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炼法轮功获健康　公主岭市张宝云被中共迫害

大法改变了我的命运

我年轻当姑娘时就得了风湿性关节炎，结婚后病情越来越严重：头晕、头疼、神经衰弱、特别是腰间盘突出，疼的我死去活来。晚上睡觉第二天早上起来，腿疼的呈x型。96年乳腺发炎，到长春医大看病，大夫说需要动手术，我家境贫寒，兜里只有20元钱，哪能舍得看病，亲属怕我病倒了，还有两个孩子需要照顾，主动借给钱让我看病，我婉言谢绝了。因为没有偿还能力，只好咬着牙硬挺。

就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是法轮大法改变了我的命运。

97年冬天，经人介绍说法轮功能治病，还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去了大家自发组成的学法小组，看了李洪志师父的讲法录像。我明白了做人要按“真、善、忍”的标准，病是做坏事得到的果报。我听法不到一周，腰间盘突出神奇般的好了。随着学法炼功，身体所有病症不翼而飞，走路轻飘飘的，什么活都能干了，当时我高兴的不知怎么感谢师父，就想这么好的功法我要告诉所有的亲人，丈夫看到我的变化，也走进了大法。

为大法鸣冤上访，被非法拘留

正当我沉浸在大法的美好与幸福中时，中共江泽民发动了对法轮大法的残酷迫害，我茫然了，我真的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这么好的高德大法，是伟大的师父，给了我全新的生命，我不能眼看着师父和大法被诽谤与诬陷，要站出来说句真话。

我抱着对政府的信赖，于7月22日到吉林省政府上访。到了那里等待我们的不是工作人员，而是荷枪实弹的警察。他们把我们推推搡搡的弄到事先准备好的大客车上去，拉到了一所学校，当时那里大概已有几千人。第二天又把我们拉到南岭体育馆。辗转好几个地方，也没有得到任何答复，无奈只好回到家里。

2000年11月份我和几位功友决定去北京为大法和师父说句公道话，以表达我的心声。我们提前买好了火车票，背着丈夫（丈夫单位已不让他炼了）来到长春火车站，刚到就被便衣警察盘问，看我们是去北京的，就把我们带到站前的派出所，关到一个小黑屋里审问。问我们的家庭住址，大家都不敢说出来，因为当地派出所不让我们进京上访，我们不说，有个警察就气急败坏地骂我们，把我们单独叫到楼上审问，问我去北京干啥？我说：“正法。”他上来就打我两个嘴巴，打完我他爬到桌子上半天才起来，大概是用力过猛难受了。

还有一个女的抢走了我的法轮章。还说把我们送到北大荒去，我说为了大法早已把生命置之度外。大概呆了3、4天，有年龄大的功友身体已经支撑不住晕倒了。警察也不放我们。

后来当地派出所所长尹宝森和李洪福等人把我们找回来了。问我们还炼不炼了，如果说“炼”就拘留，如果说“不炼”就放回家，我们都说“炼”，然后就把我们非法送到公主岭市拘留所。

虽然我没文化不懂法律，但是谁都明白，如果一个小偷在行窃时被警察发现，即使怎么保证不再偷了，警察能放他回家吗？因为他的行为属于违法。那法轮功学员说“炼”就拘留，甚至判刑，这不荒唐可笑吗？正常吗？

在拘留所里，睡在冰冷的板铺 上，只有一床破被，冻得浑身发抖，大冬天5点起床，吃的是黑面馒头，带泥的白菜汤，吃、喝、拉、撒都在一个屋子里，还强迫背监规，到外面干活。

我惦记着家里。那段时间，儿子上高中住校，丈夫下班晚，女儿放学回来没人做饭，屋里四面透风，还得自己生炉子，一边烤火一边看书，不知什么时候苞米瓤子中毒女儿晕倒了，差一点儿没了性命。幸好丈夫回来把孩子弄到外面，吹凉风渐渐苏醒过来了。

一家四口一年的生活费被敲诈

后来丈夫一看孩子需要照顾，就托关系找人，花了一万多元钱我才回来。那是我家四口人一年的生活费都被邪党干部敲诈去了，当时我的眼泪只能往肚子里咽。

被劳教迫害

回来之后也没过上几天安稳日子，村主任曲田来我家骚扰。

2001年8月20日左右，大岭派出所所长杨春浩和警察张正鹏突然闯入我家，非法搜出一本《转法轮》大法书，当时我在大岭市场买东西，他们就逼迫丈夫到市场找我，由于丈夫害怕就把张正鹏领到我跟前问这书是不是我的，我说是。然后就让我到姐姐家，到那一看，所长杨春浩和警察姚春辉都在，他们骗我和同修姐姐到派出所按个手印就回来，到了派出所他们就翻脸了。我和姐姐怎么讲大法真相他们也不听。杨春浩说：“把她们俩人铐上。”然后就把我俩人非法送到公主岭市拘留所。

第二天，杨春浩又把我俩送到看守所迫害，那里环境恶劣，吃的是带老鼠粪便的窝窝头，带泥的白菜汤，睡的是板铺，有时候让我们干活，早晨5点起床，吃完饭坐板，中午吃完饭一直坐到晚上10点左右。

我在看守所呆了1个月又转到拘留所。不到半个月，对我非法劳教二年，送劳教所给我检查身体，当时给我折腾的血压已高达220，劳教所怕我出现生命危险担责任拒收，拘留所所长陈小伟不知跟他们说了什么，硬将我留下了。然后他们强迫我吃药，当时我心里想，我已炼功多年不用吃药了，药没能治好我的病。我对他们说不吃药，他们就找来几个彪形大汉，把我强行摁倒在地灌药。

后来给我分到7大队，邪党帮教人员转化我，天天看诽谤大法的录像等，晚上11点才让我睡觉，大约过了7、8天，管教毕明明叫我到办公室用电棍电我，把我全身都电肿了，浑身起包，之后又给我打点滴。

毕明明看硬的不行就来软的，用伪善欺骗我，我就违心的写了诽谤师父和大法的“五书”。写完心里特别难受就伤心的哭了。因为我出卖了自己的良知、做人的尊严，愧对我的师父。

因为配合了邪恶，我被分配到小队干活做奴工，粘小鸟、做蝴蝶、挑豆粒等，为劳教所创收。早晨5点起床就干活。有时劳教所听说上边来检查就暂时不让我们干，还假惺惺地改善伙食。家人怕我的身体吃不消，就偷偷地给管教毕明明几千块钱，给我减期6个月，2002年年底回来了。

回到家里，屋里已没有下脚的地方，水缸冻满了冰，连干柴都没有，我不在家，丈夫已无心思过日子。

劳教回家后仍被多次骚扰

劳教所回来不长时间，有一天来了一帮人，说是省政府的来看看我。大概是看我在没在家。

2008年奥运会前夕，大岭派出所警察朱建成到我家3、4次，让我到派出所签字，我怕被迫害，没敢签。

还有一次，镇里610的张景远问我还炼不炼功了。我由于害怕就躲起来了。

2012年邪党开十八大之前，村支书又到我家来了两次，说派出所找我照相。

由于迫害，丈夫失业在家，一家人只好依靠种地维持生活，家境贫寒，现在还住着七十年代盖的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