸写了一些骂我师父的话和师父的名字,逼着我按倒我用臀部坐,搬着我的脚让我踩,往我脸上、手上、脖子上用笔写一些骂师父的话。有一个恶人把我耳朵打聋了半年。
他们利用各种卑鄙手段逼迫我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最后达不到目的,就叫来医生给我打不明药物的针,我不打针,五~六个恶人和警察们蜂拥而上,把我按倒在警察办公室的沙发上,扭着我的胳膊打上了这一针。之后我就迷迷昏昏,精神失常,乱抓东西,昼夜把我关在厕所里,使我精神上受到了很大的打击,精神就要崩溃了,我经受不了那种惨无人道的折磨,在我精神受到刺激、两眼发直、发呆、神智不清、精神恍惚时,警察逼迫我写了“三书”才让我睡觉。恶人昼夜不停的迫害我二个多月没能让我睡觉,我天天在痛苦中煎熬着,在那阴间地狱里,暗无天日的每天挣扎着活着。
当睡醒觉之后,我清醒了。我非常的痛苦。我反复思考,师父教我们修炼的是“真、善、忍”,还给我们祛病健身,让我们做好人,做一个正直善良的好人。我又开始绝食,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要求无条件释放大法弟子,共产党假、恶、暴、斗、贪污、腐败才是邪教,我要声明我在神志不清时所写的一切全部作废,并且让我要回了我所写的一切不符合“大法”的东西,全部让我撕掉了。她们为了达到“转化率”报功领赏,肆无忌惮的践踏法律,不择手段的干着卑鄙下流的事情。
又一次我绝食,警察抬着我去给我灌食,一路上我就大声呼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法轮功千古奇冤!大法弟子冤枉!要无条件的释放大法弟子!我们要信仰自由!全世界都知道法轮大法好!到了医务室,警察们把我按在木椅子上,揪着我的头发,把我的脚别在椅子两边撑子里,用脚踩在上面,把我的两只手反铐在椅子后面,给我灌食的警察把腿压在手铐上,使我疼痛难忍。灌完食,警察用毛巾堵我的嘴,用胶带贴我的嘴,把我吊铐在厕所窗户笼子里,呈十字架型,脚只能翘着。那时正是二零零六年八月份,我的腿脚肿成大面包,厕所里蚊子很多,咬的我满脚和腿都是红点,就这样两昼夜没合眼,痛苦的煎熬着。
劳教所女科长陈某曾恶狠狠地对我说:“不转化,我们这里什么刑罚都有!”
老父、丈夫含冤去世
在二零零五年,我和我二姐鄢景芬都被关在劳教所里,对我父亲的打击太大,父亲在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份含冤离世,警察不让我们姐妹俩知道,根本都没有给老人送终的权利。在我爸病危期,我丈夫拿着我爸的病危通知书,到派出所、街道办事处、青岛市610去请求让我们见上我父亲一面,可是他们都不让见。
在二零零六年八月份,我丈夫听到我在劳教所绝食受迫害,他去看望我,劳教所警察不让我和丈夫见面,我丈夫和她们争吵要见人,说:“我证件都齐了。”警察说“不转化不让见面,拿介绍信也不让见。”我丈夫说都一年没见面了,警察也不听,还说给送钱行(绝食的费用、日用品),我丈夫把她们的警号记下来了(司法警,管理科接待,警号:3734062;管理科:3734130;四大队长:3734166)。警察不让见面我丈夫就不走,她们没有办法,只好让我和丈夫通了个电话,我就揭露劳教所里的邪恶,我说她们吊铐我,给我灌食,一次七十元钱,你一分钱也别拿,现在灌食三十多次了……没讲完,电话被警察强行挂断了。我丈夫又气又恨,说“无法无天,独断专行”。因思妻心切,又不能见上一面,丈夫忍着心中的痛,跌跌撞撞的回家了。青岛至王村劳教所六七百里地,丈夫晕车,一天也没吃饭。
回家后,我丈夫的精神压力太大,承受不了这种打击,长期的愤懑和着急,有冤无处诉,看着家中的老母亲和女儿,生活的劳累使他得了白血症,抢救无效,含冤而死。临终前就想见上妻子一面,可是就是因为我不放弃“真、善、忍”的信仰,不让见面。我丈夫的姐姐、妹妹和我大姐,都到青岛市610去要人,她们都哭着请求让我和丈夫见上一面,610人员却说我很顽固,要给我加期,更谈不上要见面。她们想上“北京”去告状,可是一想也没有用。就这样一个将要离开人世的丈夫也没能见上妻子一面,含冤而去,我连给自己的丈夫送终的权利都被剥夺了。
二零一零年一月,我女儿想到香港看神韵晚会演出,机票、房间都已定好,刚过了安检口,被十二、十三名国安,公安绑架,警察没出示任何证件,就抢走了我女儿的登机牌,身份证,港澳通行证,并把我女儿绑架到一个房间,说她身上带有危险品,上来就搜身,翻行李箱,没找到他们想要的,就用三辆警车把她绑架到当地派出所,进行威胁,恐吓,誘骗,制造恐怖九小时后才放回家。给孩子在精神上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江泽民利用国家政权所发动的这场史无前例的反人类罪行,不仅使法轮功学员遭受了残酷的迫害,同时,也让所有参与迫害的人、包括公检法人员、监狱人员、监狱里的罪犯,彻底丧失良知和底线,沦为凶残的恶魔,冤狱遍中国,罪魁祸首江泽民一定要受到法律的制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