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七台河市勃利县马爱乔狱中遭受的迫害
她就是黑龙江省七台河市勃利县今年五十九岁的马爱乔。以下是她自述修炼法轮功受益和坚持修炼被迫害情况。
一、修炼法轮功身心受益
我是一九九九年正月十四开始修炼法轮功的。我原来身体不好，我生了四个孩子，还得上地里干活，一点点就身体不好了，有腰疼病、肾结石、盆腔炎、妇科病等疾病，腰疼起来走不了多远的路，就得蹲着歇一会儿才能接着走。我还有个头疼病，是在生三姑娘时坐月子时得的，我头两个生的是姑娘，本想这回能生个儿子，没成想又是个姑娘，我老婆婆就不乐意，我也挺上火，恨自己不争气，就那天晚上吃了两个鸡蛋喝一碗糖水，以后一个月就没吃鸡蛋，就喝点烂糊面条子。来一个人到家看看我生个啥，我就觉得难受，就哭，坐月子这一个月总哭，就哭出头疼病，以后不哭没事，一哭就头疼，头象裂开似的，不光头疼，眼睛也往外鼓，胀的乎的疼。
生完孩子，我还得做饭还得上地里干活，那时我丈夫在东北打工，我领着三个孩子跟公公婆婆在关里生活。当时我可好苦，活不少干，公公基本不干啥活，婆婆说公公岁数大了（当时也就六十岁左右）不让公公干活了，就这样公公婆婆也不满意，公公愿意吃鸡蛋炒馒头，不是嫌我油放少了（那时没钱买油），就是婆婆用话敲打我，说他们两口人的地（三亩多）还得养活我们四口人（我和三个孩子）。
生完老儿子后我就上东北了。我身体有病，家里困难，也没钱看病，也舍不得花钱看病，难受就硬挺着，丈夫在外面打工，家里的里里外外都是我干。丈夫有时回来我就哭，我说孩子还小，我这一身病不好怎么办？丈夫劝我也不管用。
到了一九九九年大年前，有人叫我炼法轮功，说对身体好，我说我现在没空，等过完年，孩子开学了，天也长了，我再学。正月十三，我上我原来的邻居家，她学法轮功，我找她学。她说：你明天到大桥公园吧，有很多人炼法轮功，有人教你学。第二天上午我就到公园了，有好多的人炼功了，有人教我学。学完后，我这个邻居就领我到书店，请了一套法轮功师父的《济南讲法》录音带，因为我没有文化，不识字，不能看书，从这一天，我就正式修炼法轮功了。
一开始我也听不懂师父讲的是啥，但就是听着心里舒服好受，后来就知道了师父教我们做好人，以后就能上个好地方去，不受苦了；以后再听师父的讲法我渐渐明白了，我们修炼是万古机缘，不能错过，我就非常珍惜。
修炼法轮功后，我身体不知不觉都好了，啥病也没有了，走道浑身发轻，干活也浑身是劲。我心情好了，家里大人孩子也都高兴。虽然我公公婆婆以前对我那样，但我对公公婆婆可是一流的孝顺，没有怨恨，只要来我家，好吃的先紧着老人吃，我要炖小鸡，鸡胸脯和鸡大腿专挑给老人，做老人愿意吃的东西。我知道公公愿意吃馒头炒鸡蛋，他上我家，我现去买馒头和鸡蛋回来做，还暄乎还煎的黄烊的，两个老人都吃一、二大碗。老公公和婆婆只要一到我家来，我都给他们买好吃的，没有说不买的时候，一家人可快乐了。
二、第一次被绑架
我才炼了几个月，不到半年，这江泽民就妒嫉法轮功，不叫炼了，就开始镇压。我一个家庭妇女，一开始迫害的时候，街道和派出所不知道我炼法轮功，到了二零零一年六月一日，派出所也不知道从谁那听说了。这一天，我在屋里没出屋，后来听我后院邻居（是鲜族人，现已搬走）告诉我们，城西派出所的黄斌问我邻居：前院（指我家）是不是姓袁（我丈夫的姓）？邻居说：这家是才搬来的，我不认识，不知道。邻居告诉我派出所的人在我家附近监视一天了，这我在屋里一点也不知道。
到了晚上七、八点钟，勃利县城西派出所警察黄斌领七、八个人来到我家就敲门，一帮人进我家就开始翻东西，哪都翻。他们没有搜查证，我二姑娘当时是十七岁，已经不上学了，学理发，我二姑娘看他们翻东西就跟警察吵吵，你们凭什么到我家翻东西？他们不管这个，大屋、小屋、锅炉房、门市房甚至连黑天棚都不放过，一阵乱翻，我丈夫当时没在家、在外打工，把我和两个小孩子都惊吓的不得了。警察没翻着东西，就把我带到了派出所，扣押到了半夜，后来经亲戚去要人才勉强把我放了，但逼我在一张纸上按手印，黄斌叫我第二天上午八点还到派出所。我到家是夜里十二点半，进家一看，二姑娘在院子里的沙果树下焦急的等着我没睡觉。
第二天我亲戚嫂子打电话，叫我到她家去。我去了后，她就把四本大法书和师父的一套讲法录音带和炼功带，叫我拿走。我亲戚哥哥叫我送到派出所，他说不交派出所就判你刑，这啊，那啊给我施加压力，威胁我吓唬我。我不想交到派出所，我骑自行车拿走后也不敢放回家，在离家不远的一个僻静的小道上，我下了车，想把书放在草棵中，哪成想我亲戚哥哥骑他的小摩托，在我身后跟着我，他对我破口大骂：你死还想让我给你垫背啊！他逼着我把大法的东西扔到附近的小河里。我在前边走，他在后边骂。到了小河，他在河岸看着我把大法的东西扔到河里，又看我上岸骑车回家了，我亲戚哥哥才走了。
第三天，我亲戚哥哥还不死心，他又到我老乡他家，恐吓给我老乡看家的我表侄，说看看有没有我的大法的东西放在老乡家，要有就都送到派出所，要不送就是窝藏罪，得判个十年八年的。他威胁我表侄：你要是发现有书不交到派出所被抓起来我可不管你。其实我亲戚嫂子原来也炼法轮功，比我还早，炼了后身体一身的病也好了，我亲戚哥哥当时也不反对，我亲戚嫂子还劝我炼呢，后来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我嫂子害怕就不炼了。就是因为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我亲戚哥哥怕自己受牵连，才变成这样的。
我亲戚哥哥逼着我把大法的东西扔到河里我到现在心里都很难受，觉得对不起师父，对不起大法。
三、在林口被绑架
江泽民一伙从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这天开始迫害法轮功，不准我们修炼法轮功；而且还在电视里污蔑法轮功，污蔑我师父，我就觉得电视里说的不对劲，我心里可难受了，这么好的功法不让炼，老百姓还受到江泽民一伙对法轮功抹黑、散布谎言欺骗的毒害。
为了让老百姓不受江泽民的毒害，法轮功学员开始冒着生命危险利用各种办法让老百姓知道真相。勃利县的法轮功学员多，做真相的人也多，一名法轮功学员看到邻县林口县的法轮功真相几乎没有，因为那里的法轮功学员少，她就找到我，让我跟她去林口县张贴法轮功真相传单。
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这天晚上，我和这个同修坐火车去林口县散发真相资料，贴“法轮大法好”标语。那时没有不沾贴，是用浆糊粘，快做完了被邪恶警察发现了，我们被当地恶警绑架了。
当天晚上在林口县南山派出所，恶警恼怒的说：你们好大的胆，要贴就在你勃利贴，还敢到我们林口县张贴法轮功传单。他们逼问我：来几伙人？传单从哪来的？都接触谁？……我什么也不说。恶警气急败坏，四个年轻警察就开始打我。恶警一边打我一边说：就打这个高个的，她长得又高又膀（壮）。他们用书打我头顶，砸的我头嗡嗡的有多大；用铁链子锁打我的后背及屁股。我后背和屁股被打的黑紫，没有好地方，手面被打的青紫肿起来象个大馒头。打完后给我铐在铁椅子上一夜，手脚都被固定住，后来打开后，两个脚脖留下印子。
第二天，也就是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林口县公安局将我俩刑事拘留，非法关押到林口县看守所。
恶警他们提审我，让我说出资料的来源，让我说出其他同修，我没有按照恶警的要求做，邪恶没招，非法将我判刑三年。
下面是从林口县检察院和林口县法院对我的非法起诉书和判决书中知道的事：
二零零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林口县检察院非法批准林口县公安局逮捕我俩。二零零二年三月十四日林口县检察院代理检察员金明学向林口县法院对我俩提起非法起诉，起诉书文件号是：“林检刑诉（2002）28号”。
二零零二年四月十七日林口县法院对我俩下达非法刑事判决书，文件号是：“（2002）林刑初字第31号”。非法冤判我三年刑期。审判长是杜海臣；审判员是丁希臣、牟立功；书记员是王晓丹。依据的所谓法律是刑法第三百条第一款，所谓的“证据”是张贴了法轮功宣传单七百余张（二零零一年十二月十二日晚在林口县古城镇和林口林业局住宅区张贴四百余张；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晚上七时在林口镇南山办居民区张贴三百余张，还有未贴完的六十余张）。
二零零二年五月十三日一大早，林口县法院将我俩非法劫持到黑龙江省女子监狱迫害。
四、在黑龙江女子监狱遭受残忍迫害
到黑龙江省女子监狱先是在“新收”（集训队），在这里能有一个月左右，主要是逼迫法轮功学员听、看污蔑法轮功的广播和电视，学习污蔑法轮功的材料，逼迫法轮功学员转化，放弃信仰。在这里还逼迫法轮功学员走队列。我没上过学，一个家庭妇女，我不会走，遭到恶警的训斥。有一次让我独自一人在外面站着被曝晒，不让进屋，我心里非常委屈难受，我哭了。在监狱期间，由两名刑事犯包夹我。我的一切人身自由都被剥夺，不准学法炼功。包夹人员形影不离，包括上厕所、睡觉。
后来我被分到了四监区，在这里就是逼迫法轮功学员做奴工，每天加班加点超强度劳动，早上五点进入车间，晚上多数是十点半收工，有时要加班到半夜十二点多。我在监狱这三年里，亲身经历有好多次为了狱方能按期交货，好多次干通宵。第二天还接着干，人干着干着就睁不开眼睛睡着了。在女子监狱很长一段时间吃的很差，一天三顿饭，每顿只给一个能有苹果大小的棒子面窝窝头，根本吃不饱。早晨是咸菜，中午和晚上是菜汤，不好喝很难咽下。
二零零二年大法弟子在监狱还干活，认为在哪里都要做个好人。后来大法弟子悟到，不应该干活，我们没有罪，我们不是犯人，我们要证实法。
那是在二零零三年十一月的一天我所在的四监区五十多名大法弟子，由于抗议超强度劳役进行罢工，被警察强行拖到外面，在零下二十七、八度的温度下，不让戴手套、帽子，罚站、罚冻。我亲眼目睹了有一名齐齐哈尔学员被冻僵硬，警察指使刑事犯把她拖进屋缓过来之后再拖出去冻。我们被冻两天之后，第三天早上起床，犯人李梅让大法弟子到一起站着，大法弟子不听从她的指挥，她就和犯人对大法弟子拳打脚踢，肆意辱骂。大法弟子五十多人齐声背《论语》，以示抗议。这时李梅用帽子抽打大法弟子的头部、脸部，大法弟子就手联手站到一起喊“法轮大法好”。大队长吴艳杰、陶书萍听到，急忙领着十几名干警、还有巡逻队的男干警杨子峰、王亮拎着电棍就冲过来了。发了疯的恶警们象野兽般的向大法修炼者们施暴。大法弟子大家抱在一起。恶警们就狠毒的打大法弟子。黄丽萍被打昏在地，阎淑芬背部被打伤，哈尔滨的同修石丽两手被打的手面肿的老高，后来手攥不住拳头，拿馒头都拿不住，用两手捧着吃，什么也干不了，我帮她洗了一年的衣服”。
我为了保护同修不被打，我上去挡住。警察杨子峰、王亮用塑料方凳猛砸我头部，把凳子都砸碎了，把我头打破了，同修看到能有一寸长的大口子（后来缝了四针），鲜血很快流出来，我头上的血沾满了褚力的脸，血流满地。被挡住的同修抱着我哭。把一旁的刑事犯都吓呆了。
恶警然后将我拖入小号。我在的小号，屋里有十平方米大小，没有窗户，屋里有一个坐便，没有床，就是地板铺，铺上有两个铁环。铺上没有被褥，警察让我把内衣内裤脱掉，只让穿筒子棉袄棉裤。让我坐在地板上，双腿平伸，双手背在后面用手铐紧铐在地环上。那天从早晨十点多钟给我铐到地板的铁环上，因我头部失血过多，不知什么时候，我昏迷过去，铐到晚上什么时候我就不知道了。当天晚上警察从屋里的监控上看我耷拉着头已经无力抬头，就让刑事犯进来把我双手拿到前胸再铐在铁环上，铐了一夜，但我是昏昏沉沉什么也不知道，就是昏迷不醒，第二天就什么也不给我铐了。
我在里面有四天四夜昏迷不醒，吃饭都是刑事犯扶着我吃。四天以后我才苏醒过来。在小号被关押了十二天，每天二顿饭，每顿饭半碗糊涂粥。他们看我没有生命危险了，才让我回到四监区参与劳动，由于我被打的失血过多，跟刑事犯一块上工时走路腿发软，浑身无力。
后来牡丹江的同修李雪莲对我说：“把你们关小号后，就把我们拉到外面冻，我们在外面吃的苦更大，早晨天不亮就被拉出去冻，一直到晚上天黑了星星都出来了才让进屋，冻了一个星期，在外面站着，手露出来，吃饭在外面吃”。
我在女子监狱这三年，由于不转化，丈夫和我侄去看我，监狱不让接见。我侄给我留下的五百元钱被他们扣下没给我；我丈夫给我留下二百元，他们只给我一百元。
我是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被放回家，一天不少，一天不多正好在女子监狱被迫害了三年。
五、家人遭受的苦难
在我被迫害的这三年，家人受到了极大的伤害，主要是苦了孩子。当时家里三个孩子最小的才十二岁，就是我宝贝小儿子，孩子失去了母爱，哭喊着找妈妈，学习成绩下降，我丈夫即当爹又当娘，家里一团糟。
我一共四个孩子，大姑娘在外地上学，二姑娘在理发店学艺，三姑娘读初中，小儿子正上小学，都是正需要钱的时候。我丈夫工作的企业不景气，他没办法只好离岗，单位每月只给三百元的生活费。我丈夫只能找点零活或到外地打工维持一家的生活，我在家操持家务，给孩子们做饭。我婆婆当时八十多岁了，正患病，我把老人接到家本想照顾照顾她，没想到刚两天，我就被绑架，没人照顾她了，无奈老人又回家了。我在狱中非常惦记婆婆，俺老婆婆愿意吃我做的手擀面，我也不能给她做了，我儿女多，在关内老家的时候，我婆婆帮了我不少忙，帮助带孩子养孩子。没想到我从狱中回来不长时间，我婆婆就离世了，我心里非常难过。
我被绑架关押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后，为了照顾家和孩子，我丈夫也没法打工了，家中生活非常困难。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我丈夫为了节省钱，不舍得买菜，买一块大豆腐算是给孩子改善生活了。可是我丈夫是怎么给孩子做的呢？二姑娘看到邻居她李姨哭着说：“我爸爸把豆腐做的可咸了，焖一锅大米饭能吃好几顿，冬天没钱买菜，吃点夏天晒的豆角丝，爸爸还让少吃点，给小弟留着”。我受冤三年，孩子们在家没见过多少肉，我丈夫也就是过年过节买点肉包包饺子，但是我丈夫不会做饭，把饺子包的个大，煮不熟，孩子们都吃伤了，多少年不想吃饺子。孩子们愿意吃鱼，那就是更不可能了。
我家的房子大，冬天我丈夫不舍得烧煤，屋里可冷了，后墙都上霜了，有一次暖气片都冻坏了，孩子们在屋里穿羽绒服都冷。由于火烧的少，烟囱里挂霜结冰，把烟囱堵了，我丈夫不知道，烧火时烟出不去，把炕都崩坏了，满屋子是烟尘。
有一年冬天，丈夫去监狱看望我，家里只剩下孩子们，不会烧炉子，把孩子冻得够呛。
我修炼法轮功被江泽民一伙迫害，它们还牵连我孩子，我从黑龙江女子监狱回来后，有一年我大姑娘要办护照出国，就是因为我修炼法轮功，公安局派出所不给办。我们本来和亲戚家都相处的很好，当我被江泽民迫害后，他们大多都变样了，特别是我亲戚哥哥，当他知道我在林口被抓后，一天晚上打电话问我二姑娘她爸在没在家，姑娘说没在家，没想到，亲戚哥哥很快就到了我家，看到我丈夫在家，他气冲冲的进屋就要揍我丈夫，我丈夫那时正穿着衬衣衬裤，还没顾的上穿棉衣棉裤，吓得急忙从地下道跑了，那正是三九大雪天。我亲戚哥哥没打着我丈夫，恼怒的打了我二姑娘两耳光，我姑娘气的委屈的呜呜大哭。以后我亲戚哥哥总拿话敲打我们，我们受他的气。
孩子们怕我们修炼法轮功再受迫害，成天为我们提心吊胆的，这究竟是谁造成的？我们修炼法轮功做好人，还身体好，还不拖累儿女，我们修炼法轮功合理合法，我们究竟错在哪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