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小叔公的故事
小叔公是我爸的小叔,大我爸两岁,我们叫他爷爷。爷爷八十七岁那年摔了一跤,医生诊断为“压缩性骨折”,瘫痪了。
我去看望他,我说:“爷爷,您活到八十七岁,中共政治运动看的多了,那‘天安门自焚’是假的,那个人的衣服烧烂了,头发还在,放汽油的雪碧瓶还夹在大腿里,雪碧瓶开水一烫就坏了,烧不坏呀?电视里那个医生说给他们做了气管切开手术,等记者去采访时,那个小姑娘还会说话唱歌,气管切开了,还好说话、唱歌吗?我十六岁时瘫痪了,在医院里三个妹妹伺候我的,医生说我到老了还要瘫的。我的两个同学跟我一样的病,都死了。你家对面楼里那个女的,跟我一样的病,瘫了九年,六十三岁死的。我炼了法轮功,现在一点病都没有了。爷爷,身体是自己的,年纪大了,好手好脚,不要小辈的手脚,是小辈的幸福。法轮功是修佛的,我们中国人骨子里都信神佛的,您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神佛就会护佑您。”爷爷拉着我的手,眼里含着泪说“谢谢,谢谢”。
三个月以后,我在新村社区医院门口看到他,我很惊喜,我说:“爷爷,您好了!”他说:“好了,好了。”
爷爷今年九十四岁了,生活自理。他告诉我,他天天念“法轮大法好 真善忍好”,天天念。
二、小姨和小姨夫的故事——信与不信两重天
小姨是我妈最小的妹妹。我妈还有两个弟弟,二舅和小舅。
这里必须提到我两个舅舅。二舅和小舅曾被打成右派。小舅曾是某高校的讲师。二舅曾是市里的干部。听大姨说,二舅就因为说了句“我们不要样样跟苏联学”,就被打成右派。后来中共与苏共吵翻,二舅就写了申诉书,又说他是右派翻案,打成现行反革命,从此杳无音信。直到八三年右派平反,他才回来。他关进去时,我刚上小学一年级,记得他是个风度翩翩的英俊青年,他现在脖子细细长长,皱皱的,象个老鹅,我也三十几岁了。
小姨夫也是市里的干部,就是因为有这两个右派小舅子,他非常小心谨慎,在人前从不轻易开口。
我到北京去上访,被非法劳教,关了一年零九个月。我跟小姨夫单独在一起时,跟他谈到了劳教所用吸毒的、卖淫的折磨法轮功学员,有的卖淫的用针刺法轮功学员下身,拔阴毛等,让他们放弃修炼。小姨夫听到这,狠狠的抽了一口烟,骂了一句粗话。
零九年,听说小姨夫得了淋巴癌,已做了手术。我赶到医院,病房里只有他一个人。我说:“小姨夫,您入党的时候,不是要对着‘烈士的鲜血染成的旗子’宣誓吗?那‘烈士的鲜血’不是死人的血吗?你对着死人的血发誓,不是跟鬼走啊,共产党也不代表中国,中国五千年了,它是跟着马克思走的,马克思《共产党宣言》上说‘一个幽灵在欧洲游荡’,幽灵不是鬼吗?外国鬼。我们把命留给自己,做个中国人。您亿万富翁没有身体,钱还是别人的。我给您退了吧,我们做给天看的。”小姨夫说:“好。”后来,我又多次去看望他,给他讲真相,他也接受了护身符。他现在已经八十岁了。身体还算健康。
小姨是某中学的语文教师。她得了胃癌,手术打开后又缝上了,医生说只有三个月时间。她一直不愿听真相,她说:“我听了就难受。”我给她送去了师父讲法录音,她能吃饭了,还能吃肉。她仍然说是按摩师给她按摩了才好的。后来进了医院就再也没出来,至今死了六年了。
小姨在九六年也学过法轮功,还打电话叫我学。九九年“四二五”以后,她不但不学了,还对大法有抵触。
三、金婆婆和计公公的故事
金婆婆是我厂里托儿所的婆婆,计公公是她老伴。金婆婆快八十了,计公公已经八十多了。他们老俩口住的离我家不远,不和孩子住一起。
我和她谈到 “三退保平安”的事,她说,什么也没参加。
有一阵子,计公公身体不好,我数了一百粒黄豆装在一个小盒子里,让他早饭后,天天念一百遍“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什么也不想。后来金婆婆看见我说,老头子的高血压正常了,糖尿病的指标也正常了。她说谢谢我。我说:“我可没那么大本事,是我师父的本事。要谢就谢我师父。”她说她经常对着天给师父敬香。计公公看见我就是大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以上是我举的几个例子,还有好多好多,由于共产党多少年的残酷镇压,有的人给批斗过,有的家人给整死了,想起来还不寒而栗,所以有的人受了益还不敢说。要是没有江泽民利用共产党对法轮功十八年的迫害,将会有更多的人受益。善良的人们,请看一看法轮功的小册子,听一听大法弟子的肺腑之言,了解一下法轮功,你将会受益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