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王玉红被庭审 律师要求无罪释放（图）
九点四十分，王玉红被强制戴着手铐脚镣进入法庭，律师立即要求法官卸掉王玉红械具，指出戴械具开庭违法。法官张军同意给王玉红卸掉手铐（脚镣没有摘除）。亲人看到王玉红精神很好，但身体消瘦，头发增白，身形憔悴。王玉红向亲人微笑示意。
 北京法轮功学员王玉红 |
主审法官是朝阳法院刑庭张军（女，四十多岁），公诉人有二人，其中一位是朝阳检察院公诉处张新（女，三十岁左右）。
在被法官要求说明被抓的过程时，王玉红回忆说自己是在遛弯时，突然被自称是派出所的人抓去，被强行带到看守所。律师辩护道：警察没有出示任何证件，没有出示搜查证、逮捕证，无证件就把人带走，这是违法的，没有正规程序，属于程序违法。并且公安后来出示的搜查证的日期是被修改过的，不具备法律效应，行为是违法的。
公诉人举证时，摆出从王玉红家中非法搜去的私人物品：四台笔记本电脑、打印机、法轮功师父照片、书籍、U盘、光盘、磁带、纸币、卡片、印章等，王玉红说：这是我珍藏的物品，电脑是我自己用的，我用它浏览新闻，但是现在被警察拿走，不一定里面的东西都是我的。
律师阐述：公诉人说的所谓“证物”，电脑里面的东西，都是从网上下载的合法媒体的报道、新闻，这应该是公开发行，谁都能看的，而且在世界其它国家都是能自由看到的，只有在大陆，民众只能通过翻墙才能看。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自由，阻止公民自由地得到新闻资讯就是违反言论自由、违反宪法，合法享有宪法赋予的公民基本人权怎么能成为所谓的“违法证据”呢？
律师进一步阐述：在公安阶段做出的第三方鉴定中，鉴定方给出两个“不相关”结论：一个是纸质资料和电脑内容不相关；一个是光盘信息和电脑内容不相关。这个结论完全证明我当事人的私人资料和打印机没有任何关联性。况且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自由，拥有法轮功资料完全合法。
公诉人又把王玉红修炼法轮功、曾被两次非法劳教的情况作为“前科”来认定，佐证“证据”的有效性。
律师辩护有理有据：王玉红修炼法轮功，这是她的信仰自由，国家宪法维护公民信仰的自由，请在座的注意，法轮功并不象媒体或某个前领导人所说的什么×教，现在公检法司的人对法轮功有两大误解：一个是天安门“自焚”（伪案），一个是有病不看病。第一个问题“自焚”，法轮功是佛家功，佛家是禁止杀生的，怎么会出现“自焚”呢？根本不可能。第二个关于能否看病的问题。法轮功没有不让人看病，法轮功里面说了，你想炼功就炼功，你想看病就看病。这是看人自己的选择，没有强制不让人看病。所以，法轮功根本不是媒体上污蔑的那样。当然媒体更代表不了法律。
至于所谓非法劳教“前科”的问题，律师辩护说：劳教本身已属违法，已经被取消了。更说明以前对王玉红的劳教是违法的，认定“劳教”为前科违反《刑诉法》。接下来，律师拿出王玉红在非法劳教中遭受的迫害记录，当庭宣读。中途，法官张军借口劳教酷刑与本案无关打断律师。律师说：这个是证明对王玉红的劳教不仅违法，而且遭受酷刑迫害，认定劳教作为前科是错上加错。
律师又问王玉红：“我念的这些迫害情况是这样吗？”王玉红说：“对，是这样，这还不够呢，还有很多呢！”
面对当事人和律师的辩护与控诉，法官、公诉人、陪审员谁都不说话了，静静地听。
王玉红在最后的陈述中表达：“首先，我送给大家九个字，请大家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修炼法轮功是我的信仰，炼功是我的权利。在大家面前摆放的是我收藏多年的珍品。”
“法轮功教人向善，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做好人、更好的人。如果让人做好人都是邪的话，那么什么才是正的呢？在座的你们现在开庭审问坚持做好人的人，你们的行为属于什么性质的？请大家想一想。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我在修炼法轮功之前，身体不好，一身病，修炼法轮功后，十多年来，无病一身轻，又为国家节省了多少医药费？！法轮功对人民有益，对社会有利，为什么把他说成是邪的呢？我希望法官、检察官站在公平、正义的角度，维护正义和良知，无罪释放我，并且归还我多年珍藏的物品。”
律师随后当庭提出要求法官归还王玉红的个人物品。律师说：现在法律界都说，司法是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我想强调的是：良知才是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请法官、检察官从保障人权的角度、维护信仰自由的角度审理案件，维护公民的言论自由。其实从法律角度讲，什么叫言论自由？就是人有表达任何观点的权利，包括所谓“错误”的观点，也应有表达的自由。《九评共产党》是对执政党的评价，是属于言论自由范畴。无论评价的好、坏，都应允许，执政党得允许人评价。我的当事人修炼法轮功不违法，是宪法法律保障的信仰自由。
律师说，现在法律规定谁办案谁决定，希望法官独立判案，无罪释放我的当事人，做出经得起历史见证的决定。
最后，法官要求公诉人做出量刑，公诉人张新建议量刑三年以下。法官张军宣布择日宣判。
北京朝阳区今年五十四岁的王玉红女士，原是北京电力系统的一名职工，一九九六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一九九九年七月江泽民发动对法轮功的迫害后，曾因坚持自己的信仰、上访讲真话、告诉别人法轮功真相而屡遭迫害，包括曾多次被绑架、非法拘禁、两次劳教，几次被强制洗脑，又被非法开除公职。二零零八年三月，七十多岁的父亲听到她被绑架的消息，几天就病倒了，不久含冤去世。
二零一七年五月十三日早上七点，王玉红下楼遛弯儿，早已等候在那里的警察王燕宾、张连喜未出示任何手续，强行非法搜查王玉红的挎包，并强行带走王玉红。当日中午警察从王玉红提包中搜出钥匙开门闯入王玉红家中，警察将她儿子绑架到双井派出所，并非法抄家，把家中的法轮功书籍和师父照片、四台笔记本电脑、打印机等物品抄走。王玉红的儿子在被非法审问过程中向警察讲述真相，并拒绝签字，当晚十二点左右被放回家。
王玉红被非法关押在朝阳区看守所至今。在公安提审和检察院捕提阶段，王玉红认为迫害法轮功是非法的，是冤案，拒绝走出监室，以此维护自身权益。北京朝阳区法院通知王磊律师非法开庭地点设在朝阳区看守所内。十一月一日，律师在朝阳区看守所会见了王玉红。双方沟通后，王玉红请律师向朝阳区法院提出变更开庭地点，要求在朝阳区法院开庭，以便于自己能够公开澄清事实，申诉冤情。王玉红就此向法院提出两点要求：第一是允许自己充分发言；第二是允许旁听。（注：两点要求原本就是法律本身赋予当事人的权利，但因中共法庭对法轮功学员执行的是迫害政策，而不是依法办案，往往当事人最基本权益都会被以各种方式回绝。）
会见后，律师立即电话联系朝阳区法院书记员，转达王玉红要求在朝阳区法院开庭以及开庭的两个要求。律师对书记员说：“王玉红提的两个要求非常合理。”书记员对第一个要求没有意见，对第二个要求反复说法院条件有限，随后书记员告诉律师，二日安排在朝阳区法院温榆河法庭开庭，是个小法庭，旁听席只有五个座位。
十一月二日上午九点多，温榆河法庭门口停靠三辆闪灯警车，其中一辆是黑色带监控设备的指挥车，车上、车旁边都有警察在监视着法庭周围的情况，监控持续到庭审结束。
当天上午，王玉红的丈夫、儿子与儿媳三人一同来参加旁听，希望能见上被关押半年都未曾谋面的亲人王玉红。王玉红之子曾回答过派出所警察的询问，做过笔录，荒谬地成为了所谓“证人”（注：王玉红之子在被警察询问时，没有被告知相关权利与义务，并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为母亲“违法”的“证人”），因此他被法庭工作人员拦住，不能进法庭现场。这样，仅有的五个旁听席上，王玉红的丈夫和儿媳居中，亲人身旁一边一个法警，共坐四人。此外，现场还有律师、法官和两名公诉人，两个陪审员，另外两名法警。
11点十分非法庭审结束，王玉红被法警带走。临走前，法官依然制止亲人与王玉红话别，丈夫和儿媳面对王玉红坦然地微笑，强忍泪水。在场亲人都相信她无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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