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人被迫害颠沛流离 锦州谷贺霞夫妇控告江泽民
二零一五年五月，最高法院宣布“有案必立，有诉必理”的政策后，谷贺霞和丈夫姜立庆于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五日，以自己和家人亲身受迫害的经历，向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
谷贺霞今年五十二岁，丈夫姜立庆五十一岁，家住辽宁锦州市。在《刑事控告书》，谷贺霞说：“对法轮功十六年的迫害中，我一家饱受颠沛流离之苦，长达四年之久，有家不能回，整日东躲西藏，在高压中，在思念中，三年间双方三位老人相继离世，丈夫被劳教一年。
“江泽民对真善忍信仰团体的迫害，是对整个人类社会道德的颠覆，其罪之大，罄竹难书，因此，为了惩恶扬善、匡扶正义；为了结束迫害、挽救世人，江泽民必须被送上法庭，接受法律的大审判。”
下面是谷贺霞在《刑事控告书》中讲述的一家人遭受迫害的部份事实。
我是一九九四年走入法轮大法修炼，修炼前曾患过胃出血、十二指肠溃疡、胆囊炎和妇科病，学炼法轮功后做好人，一身病全好了。不仅如此，我的人生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前的我，不骂人不说话，修炼后从来不带脏字了，坐公交车时，我几乎不坐座位，目的是留给他人坐，有一次在集市上买鸭蛋，回家后，发现卖主忘了收我的钱，大热天，我顶着烈日，返回集上把钱送去，卖主感动地说：怎么当今世上还有这么好心眼的人？类似这样的事很多，对于大法修炼者来说，这样的事儿也太平常了。
可是好景不长，九九年七月二十日，风云突变，法轮功无端被迫害，我们家的苦难从此接连不断。
本着对政府的信任，我和其他三位同修在一九九九年十月十三日去北京上访，向政府说明法轮功真相。二十八日在北京天安门被绑架，把我们硬塞进警车里拉到丰台体育馆的一个大广场，警察不给我们饭吃，不给水喝，不让上厕所，冻到晚上九点多钟，我们又被拉到一个四合院派出所，第二天被锦州市公安局太和分局用警车拉回当地，车上有座位，可是他们不让我们坐，硬让我们蹲在过道上，他们出入从我们头顶迈过，以此来侮辱我们，一直蹲到锦州。
到了太和分局，警察把我们每个人身上的钱全部搜走，说是替我们保管，可是却一直未还给我们。我身上大约一百元钱被搜走。而我丈夫（也去北京上访）在北京龙凤宾馆时，身上的一千多元钱就被他们抢走。之后，我被送到戒毒所（因市拘留所人已满，都是从北京绑架回来的）。在戒毒所被关了十五天后，被原单位接回，在厂里办洗脑班，强迫写不炼功的“保证书“，不让回家，吃住在厂里，在厂里又被关了十五天，因我不写保证书。最后，又被送到锦州焊条厂院里办的洗脑班，并威胁说：再不写，就送马三家继续迫害。
二零零零年年底左右，本厂保卫科孟宪辉带着厂保卫科数人到我家非法抄家，抄走了我的所有大法书十多本和讲法录音带，并抢走了我们家当时唯一赖以维持生计的三轮车（平时丈夫靠拉三轮车维持一家人生活）。抄家时我不在家，回来时发现我的书被全部搜走我就来到厂保卫科找孟宪辉，坚持要求还回我的全部书籍和讲法录音带，我据理力争，最后全部书籍和讲法录音带被要回。但三轮车他们说什么都不还，最后逼迫我丈夫，硬是勒索我们一千元钱才要回了三轮车。
二零零三年六月二十六日，女儿河派出所几辆警车、十多名警察来到我家楼下，欲对我们进行迫害，因为我们不配合，不给他们开门，他们欲搭梯子闯入我家（我家在二楼）。后因故梯子没搭成，迫害才未得逞。为避免骚扰，不得已我们举家流离失所。
二零零七年十月，我为制止迫害向当地民众揭露迫害，当地派出所恼羞成怒欲绑架我，为躲避跟踪迫害，我们被迫再次流离失所四年。
二零零八年奥运期间，女儿河派出所和太和公安分局二十多人来到我家欲行迫害，又因家中无人，迫害未得逞。他们向邻居打听我们的下落，还去了我孩子姑姑家去找我们，当地派片警经常到我家骚扰、恐吓，我们只好没完没了的搬家、躲藏。
这时的我，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暗无天日，有冤无处伸，告状无门。
因为我们是流离失所，孩子无法在当地学校正常上学，当地学校也不敢给开转学证明，只好花高价，把孩子送到外地学校，当寄读生，丈夫被绑架后，对我们这个原本经济拮据的家更是雪上加霜。
我的公爹和婆母，在修炼法轮大法前，公爹患有肠炎、胃炎、支气管炎，长年不敢喝凉水，吃凉东西。婆母患有风湿性关节炎，一九九四年，二老双双走入法轮大法修炼后，疾病全无，身心快乐，九九年七二零，大法被无端打压，二老齐上北京向政府说明法轮功真相，结果在北京被绑架。回来后，直接被关进当地拘留所，期间受尽折磨，坐了一个多月的小板凳，屁股被坐烂了。
回家后，我们又听说恶人又要在当地街道办洗脑班，继续迫害两位老人，为了不再被迫害，二老不得不离开家，也过上了流离失所的生活，在迫害期间，派出所和街道经常来我家骚扰，扣发二老的退休金，使得已近七十岁的公婆不得不靠打工度日，长期劳累和高度的精神压力，尤其在我丈夫被非法通缉期间，由于过份的担心和思念，三年间二老相继去世，
二零一零年，我的母亲离世，母亲在世时，为我担惊受怕，每当我回家，总要特别嘱咐我：不要让丈夫回家，免得被抓，让他一人在外找地方住，尤其在我丈夫被非法通缉期间，这些年从来没过上安稳日子。
孩子也跟我们一样，整日精神紧张，提心吊胆，孩子跟我说：妈，我可真累啊，上学、放学的路上，我总是回头往后看，看是不是有警车，警察跟踪我。
二零一一年八月十六日，是公公百日祭日，下午三点左右，女儿河派出所伙同锦州市公安局防恐支队，在我们所寄居的二楼的楼内，将我丈夫姜立庆绑架。直接送到当地派出所，又于当天送到锦州市拘留所，非法关押八天后，送到马三家非法劳教一年。
在马三家劳教期间，当天我丈夫就被强迫“转化”，狱警指使犯人连打带踹，强迫穿号服，强行背监规，每天早六点到晚六点强迫做服装活。有一次，警察王桌琳不知道为什么对我丈夫不分青红皂白连打带踹、扇耳光、拳脚相加。在高强度劳动完不成他们下达的任务，我丈夫被队长王飞又是一阵拳打脚踢打耳光。收工后回宿舍，还得坐板凳、背监规。天天如此，就这样残酷的迫害一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