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二次劳教折磨 山东青岛曹以香控告江泽民
一九九九年七月，江泽民出于小人妒忌之心，以个人意志凌驾于国家宪法、法律之上，操纵整个国家机器和社会资源，对法轮功实施铺天盖地的打压，对法轮功实行“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的群体灭绝恐怖主义，致使千千万万的法轮功修炼者被非法拘留、劳教、判刑、强送精神病院，千万个家庭妻离子散、无数的法轮功修炼者的工作单位、亲属、朋友、同事遭到株连。
曹以香女士是千万受害的法轮功修炼者之一。以下是曹以香女士在控告状中诉述的事实：
我于一九九八年春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法轮功），严格用大法“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处处事事修心向善，在单位是公认的好职工；在日常生活中努力做好自己的媳妇、女儿、妻子、母亲的本份，使家庭幸福和睦。在道德提升的基础上，我的腰椎病、颈椎病不药而愈。
一九九九年四二五逾万名法轮功学员和平上访事件之后，我所在地的居委会经常到我们学法小组骚扰，摸底谁是负责人、学的什么书、干了什么事等等。这期间我因家事进京，被居委会视为什么“动向”，多次多方面的盘查、问询，给我精神上带来很大的压力。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二日，我因为到青岛市信访办表达自己修炼法轮功的感受，被八大关派出所绑架，从下午一直关押到第二天凌晨。强迫我一遍一遍的看中央电视台的造假新闻。
二零零零年十月上旬，我到青岛市信访办递交“法轮功真相”上访信，被绑架到青岛市“洗脑班”，被限制人身自由一个月左右，强制看诽谤造假录像，给我的精神造成了极大伤害，被罚款（保证金）一千元，以食宿费的名义勒索一千零三十五元。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日，我到北京上访无门，到天安门广场证实法轮大法好，被执勤警察打的遍体鳞伤，从里到外的衣服都被扯破，背部都是乌紫的皮鞋踢的印迹，满脸乌紫、眼睛红肿、脸肿得老大。
二零零一年一月十三日，我因发放真相传单被湖北沙洋劳教所警察绑架，投入沙洋劳改农场看守所羁押四十九天。二零零一年三月二日，我被投入湖北沙洋劳教所九大队非法劳教一年，期间受尽凌辱、折磨。
二零零八年八月，奥运期间，我被“610”（中共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居委会人员全天候监控，出门买菜也紧跟其后，为了摆脱他们，我乘火车外出探亲，临发车前被街道“610”居委会人员拦截，匆忙之中火车已启动，到高密站绑架我下车到街道办事处，晚上才放我回家。回来后，我到市北区找“610”主任据理力争，他们才撤销了对我的监控。
二零零八年九月二十七日，我因发放法轮功传单被“110”警察绑架，在北仲路派出所被非法关押十五天，被青岛市看守所非法羁押五天。北仲路派出所的一个民警找我丈夫勒索二千元现金，未给收据。
二零零八年十月十七日，我被投入山东省第二女子劳教所（淄博王村）非法劳教一年，加期八天。
多年来，“610”人员、警察、社会人员甚至是物业人员，对我及家人进行了无休止的的骚扰、监视。有一次我外出，在一公交车站，我居住地的居委会主任，竟然抢走我的手包，要检查装的什么东西。又一次我路过一家复印店，和老板聊了几句，被社区人员上报，结果复印店老板遭到了居委会的调查和警告。
在两次非法劳教期间我都遭到了非人的肉体摧残和精神折磨，并强制长时间、高强度的从事各种奴工劳动，无分文报酬。
一、在湖北沙洋劳教所九大队遭受的迫害
1、精神折磨。强迫我一遍一遍的看造假抹黑法轮功的录像片，低头不看，警察冷不丁的绕到身后，揪住头发往后猛的一拽，一顿辱骂殴打。
2、人格侮辱、生活迫害。不定期、频繁的搜查监室，目的是搜查大法经文，衣服、被褥、枕头能撕开的都撕开。连衣服的底边、衣领、夹缝都拆开，床铺，柜子翻得乱七八糟。对身体的搜查，被逼脱的一丝不挂，头发、隐私部位都被拿捏，带经血的卫生巾也得拿下来搜查。不让上厕所、限制喝水、吃带谷壳的霉米饭、喝带沙子的菜汤。
3、肉体上的摧残。由于我拒绝“转化”，除了被强制参加劳动外，午饭后还被逼站“军姿”：双脚立正，中指对准裤缝、全身绷紧、昂首挺胸。“包夹”不错眼珠的盯着，随时检查，不能稍有松懈。站“军姿”还是轻的，在每天的体罚中只占小部分，大部分时间是蹲“军姿”：双腿下蹲，右脚在前，脚掌着地，左脚在后，脚尖着地。整个身体重心落在左脚尖上，上身直立，双手放在膝盖上，一蹲就是几个钟头，不能换脚，不能摇摆，从晚上九点开始，结束时间不定，最早十二点，最晚半夜两点。天天如此，周而复始。蹲着不一会腿就开始麻、痛，动作稍有走样，“包夹”抬脚就踢，举手就打。困乏、疼痛交加。我的腰疼又犯了，疼痛难忍。有时走路都睡着了，可是刚一合眼，时刻监视的“包夹”马上猛推一把，或是一阵斥责。还有一种刑法叫“练芭蕾”：脚尖着力站在花坛边沿，身体不许晃动、不许倾倒，否则就招来拳脚和辱骂。
因为拒喊谤师谤法的口号，我被九大队长龚珊秀关进屋里，盛夏之际门窗紧闭，罚我面壁而站。豆大的汗珠湿透了衣服，连头发梢都往下淌汗，热闷难耐，几近昏厥。由于抵制、撕毁污蔑大法的“图片展览”，我和其他一些“不转化”的学员被迫在中午出操，七月的南方，骄阳似火，水泥操场的温度高达四十多度，强迫练队列，汗湿的衣服都被烤干，心慌、气短、憋闷个中滋味无言语可形容。
二、在山东省第二女子劳教所遭受的迫害
1、第一次被所谓“严管”遭到的迫害
二零零八年十月十七日，我被隔离在大队长办公室，吃喝拉撒睡全在里面，除犹大刘京俊（当年三十四岁，日照人，参与迫害极其卖力）和一名违心转化者外，任何人不准接近我，也不准我离开办公室，门窗日夜紧闭。犹大刘京俊不停地在我面前散布歪理邪说，又拿来一些“转化”文章念，我都听而不闻。恶警宋敏让我写简历，我写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我曾在沙洋劳教所被非法劳教一年，经受各种酷刑折磨没有“转化”，这次仍然不会“转化”。宋敏看后撕得粉碎，揉成一团砸到我的脸上，说，“劳教所有劳教所的规矩”，我回答“任何规矩都必须遵守法律，否则，我出去把你们的违法行为曝光”。宋敏有恃无恐，说“你愿上哪告上哪告”。
洗脑过程持续了一星期没有奏效，十月下旬开始了肉体折磨。天气已经很冷了，她们把我的行李箱锁起来，不给我加衣服，甚至不让我站在窗口的阳光下取暖。给的饭菜也被刘京俊克扣，根本吃不饱，同时不准我洗漱，更不用说洗头、洗澡了，连上厕所也受到限制，越内急越让你等。我有时质问她“你怎么能上厕所？”她说“你象我一样转化，也能上厕所。”有一次我要小便，恶警刘桂珍值班，就是不让拿便桶，我最后被憋得小腹鼓胀，捂着肚子满屋转，汗如雨下，全身的衣服都湿透了。痛苦不堪，在几近崩溃时，刘桂珍才批准拿来便桶。
第二天恶警赵文辉值班，在我的忍耐力达到极限时仍然不让拿便桶，无奈之下我解到地上，犹大刘宝叶（四十多岁，惠民人，当时起极坏的作用）报告了恶警赵文辉，她咬牙切齿地斥骂我，并叫刘抽下我的床单擦干地上的尿液，指使说：以后再尿到地上，用她的衣服、被子擦。当我要大便时，赵文辉发怒道“就是屎尿多，这次让她拉个够，中午让她在便桶上吃”。刘宝叶不让我起来，端来午饭，逼迫我坐在便桶上吃饭，满屋臭气熏天，对人格尊严的侮辱简直阴损恶毒。长期的憋尿使我的身体出现了很多病症：膀胱、尿道刺痛、灼热，常有便意，小便不能自控，常不自觉的尿液淋漓。即使这样，她们也没达到“转化”我的邪恶目的。
十一月四日，迫害再次升级。恶警们撤掉了犹大“帮教”，换成了两个吸毒犯“包夹”姜丽霞、林丹丹。她们撤掉了我的铺板，拿走了我的水杯、手纸等所有的日用品，由恶警孙振鸿写了个“曹以香，十一月四日”的字条放在里面。当晚八点左右，我要求小便，仍遭拒绝，实在忍不住尿在了裤子里，姜丽霞、林丹丹一拥而上，把我打倒在地，在我全身不分部位地乱踢乱跺，一顿暴打后还不解气，一个拽着我的双脚，一个拽着我的双臂，在地板上来回摔打拖拉，用我的身体擦地。
十一月九日上午，同样的一幕再次上演，姜丽霞扒光了我的上衣，用不堪入耳的污言秽语辱骂我，用我的上衣擦干了尿液，再逼迫我穿上湿淋淋的衣服，然后就用拖把头捣我的眼和脸，我稍有躲闪，她们就把我打倒在地，用脚猛跺我的手，我满手青紫，打得我满地翻滚。当时有一毕姓警察（四十多岁，东北人）在值班，所有的暴行都发生在她的眼前，我被打得满地翻滚，还滚到了她的脚下，她却视而不见，摔门而去。
吃饭更是以饿不死为标准，每顿一小块硬梆梆的干馒头扔在我脚下，爱吃不吃。七天七夜不让我喝水，我渴极了就喝自己的尿液，不但如此，我还不能睡觉，一合上眼她们就拳脚相加，为防止我打盹，恶警宋敏逼我面墙而坐，身体挺直，双手平放在膝盖上，后背用一张桌子顶着，时间一长，我的腿脚都肿得厉害。十一月的天气已经很冷了，没有暖气，其他人穿两件棉衣还喊冷，他们不但不让我加冬衣，姜丽霞还多次用凉水浇透我全身，再敞开门窗冻我。这期间我正好来例假，经血、尿液混着凉水往下流，衣服焐干了再浇湿，连续七天七夜。她们每次暴打我时，我都大声呼喊“打人啦，迫害法轮功学员啦！”恶警有时会打开门缝，冷冰冰扔进一句话“打人啦？谁看见她们打你了？”然后关门而去。
 中共酷刑示意图：浇凉水 |
一天夜里当她们又对我施暴时，我就大声哭着呼喊，恶警赵丽丽（副大队长）、孙振鸿、宋敏进来了，赵说“她们为什么打你，你连三岁小孩都不如，尿在裤子里，她们能不打你吗？”我投诉她们打我，用凉水浇我的恶行，孙振鸿用眼盯着我的湿衣服抵赖说“谁浇你了，没看见浇你！”并拿起湿抹布威胁我说“再喊，拿抹布堵住嘴，用胶带封上，绑到暖气管上”。宋敏则说“假哭，连眼泪都没有”并别有用心的对施暴者说“曹以香身体好得很，什么病都没有。”就是提示继续对我施暴。有一次我喊要喝水，恶警郑金霞（三十多岁，山东大学毕业）恶狠狠地说“不转化想喝水，你等着吧！”有一次我大喊冷，我要穿棉衣，恶警夏丽说“叫你师父给你送棉衣吧”。
长期的非人折磨，使我的意识开始模糊，有时竟不知自己身在何方，墙壁上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罚站时留下的清晰头印昭示着迫害的惨烈，我开始担心以血肉之躯难以走过这场巨难，十一月十一日，我违心地妥协“转化”了，做了法轮功学员最耻辱的事情。
2、第二次被所谓“严管”遭到的迫害
我被转移到隔离门内的洗澡间，仍然换上犹大刘京俊做“帮教”，强迫我写谤师谤法的悔过书等“三书”，还要在大会上公开宣读。“三书”要经恶警孙振鸿、宋敏多次审查。语言越恶毒才能“过关”。还要被迫看污蔑大法和师父的录像，看后要写思想认识，仍由恶警孙振鸿、宋敏审查，再一次次打回重写。孙指使犹大刘宝叶监视我的一言一行包括表情，隔离结束后，我被分到四班。
四班的犹大们做恶警的耳目，我睡的床铺、坐的座位都由犹大指定，写的所谓“周记”必须经犹大验收合格方可上交，讨论发言千篇一律使用刻毒至极的语言和规定的套话，结尾必须加上“坚决与××彻底决裂”。下一步就是强制参加所谓的“滚动式教育”——入所教育、分类教育、爱国主义教育、法律基础教育，说是“教育”，其实都是中共党文化的灌输洗脑。每天都有作业、讨论、考试和小结，我被时时刻刻严密的监视着，经常被指责与训斥。
难以言表的精神折磨和违背做人良知的愧疚悔恨使我更加痛苦，我不想再错下去，不能再自欺欺人，我最终决定写“严正声明”。二零零九年四月九日，我分别给赵文辉、管理科科长陈素萍政委王军、所长刘长增写了三封信，揭露在“严管”期间对我的残酷迫害，用法律基础教育课的有关内容揭露迫害的违法性，以及他们的造假宣传和自相矛盾，我的亲身经历证明是劳教所的造谣宣传，我声明一切违心“转化”的东西作废。四月十四日，我利用他们卫生检查的机会，冲出房门紧闭的监室，把信亲手交给了王军，另一封信投进“所长信箱”。
卫生检查的刚走，恶警宋敏把我拖到办公室，孙振鸿、宋敏等凶神恶煞般围着我，搜出另一封信传阅后，孙指着墙角吼道“站那边去”，第二轮残酷的迫害又开始了。首先罚站两天两夜，双脚肿成大面包，鞋口深深勒进脚面的肉里。我疼痛难忍就脱下鞋子，被孙振鸿发现，非逼迫我穿上。中午和夜里十点给我半个馒头，早晚不给饭吃。在饥饿、困乏的折磨下，我晕倒在地，出现心脏病的状态，两个“包夹”架着把我拖到医务室，我全身打寒战，根本无法检查，最后不了了之。
回来之后，罚站改为罚坐，时间长达二十个日夜，屁股不准挪动，完全剥夺睡眠，还要强迫劳动，每天一百个线圈（电机绕组），有一次恶警赵丽丽竟然把一百九十个高难度的线圈塞给我强制完成，我困得连线穿到哪里都不知道，稍一迷糊包夹刘文蓉就一顿斥骂。
残酷的迫害使我又一次晕倒在地，狱医来看一看，开几片药草草了事。恶警赵文辉仍然采用限制排泄的手段折磨我，她规定我十二小时只能排泄一次，有一次我还未解完手，她从值班室出来狠狠的瞪着我，对刘文蓉说“你怎么搞的？”从此以后刘文蓉就再不给我拿便桶，她们解手时还故意把便桶放在我的旁边。由于长期憋尿，我又出现以前膀胱、尿道刺痛、灼热，尿液淋漓的病状，狱医来查队，我要求治疗，被赵文辉拒绝。刘文蓉还经常咬牙切齿骂我“懒牛懒马屎尿多”。
当天气变热时，我仍然被迫穿着原来的衣服不准更换，在酷热的六月，我捂得浑身出汗，奇痒无比，身上都挠破了。在近两个月的时间里，她们不让我洗漱、洗头、洗澡、换衣服，全身都馊了，每啃一口馒头都是一排血牙印，皮屑白花花一堆，又脏又臭，腿脚肿的简直要胀破皮肤，里面象有无数蚂蚁在叮咬，痛麻难忍，脱下鞋子恶臭熏人，马上招来无数蚊虫。刘文蓉就强迫我穿上鞋子。一天晚上，所部一女警察值班，其中的一名包夹向她打报告让我到厕所解手，她同意了。我乘机洗了一把。恶警宋敏知道后，把这名女孩训哭了，逼她写检查，写认识，还扣分加期。这就是劳教所的胁迫他人参与迫害的手段：迫害卖力者可以得到诸多好处，减期，迫害不力轻则训斥，重则加期。
二十天后，恶警允许我在十二点至凌晨四点睡一会觉，只有一块一米见方的木板，没有垫子，自带的被子半铺半盖，除陈素萍来简单的问了两句话后，没有人来过问我反映的迫害事实，劳教所的领导们对迫害心知肚明，却纵容甚至操纵、参与。
因为我的腿脚肿得越来越厉害，行走都很困难，要扶着墙才能走路，赵文辉让我把脚搁在凳子上，吃利尿药消肿，但仍然限制排泄次数。为防止他人发现我被迫害的状况，赵文辉、孙振鸿趁夜深人静的时候偷偷把我转移到大储藏室，每当有人进来，包夹都让我低头面壁，六月八日她们把我转到一班，让吸毒犯继续包夹迫害，直到我走出魔窟，腿脚都没有完全消肿。
在我被严管期间，恶警孙振鸿还迫害我的家人，她打电话给我年近六旬的丈夫，胁迫我丈夫来转化我，受此刺激，我丈夫当场就犯了心脏病。后来我丈夫写的信也被她们扣押了，直到我要走时才给我，原来，只要没有谤师谤法的内容就被无理扣押，如果有她们就拿到大队去宣读、传阅，她们就是这样肆无忌惮的侵犯人权的。
以上是十六年来，我因为不放弃法轮大法信仰，为法轮大法讲公道话所遭受的迫害的大致情况，个中苦难难以言表，言有尽、难无尽。任何表述都显得苍白无力，任何陈述都是挂一漏万。
尽管我自身遭受巨大苦难，可是对于迫害我的基层人员，我对他们都没有怨恨。我秉持“真、善、忍”的大法原则，没有对他们以牙还牙，伺机报复，或施以暴力，甚至对他没有一句重话。他们只是这巨大的罪恶迫害链条的最末端。罪恶之首是江泽民，罪恶之源是江泽民。希望司法机构能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维护宪法尊严，以法律为依据，匡扶正义、除邪灭乱，彻底清算江泽民的旷古大罪。同时也是对这个罪恶链条的基层人员的解救，给他们一个机会，不要让他们在这旷日持久的迫害中走向深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