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年四十五岁的雷晓婷于二零一五年六月十五日向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要求追究其刑事罪责。以下是雷晓婷在《刑事控告书》中叙述自己遭迫害事实:
多次被绑架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三日,我去北京信访办上访,人还在街上,就被绑架到一个小学校,在那里逐个人登记信息,然后被当地派出所拉回去。
一九九九年九月,我去清华大学校园草坪上听去上访的外地学员讲上访经历,结果被抓到该大学派出所。晚上我被单位北京工商大学的领导接回,遭单位保卫处处长威胁我放弃修炼法轮功。
没过几天,我又被甘家口派出所警察叫去扣留一晚,整晚被威胁、恐吓、辱骂,二十六个小时没给吃东西、没让上厕所。
十一月五日深夜,北京市公安局的警察带着传唤证,把我强行关押在北京市第一看守所。
二零零零年一月十日,我被劫持到北京市通州区看守所。刚被送到女牢房,就被里面几个气势汹汹的人围一个角落,强迫我脱光衣服搜查,羽绒服及其它衣服上的拉锁被粗鲁的剪掉。天亮了,我被叫到放风场,被逼蹲马步,两臂向前平举。我蹲了一会儿,根本支持不住,干脆坐在地上。犯人拿起一只塑料底的鞋狠狠抽打我的脸,大概打了四十多下,直到打出血才停止。
白天号长要我清理放风场的几个茅坑(就是水泥地上挖的几个坑),而且必须是身子趴在地上,手拿抹布伸到茅坑里擦茅坑的两侧,其实是故意刁难和侮辱,但这些我也都做到了,她们无话可说。
在冬天最冷的时期,但所有人被强制每周必须在室外的露天放风场洗一次澡,少量热水兑入凉水倒入一个大盆中,没有拖鞋,只能光脚在室外的水泥地上站着。更为侮辱人的是,露天风场上面是铁丝网围起来,值班武警常常在那里走动,都能看见。监控室的屏幕也能看到风场,男女警察都能看到。被关押在里面的人没有基本的人权。
法轮功学员被强制背所谓的规范,背不下来就要被罚、被打。我因为炼功被恶人用布鞋底子狠打,手被反铐,被狱警和男犯围住殴打,被强制“飞”着(面对墙,头被按下去,两臂抬起来紧紧靠墙),一个男犯人给我一记重重的耳光,当时我脸就肿起来了。
遭非法判刑
二零零零年二月,我被非法判刑两年,法庭指派律师做有罪辩护,被我拒绝。庭上我进行无罪自辩,被法官打断,不允许说话。
二零零零年三月十日,我被劫持到北京市女子监狱。从进入监狱开始,我走到哪里都有两个包夹跟着,一步不离,睡觉时也有包夹值班,对我进行记录,观察情绪变化及各种情况,甚至吃饭吃多少,睡觉翻个身等等都要记录。这种精神的压抑一般人会喘不过气来。
因为我不放弃修炼,不接受洗脑,狱方就搞株连手段,把我转到另一个监区,不许全监室的人出工,让她们围着我读诬蔑大法的书。时间长了,犯人们因无法干活减期而迁怒于我,开始口出恶言。有一次午夜十二点过后,我被两个犯人架着经过各个监室,每到一监室门口就响起一阵谩骂声。原来狱方不让这个监区所有的犯人睡觉。
因为监狱种种施压的手段未能使我放弃信仰,就开始用酷刑。对我采取的酷刑最主要的是一个是几天几夜不让睡觉。另一个酷刑是长期罚蹲,最长的一次达十几天,之后左小腿及左脚失去知觉,将近一年才完全恢复。
监狱还利用我年迈的父母试图劝我放弃修炼,短短二十分钟的会面,因为我拒绝放弃信仰,母亲当场昏死过去。而狱警还经常打电话给我家人说我表现不好。我母亲被恐吓、担心,血压升高达240。
被非法劳教
二零零九年三月十九日,因为我的包里装了两张神韵晚会的光盘和两封给派出所的劝善信,被徐继峰等两警察从单位绑架到桂林路派出所,在那里遭警察殴打、浇凉水,后被劫持到苇子沟拘留所非法拘留十四天。
二零零九年四月一日,我被劫持到吉林省女子劳教所非法劳教一年。因为我不放弃修炼,一直被单独关押,除每天有人来对我进行恐吓、威胁“转化”外,不让接触任何人,连续八个月不让我下楼去洗浴室洗澡,每个月只提供一暖壶热水在厕所里洗澡。四月二十九日,狱警王莲英用六十公分长的电棍反复连续电击我的颈部及四肢,还威胁说不“转化”就天天电。
蹊跷的抽血
二零零九年四月,我刚被劫持到吉林省女子劳教所一个月左右,当时整个劳教所七个大队所有这一段时间被送来劳教的法轮功学员,被要求排队到医务室抽血,只有抽血这一项(我被强制送到劳教所的当天被量血压、进行胸透),每个人发两个直径有两寸粗、长约八厘米的针管(无针头)拿在手里,医务室女狱警一边骂着、吆喝着,一边往我胳膊里扎针,但是当时不知怎么回事,怎么也扎不进去,狱警嘴里叨咕:“这是美国进口的,怎么回事?”因为我是排在第一位,狱警认为设备有问题,这次抽血就停止了。
过了几天,我们所有人又被叫去抽血,还是每人发两个那样的针管,医护狱警先把一个针管套在扎针的管上,抽满血,然后针头不拔出来,再把发到手里的另一个针管套上,再抽满血。针管编了号,对上我们的名字。两个那么大的针管,抽血量实际是非常大的,但是此后从来没有告诉我们化验的结果。我们也没有被告知抽血是干什么用的。
还有一天上午我们正在干奴工,突然我们之中的一个年轻的法轮功学员尹今子(朝鲜族)被叫出去,过了中午还没回来,这很异常,我们都很担心。下午三点多回来了,说她和被关押在另一个队的人被劳教所告知,要带她们去医院检查身体,她当时说自己没病,也没要求要检查身体,不去。但她还是被强行拉到市里的一家大医院(她不是长春人,不熟悉医院),被仔细的检查心脏,同去的狱警说她心脏有问题,她坚决说自己心脏没事,只得将她拉回来。这事情非常蹊跷,因为被关押在劳教所的法轮功学员处境都很艰难,因不放弃修炼经常被恐吓、随意被延迟劳教日期、被电击、殴打、被打断肋骨都不允许出院检查,那里被关押的非法轮功学员有病要求出外就医都很难被允许,出去还得本人账户上有足够的钱才让去。法轮功学员更不被轻易允许出外就医,这位学员没有要求看病,却被强拉去看病,真的无法解释。
狱中的奴工劳动
监狱、劳教所以暴力威胁、逼迫我进行无工资的强制奴工劳动。
二零零零年三月十日至二零零一年十一月四日我被关押在北京市女子监狱期间,我被强制干奴工——用“已消毒”字样的纸包方便筷子、钩头花、串珠子,在缝纫车间当下手、整理仓库,糊特快专递信封(在监狱里面称“刷大页子”)。已经印刷好的信封纸成捆的用卡车拉来, 我们要从楼下扛到三楼,有时来的活多,要上下十几次,五百大张一捆,都是强挺着干。每人工作量非常大。有时为了抢活,要干的很晚,甚至半夜。晚上灯光非常昏暗,很费眼睛。周六、周日也常劳动。在平时有时上面检查或参观,所有的人就都停止劳动,人走了之后,又立刻开始干活。小病和发烧等能抗得过去的都要坚持干活,决不会给予优待让躺一会儿等等,跟别人一样作息。
二零零九年四月一日至二零一零年五月十八日我被非法关押在女子劳教所期间,我被强制干奴工活,常做的活是制作出口的用鸡毛、孔雀毛等粘的里面是泡沫胚子的球状物,还有各种样式的用羽毛当材料的蝴蝶。干奴工每天有任务,不论年轻年老身体好坏都得干,有病也不能休息,除非起不来床。一年到头几乎没有休息日,周六、周日不休息,只是在过年、十一长假休息几天。二零零九年十月,我牙肿痛一个月,头疼,要求停工,不被允许。法轮功学员景凤云不干奴工活被狱警用电棍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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