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被劳教折磨　北京博物馆资料员控告江泽民

徐伟女士于二零一五年七月四日向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邮寄《刑事控告书》，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发动迫害法轮功，导致她遭绑架、关押、劳教等迫害。徐伟女士要求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追究、公布江泽民的刑事罪责，让世人看清这场迫害。

以下是徐伟女士叙述修炼法轮功带来美好以及遭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的事实：

我于一九九五年开始修炼法轮功，看了《转法轮》后明白了做人的真谛。我从小体弱多病，修炼后从小伴随的头痛、膝关节痛和十几年的胃溃疡消失了，身体发生了新生儿般的良好变化，干黄的头发开始变黑、暗黄的皮肤开始变白、精力开始充沛，能够全力投入到工作学习中，从此不再去医院，为单位节约大量医药费。我的性格也发生变化，变得更加积极和明朗并乐于助人，开始对人生和未来充满热情和期望，是法轮大法真善忍的法理给我和我的家庭、工作、生活带来了祥瑞和幸福。

然而一九九九年七月，江泽民利用权力疯狂迫害法轮功，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抓捕、拘留、判刑、劳教、酷刑、活摘器官等迫害。作为千千万万法轮功修炼者中一员的我，也遭到了绑架，经历了派出所、看守所、劳教所等的迫害，并株连家人。

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七日之后，我所在的炼功点，就开始有警车，有警察监视，后来警察用高压喷水，驱赶我们离开。片警张金强甚至到我家中监视我们学法。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我只身前往国务院信访办上访，被绑架到丰台体育馆，之后大公共交通车强行拉到门头沟区的山里，不让下车。直至次日凌晨才从山区自己回家。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二，我再次上访国务院信访办去讲明法轮功于民于国家于社会的百利而无一害，又再次被绑架到石景山体育馆。

一九九九年七月三十，我继续上访位于中南海边上的信访办，被绑架到丰台体育馆，被逼迫在四十度高温强日头下暴晒几个小时，身上的皮肤明显的黑成一片，之后块块脱落。当地派出所警察将我接回家监视居住。我被单位扣工资奖金，并停涨工资。

一九九九年九月二十六日，我到人大、中南海上访，天安门派出所警察以闯新华门的名义将我绑架到西城看守所。三日后，石景山古城派出所张金强和我所在单位接走，张金强对单位领导说：这样的人你们还不开除她。

二零零零年，所在行政主管单位北京市文物局以我本人不做“保证不去天安门”为名，强迫调离原单位进行半天工作半天“学习”，期间不许回家。

二零零零年十月二十二日，我哥哥徐罡（未修炼法轮功）的家被警察非法抄查，我的打印机、电脑、英语学习机、录像机、手机等个人财物都被抄走，哥哥也被绑架到丰台看守所四十多天，之后被北京地铁公司开除，给哥哥的家庭生活带来困顿，精神带了巨大压力，身体出现心脏病症状，直接导致离婚。老父在无力和焦虑中孤单在家期盼着儿女，在警察四处搜寻我的情况下，我本人在外流离失所一个多月才回到家中。

二零零一年七月初，石景山区古城派出所所长和片警张金强和两名保安一起闯到我单位，将我绑架到派出所，被关在铁栅栏的小屋内。之后又被绑架到北京团河劳教所进行洗脑迫害半个月。之后我被迫离开单位流离失所一年之余。

二零零五年，四月二十三日半夜近一点，西城区五名警察闯入我家，非法抄家，抢走大法书籍及音像制品、电子阅读器等私人物品。我被绑架到西城区看守所，两个月后被劫持到北京市女子劳教所迫害，期间遭到不让睡觉、不让如厕、强迫劳动等迫害，身体被折磨得极度虚弱。

二零零六年十月二十二日，我出狱回家，被监视居住，“610”人员经常给单位电话了解所谓情况，致使我一直被单位区别对待。这期间我被停发工资、以被劳教过考核不合格之名停止工资长级。

二零零八年秋季一天近半夜十二点，五名警察闯入我家，因我本人不在家绑架未能得逞。警察就恐吓我七十岁的老父亲。老父经历几次这种刺激和家庭的多次变故，整日惊恐中度日，甚至在家中至今不敢大声说话，神经脆弱而高度紧张，上下楼梯声、敲门声都能被惊吓倒，身体日渐消瘦，一米七七的身高仅有五十三公斤的体重。父亲经常被街道居委会问询我的下落和居住情况、在干什么？

二零零七年至二零零九年，海淀、石景山片警、“610”时而上单位骚扰，时任馆长的高景春就经常无奈的转达并执行追究我的行踪和“敏感”日子加班，让部室主任看住我。古城街道“610”也迫于上边命令，经常性电话骚扰我的单位和我个人。

二零零九年七月十六日，丰台马家堡派出所片警褚平阳带着“610”自称李姓的五十岁左右男士和保安一帮人，早晨五点多就趴在我家门口，之后让传达室人员借口维修房屋让我开门，我拒绝后开始撬锁没有得逞，最后破门而入。十多个人警服的便衣的保安开始抄家。抄走我的笔记本电脑、一拖五刻录机、佳能打印机、塑封机、切纸机、一百多张空光盘、U盘几个、铜香炉、手机、一本李洪志师父的讲法、人民币带字钱、个人皮包、公交卡、瑞士军刀等私人物品。之后竟私自给我家换了门锁，致使我父亲一个多月后才从看守所拿到钥匙，進入房间后一片狼藉，窗子没关，死蚊虫一片。夏季一个多月的风雨致使室内地板、墙面、设施受损。

二零零九年九月，我被绑架到北京市女子劳教所。在四大队，四个吸毒“包夹”在警察的授意下不断强行暴力让我点名时蹲下，时任大队长的是杜敬彬。二零零九年九月末转到七大队后，大队长李守芬、副大队长刘艳萍，警察张淑华、高某等共同联手迫害我，采取的手段有不让睡觉，早晨四点多就要起床，在地上叠被子，脏黑且薄的被子带着怪味却还要使用，晚上一点多钟才让洗漱，并且除了脸、脚之外不让洗漱其他地方；不给饭吃，早、晚仅有冰凉的米汤，几乎没有米粒，两三根纤细的咸菜丝，不给喝水，三天仅一杯水，不给御寒衣物——冻刑，骤然降温下，两个包夹即便冬装劳教服里穿着两件秋衣秋裤依然都冻感冒了，我却只穿着半袖外面一件单衣劳教服，而且还开着窗户让我一动不许动的坐在窗边，包夹说这是警察的要求，否则会骂她们的，副大队长刘艳萍的话：这是为你好，让你清醒清醒；不让如厕——十多个小时上一次厕所；体罚——每天逼坐小凳子二十多个小时，不让动，不让闭眼，等等。我被折磨得体重骤减四十多斤，163CM身高的我，仅有六十至七十斤的体重。期间身体出现心脏病高血压症状，视力骤减，手指经常抽成一团，头发骤然变白。另一“包夹”郗建会因为被告密偷偷给过我吃的东西，被调到大田队种地，她被李守芬臭骂没有对我尽力迫害，威胁给你送到外地去。卖淫女最怕种地晒黑和外地苦力。

二零一零年，我还在劳教所关押期间，家里邮箱被丰台区马家堡派出所警察私自撬开，起因是，我七十多岁的父亲给我写信讲到去六部口长安街边上的民族文化宫剧院看戏，路两边的单棵树上落有上百只的乌鸦。警察问我：你父亲是否炼法轮功？我说：难道是因为他讲了真话？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我和家人的信件基本被扣押，有人告诉我警察直接给撕掉了。二零一二年一月十五日我回家后，得知我的同事的电话、手机也被监控，他们在电话里也战战兢兢的不敢正常谈话。

二零一零年末，同我关在一起的法轮功学员六十四岁的闫霖霞，被发药的大队长李守芬发错了两天的药，本是高血压的药给了心脏病的药。闫霖霞质疑时，李守芬却看都不看的怒斥：我是队长还是你是队长！我眼神好还是你眼神好！错不了！强迫吃下。次日，从没有心脏病的闫霖霞突然心脏极度不适，血压高达二百多。医生说：的确是给错药了。但是劳教所狱警却一个口径：没有给错。狱警王会侠说：你们别闹了，为此事李守芬都写了检查。年底最后一天，闫霖霞出劳教所了，之后音信全无，不知现今她是否安康。

二零一一年，我被转入六大队。接近年末，我叫住住所检察官，谈到我的检举信为何没有答复，我的行政复议为何至今没有音信，这里存在打人现象等。她立即板起脸责问：你是否是法轮功？你转化没有？我问她：法轮功的就不可以举报反映问题吗？你贵姓，请出示你的证件。她拒绝说姓名，拒绝说具体是哪个单位机构的。我说：这样，我不信任你。之后她转头就走掉了。她的助理告诉我：她姓袁。别人说叫袁励。之后，我了解到，我投递的举报信件，被警察叫吸毒人员姜秀杰用铁丝从信箱里勾出去了。

二零一二年一月十五日，我出劳教所后，所在单位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北京市文物局以本人不写“不修炼保证”作为不能回单位工作理由，副局长张若妮告知我：你给我们写了那封信（讲我修炼真相的信），更没有人敢担责任让你上班了。现今局长舒晓峰、书记许秀坤，依然变相纠结并回避这个问题不让我上班不给发工资。

时至今日，马家堡派出所委派传达室人员，古城派出所片警黄东，古城街道曹主任、居委会刘姓男士，对我进出依旧严密监视并汇报给当地派出所，我被骚扰监视居住，给我和家人的生活带来一系列的发酵的痛苦和压力漫延。七十七岁的老父亲，每被刺激到要服用甚至四片安眠药入眠。

江泽民的迫害政策给法轮功群体及我个人和家人造成了巨大的身心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