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年五十九岁的崔艳玲于二零一五年六月十二日向最高检察院控告元凶江泽民,要求追究其的刑事罪责。以下是崔艳玲在《刑事控告书》中叙述自己遭迫害的事实:
我叫崔艳玲,女,五十九岁,原为吉林省和龙市石棉水泥制品厂主管会计。由于工作忙和生活上的压力,我患上了很多种疾病:严重的心肌炎、颈椎病(颈椎五~六节增生)导致头痛、手及胳膊麻木,四肢无力,每天都吃很多种药来维持,每年都要花上几千元的药费,直接影响工作和生活。
一九九八年五月,我有幸修炼了法轮大法,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身体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没花一分钱,全身的病都好了,走路一身轻,骑自行车真就好像有人推一样,而且之后的十多年来一片药也没再吃过,节约了很多医药费。我自身的道德水准也得到提升,人生观、世界观都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一九九九年七月,江泽民一意孤行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我于二零零零年三月去北京上访,向政府反映法轮功的真实情况。在北京信访门前被和龙市八家子公安局王春利、赵志奎等人劫持,他们将我劫回当地后送入和龙看守所非法拘留十五天,要求家人交所谓“不去北京”的保证金五千元,过程中没有收据。
二零零一年,和龙市八家子公安局王家辉、段爱军闯到我单位,以“传经文”为名将我绑架,当时主管迫害法轮功的公安局副局长金升官,带领刘学彦、段爱军等人对我进行了非法抄家,我被送到当地拘留所非法拘留十五天。金升官告诉我的家人以前的保证金已变成罚款了,但一切也都是口头传达,没有收据。
二零零六年五月,和龙市八家子四十多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五月十一日,和龙市公安局国保多人到我家图谋绑架,当时我不在家,他们就把家里台式电脑的主机拿走。同年,和龙市国保还到延吉市对当时正在读高中的我的女儿进行骚扰,从课堂上将女儿叫走,命令她带他们去住处企图绑架我,因我不在而未得逞。之后原八家子公安局国保队长祝吉成又带胡胜利等人多次去我家中骚扰。
二零零七年,八家子公安局国保王家辉伙同延吉北大社区人员图谋绑架我,社区人员以查户口为由两次去家里骚扰,同时由王家辉带人在外堵截,各路口都有人把守。二零一零年七月,八家子公安局国保又派人到延吉市我的亲属家附近蹲坑,不断进行骚扰。
二零一一年初,八家子林业局政法委书记赵晶、“六一零”主任张文信策划把流离失所的法轮功学员上网通缉。我流离失所了六年,他们把我的照片和刑事犯、盗窃犯一起粘在大街小巷,极大的伤害了我的亲人,因为我的亲人都知道我在做好人。
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十二日,八家子公安局国保大队赵志奎伙同和龙市国保及延边州公安局一行四人利用手机跟踪我家人,到长春市红旗街强行撬门非法闯入我妹妹家,将我绑架后押回延边。当晚赵志奎、王家辉等人作笔录,还找电视台的来摄像企图大做文章,见我不配合,摄像的人走了,王家辉说:零口供也能把你送进去。一个年轻的朝鲜族警察强行拽我的手按手印。之后他们给我戴上手铐,司机、曹升华、贾莲英、杜克琴一行四人将我劫持到敦化公安局,强行照像、按手印。所作的笔录都是曹升华回答。下半夜两点多到和龙市看守所。看守所的人看了我的体检单后拒收,说我血压高、心脏病,那个司机大声说我是“网逃”,强行将我收下。我绝食反迫害,十一月十六日,赵志奎、刘学彦等人带我去和龙市中医院所谓的检查身体,输液,灌食。我不配合,他们几人连拉再扯,过程中我的左门牙被挂断,右门牙严重松动,当时中医院很多人都看到了这一事实。护士们来给我灌食,我给护士讲真相,告诉她们:我没有病,不是不吃饭,是他们在迫害我。最后由和龙市公安局国保接收,判一年取保。
二零一三年六月四日,我被长春市清和街派出所警察蹲坑绑架,非法拘留十天。二零一四年四月,我回到延边户口所在地办护照,因为我修炼法轮功,有被非法关押迫害的记录而拒绝为我办理护照。
家人遭巨大伤害
在迫害我的这些年中,我的家人也承受着很大的压力和伤害。我的父亲原本和我一样修炼法轮功,身体健康,心态祥和。一九九九年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后,父亲因为有怕心,很少学法炼功。二零零零年,父亲去银行要取五百元钱参加一个亲属的婚礼,结果被“六一零”主任张文信封了账号,不让取钱,说什么“取钱是要去北京上访”,这对父亲造成极大的伤害。再加上我被迫害,长期流离失所,父亲想见我又怕我被抓,让我离家远走。父亲因自己离开了修炼,又经历我被绑架的打击,日日生活在恐惧当中,健康每况愈下,最终承受不住,于二零零九年含冤离世。
我的妹妹也是几次经历我被绑架的过程,每次都吓得脸色惨白、声音颤抖。在我流离失所期间,所有的家务、老人、孩子都要我妹妹一人照顾,十分辛苦。二零一一年,我被和龙国保等人从长春绑架回延边,他们在撬门的过程中,我妹妹吓得面无血色,怕我被抓,一再让我从所住的四楼跳下去。那时她的身体状况就已经不太好了,经常鼻子出血、牙龈出血。我回家以后,妹妹怕我再被骚扰,在房租没到期的情况下就另租了房子,马上收拾搬家,因此累得不轻,半年后的二零一二年六月四日,我妹妹再也承受不住而含冤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