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在迫害中遭受的苦难
——河北省秦皇岛市骆志远女士控告元凶江泽民
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就患了神经官能症，早早病退在家。我们姐弟四人从小到大的学费和生活基本全靠母亲赚钱维持。因父亲有时犯病胡乱打我们，母亲为保护我们经常和父亲吵架，有时还动手。巨大的压力使母亲脾气变得越来越暴躁，吵架声左邻右舍都受不了。我们四个孩子也是既心疼母亲，又可怜父亲，内心非常痛苦，很渴望平静的生活。
母亲于一九九八年十月开始修炼法轮功，之后整个人全变了，牛皮癣和白内障两个月就不见了，暴躁的脾气也改了，从此家里听不到震天响的吵架声了，我长到二十四岁，才迎来家里的平静与幸福，对此格外珍惜，也特别感激、信服法轮功。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左右，通过我母亲，认识了我的我丈夫毕久民。他那时修炼法轮功好几年了，通过和他接触，我知道法轮功按“真、善、忍”做人，我很赞同，觉得以后生活有依靠了，不抽烟、不喝酒、处处为对方着想，不打人骂人，这样的好人到哪找去，能放心的和他生活。不知不觉中，我也看起了法轮功书籍，李洪志师父解开了许许多多我人生解不开的迷，真正明白做好人真的没有错，对谁都要好，不能说不好的话，善心对待所有的人，体会到了修炼是多么幸福，从此走上了修炼的路。
我姐姐早我几个月修炼法轮功，性格、身体健康、精神面貌方面改观很大。回想起来那时我们家是最幸福的，每个人都很舒畅、祥和。
然而万万没想到，一九九九年七月，江泽民发动了对上亿法轮功修炼者的残酷迫害。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晚，秦皇岛市法轮功辅导站站长、辅导员一夜之间都被绑架。七月二十二日一大早，秦皇岛三区四县法轮功学员陆续到市政府门前，询问为什么抓人和不让炼功，政府不予回答，只说是上面的规定。于是我和丈夫于二十二日下午去北京上访。在北京待了九天，后被亲友从天安门广场强行拉回家。
一九九九年九月十日，我和丈夫、母亲李桂芝再次去北京上访，被北京警察绑架到北京某体育馆，后被转到秦皇岛驻京办事处，我们三人被铐在露天院子的树根下一夜。后我们夫妇分别被劫持到秦皇岛市第一看守所、第二看守所非法关押了一个月。
二零零零年十一月，我丈夫因不放弃修炼，被市政管理处解除工作，近三年只能呆在家，全家只靠我每月工资八百元维持生活。二零零一年十月十五日，文化路办事处的杜鹏泽、人民里派出所所长吕雪越将我丈夫毕久民绑架到洗脑班，我丈夫当天下午就逃出洗脑班，被迫流离失所两个来月。
二零零八年七月六日，我姐姐骆志剑因发真相资料被绑架。七月十日，我和姐夫刘国耀到唐山友人家询问请律师的事宜，被蹲坑在门外的唐山市国保大队、钓鱼台国宾馆派出所警察绑架。我被绑架后，绝食绝水反迫害，被非法关押三天后回家。姐夫刘国耀被警察按倒在地拳打脚踢，身体多处受伤，后被非法关押到唐山市第一看守所，非法关押八个多月，被勒索三万八千元。姐姐最后被冤判三年，关押在河北省石家庄女子监狱，遭受巨大的精神摧残，被迫放弃修炼，导致身体虚弱，吃着各种中药治病不见好转，和修炼时的身体没法比。
迫害后，我家经常遭人民里派出所警察和人民里居委会人员骚扰，有时警察凌晨三点就来敲门，导致后来婆婆一听到敲门声就发抖。丈夫的二姐毕艳珍也因修炼大法，被非法关押、劳教达九次之多。公公、婆婆被吓得一度放弃修炼。二零零六年十月三十一日晚上，人民里居委会人员又到我家所谓“查户口”，七十三岁的婆婆终于被吓病倒，于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含冤离世。后来我们搬了家，但当地的红旗路派出所警察、港城大街办事处人员又上门骚扰，每天二十四小时对我家盯梢，七十八岁的公公无法承受这种压力，于二零一二年含冤离世。
而我母亲因恐惧中共的迫害，放弃了修炼，并因担心我和姐姐，精神都被压得快不正常了。
我女儿毕明慧从降生开始，就承受着这一切恐怖氛围，经历爸爸妈妈不断被抓、家中不断被骚扰、被抄家、爷爷奶奶不断受惊吓的场面，以致孩子对敲门声很敏感、很紧张，性格变得过于内向，不敢大声说话、总躲避人，默默的承受着不符合她年龄段该承受的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