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尔滨考秋兰老人多年被迫害经历
考秋兰女士，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七日出生，建成机械厂财务处退休会计。以下是考秋兰老人自述她的个人经历。
以前，我身患肺气肿、心脏病、风湿，胃溃疡等多种疾病，经常住院打针和自费买药。老伴有脑萎缩，胃溃疡，还整天喝大酒，不顺心就骂人。因为他喝酒，我一说他，就跟我吵架，骂我，气得我还得了心肌缺血的病。家无宁日，孩子也跟着受气，造成家庭经济和精神压力都很大。
一九九六年下半年，老伴拿回来一本《转法轮》，说挺好的，邻居也说好，我一直忙也没开始学，直到一九九七年三月七日，别人推荐我去看师父的九天讲法录像，我才开始学法修炼。修炼之后，自己心灵被净化了，觉得很敞亮，所有的疾病也不翼而飞了，家庭也和睦了，再也听不到吵闹了。当时的我别提多高兴了，整日都是美滋滋的。
然而江泽民无端的发动对法轮功的迫害，谎言毒害世人。为了澄清真相，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二日上午，我到省政府上访，被劫持到省体育馆，直到晚上六点多才放回家。
二零零零年二月，第一次进京上访，在广场正走着被武警绑架了，在驻京办事处关押一宿，第二天被哈尔滨香坊区新城派出所接回来，来回路费都是勒索我家人的。我拒绝写保证，在鸭子圈第二看守所被非法关押了四十五天。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我第二次进京上访，在天安门旁边打横幅，被绑架送朝阳看守所，体检不合格，放了，我就回来了。但是派出所找我，没找到，就勒索家属二千元钱做抵押。因为钱是借的邻居的，我回来后去要钱，派出所逼着我写不炼功的保证，我不写，警察说写不进京也行，为了把钱要回来，我就写了。后来悟到是不应该写的。
二零零二年夏天，中共邪党在我市举办“反邪教”展览，污蔑诽谤大法和师父。我们法轮功学员都去讲真相，又被绑架，我被带回香坊公安分局，单位公安处不来接我，我被非法关押一天，分局一个科长说，你们随便写个保证什么的，就回家吧，不然就拘留了。我就写了个不给领导添麻烦了，就回家了，过后再次悟到这也是向邪恶妥协了，是错了，不该写的。
二零零二年下半年的一天，我在居民楼发材料，被人恶意诬告，被新城派出所绑架、抄家，抢走好多东西，把我送看守所，因检查身体不合格，取保回家了。
因邪党开两会，警察无理绑架法轮功学员，同修被绑架抄家，电话本上有我的号，二零零三年三月六日晚我也被绑架，送到鸭子圈第二看守所。我拒绝写“四书”，对他们的审问一概不承认不签字，六月二十五日我被批捕转第一看守所，十月与同修一同被非法庭审，法院没有通知家人，只有街道办事处的人和法警等几个人参加的所谓庭审。对于法官的问话，我说我没有犯罪，我拒绝回答，我要求无罪释放，对于判决我拒绝接受，不承认不签字。
我被非法判刑三年，二零零三年十一月被投入黑龙江女子监狱。刚进监狱，关押在集训队，我被叫到办公室谈话，我没有喊“报告”，推门就进去了，副大队长王晓莉问为什么不报告，我说我不是犯人，她说是邪教，我就问她，哪里邪了，是拿石头、砖头了，还是拿枪、拿炮了，她们不吱声了。
我的两个女儿来监狱看我，狱警借机让我喊“报告”，否则就不让我见。我不喊，就没有见到女儿，她们哭着回家了。晚上狱警陶丹丹和孙某把我叫到办公室，问我：你女儿是不是你生的？她们叫着师父的名字问：是不是你爹？你说是不是？我说可以说是。她们说：比你岁数都小，怎么可能是你爹呢。我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她们就让我回去了。
后来她们又派包夹、刑事犯、邪悟者做我的转化，我不听她们的胡言乱语，我给她们讲真相，我看着她们不停的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她们就不再转化我了。
二零零四年十一月份，监狱成立一个老年队，归病号监区管理，五十五岁以上的都分过去了，都是些老弱病残、重病号、精神病的人，监狱还叫这些人做奴工，缝纱巾上的珠子。法轮功学员不做奴工，开始刑事犯对我们很冷，他们是有任务量的，不做完了，不让睡觉的，所以每天都很忙。法轮功学员就帮她们打饭、打水，自己拿钱帮她们买洗衣粉，搞好室内卫生，我还帮她们纫针等等，她们很感动。
在监狱里，我的血压高达二百二十，心脏早搏，我还被安排在二层铺上睡觉，没有梯子，可是我上下自如。有的刑事犯说：我血压一百七十就受不了啦，她却没事，看她们修炼的人多好，啥事都没有。后来这些刑事犯有什么话都愿意跟法轮功学员说，我们就给她们讲真相，她们很愿意背师父的《洪吟》，有的刑事犯还说，回家找法轮功学员，也炼法轮功。
二零零五年监狱搞了两次活动，一次是从外地找来一个邪悟者，讲他的歪理邪说，污蔑师父和大法，上午其它监区强迫法轮功学员去听，就听到“法轮大法好”的呼声，全监区都能听到；下午病号监区让法轮功学员去听，她讲完，让听的人提问题，一个狱警写条子问：你对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怎样理解？我也提了问题，他没回答；我要说几句，他不听，我就喊“法轮大法好”，我被监区长和刑事犯按下去捂住了嘴。第二次，是检察院搞的一次所谓现场法律咨询，有冤假错案可以上诉，刑事犯提问题他们都给解答了，我也站起来讲真相，讲法轮功学员没有犯罪，那个检察官一句话也不说了。
我在监狱一直关押到二零零六年三月七日，才放我回家。
因为我被迫害，我的老伴和两个女儿经常受到派出所、街道办事处和社区的人上门骚扰勒索，他们整日在担惊受怕中度过，在不明真相的亲属和邻居的冷眼中生活，经济上和精神上都承受了极大的压力。老伴于二零零五年八月在痛苦中离世。二女儿在我入狱不久离了婚，因为没有经济来源，只能出去打工，没有人照看只有六岁的孩子，孩子只能跟他爸爸去了北京，女儿想孩子想得厉害，又见不到孩子，经济又拮据，所以日子过得很苦涩。直到我回来，二女儿才复了婚，把孩子接回来，她才见到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