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一九九八年之前,血管性头痛就已经十年了,扁桃体发炎经常犯,常年吃药,医院看的不少可就是不好,一拖就是十多年,家庭还不富裕,丈夫经常在外边干活,家里有地,还养了奶牛,我拖着有病的身体在挣扎中活着。全家为我有病也感到苦恼,丈夫说,你就是死也得明白怎么回事。身体上的难受,精神上的压力很大,使我对生活失去了信心。
一直到一九九八年年底,我的大姑姐向我介绍法轮功,而且我的丈夫和女儿也已得法近一年了,透过他们的身体变化,我感觉这个功法不错,也走入大法修炼。
通过学法炼功,身心发生很大的变化,我以前有血管性头疼,扁桃体炎,低血压,这些疾病学法之后很快就好了。过去爱骂人,啥事不能忍,做任何事都得随我去说去做,特别和丈夫学法后,我严格按大法要求去做,不伤人,为他人着想,打我骂我,我也没有怨恨。过去爱占小便宜,学法后,常给要饭的吃的,钱和物。坐车给老人抱孩子,让座,遇到有困难的人,只要我能做,就尽量去做。过去跟婆婆吵架,跟大姑姐吵架,心里有隔膜,学法后,我们之间的矛盾全化解开了。逢年过节的,以及平常有时也给老人买东西或者给钱,请吃饭等。
家里拉玉米秸,掏粪,赶车很多都是男人的活,我都干,自己家的活忙完了,就帮亲朋好友,以及邻居家干活。谁家生活上有困难,需要钱周转,我会主动给拿上。
一九九九年七月,江泽民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运动。
二零零零年五月,我和同修到北京为法轮大法说句公道话,被丰宁“六一零”,公安局四个人把我们从北京押回来,被非法拘留十五天,罚款五千元。警察威胁我不交就去劳教,大队长逼我说出和谁联系,另一队长进屋踢我一脚,还骂我,还让我们下跪。
二零零零年七月,村干部叫我们到村部,被公安局警察带到镇里,逼问我们还炼不炼法轮功,我说炼,就又被拘留了,关了二十二天,被罚款八百多元,还有家里人托关系花的钱,我知道的就有八千多元,还有我不知道的也有。
二零零三年八月二十一日早晨,我刚去奶站送奶回来,就来了三辆车,下来七、八个警察,是“六一零”和公安局的人,强行把我抬上车,把我拉到了保定高阳劳教所,被劳教了一年,理由是我给人写真相信,他们收到了。
进了劳教所,已经是晚上七、八点钟了,刚进屋还没站稳 ,一女所长上前就给我两个嘴巴子,让我把衣服全脱下来,紧接着又让我去另一个屋,刚站稳一个男警察就上前给我一个耳光,紧接着女所长把我弄倒,用电棍电我,逼我在不炼功不学法的悔过书上签字,由于自己还有怕心,无知的在悔过书上按了手印。
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使我身上发生了变化,思想象少了什么,连续六天,逼迫“转化”,逼看谎言电视,警察电我,到了第六天,队长看我还不“转化”,就让我跪着,我没跪,她一脚把我踢倒在地上。5个队长把我铐在木板上,我坐在木板中间,一边铐一只手,骂我,打我耳光,女所长脱下鞋打我的脸,用电棍电我,把我腿和脚电的都是青一块紫一块的。到了晚上,给我打一针药,说是镇静药。
自那次给我打针之后,就感觉渐渐地失去了自我,感到害怕,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话,控制不了自己,不分白天和黑夜,都控制不了自己,感到头脑里、头顶上、天空中都有说话的声音,头部感觉针扎的难受,抬不起眼皮,这种感觉有谁能感受我有多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