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不花钱,病就治好了
我修炼大法前,常年有病,经医院诊断的疾病就十几种,心脏病、眼底黄斑区病变、肝炎、胆囊炎、类风湿、乳腺小叶增生、卵巢瘤等等,特别是眼底黄斑区病变,在我认识的人中就没看见哪个人治愈,凡是得这种病的大约五年全部失明。我全国各地的求医问药,钱花的无数,也不见好转,疾病折磨的我生不如死,总有寻死一了百了的念头。
一九九三年七月十六日,我有幸参加了李洪志师父在齐齐哈尔办的传功讲法班。在学习班上,在十堂课中,师父亲自为我们调整身体,我的病就这么神奇的好了,而且卵巢瘤不可想象的从下面流出去了。中国人有句老话: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但是慈悲的师父却不要我们任何回报,我只有好好修炼来报答师父的恩德。
我庆幸自己如此幸运,不用花钱病就治好了。身体好了,心情也好了,脾气也好了,以前因病痛的折磨心情烦躁,经常和丈夫吵架,骂人。修炼后,我严格按照师父要求的真、善、忍去做,一改从前的坏脾气,和家人朋友和睦相处,能原谅丈夫的缺点和不足了。心地更善良了,宽容忍让,街坊邻居也听不见我们吵架了,因我身体的变化,精神上的充实和脾气的变好,使好多人走进了大法。
二、在洗脑班、看守所、黑监狱、劳教所被迫害
二零零一年一月十一号,我在秦皇岛被铁峰龙华路派出所的副所长崔铁良和一位警察绑架回来。还没等上火车我就犯了心脏病,那名警察背着我上了火车走了几节车厢把我放在卧铺上,他顺脸流汗,坐在边凳上说:田桂清啊你是多好的人哪!你为什么遭这个罪呀?
酷刑演示:死人床 |
到家后送到第一看守所,我受到了残酷的迫害,犯人一拥而上抻胳膊拽腿的、捏鼻子的、用拳头顶着脸的(脸都顶青了)、灌食的。每灌一次我都是死里逃生。又把我绑在死人床上点滴(死人床不是一般的死刑犯用的,是专门为一个杀了28个人的死刑犯做的,两手和两脚分别被铐在床上,臀部底下一个窟窿,是大小便用的,人被绑在上面,吃喝拉撒都在床上。据警察说,人绑在上面两个小时全身的骨头都酥了。)我晕过去了,然后从死人床上放下来,用最大的脚镣和“手捧子”串在一起,叫“前串”上。(戴手捧子比戴手铐还痛苦,中间没有环儿两手一点儿都动不了)串了我大约七、八个昼夜。东北的冬天很冷,那些刑事犯把最薄的拎起来透亮的被给我盖,手捧子和脚镣本来就凉,冻得我蜷缩的身体瑟瑟发抖。
手铐脚镣 |
大约在二零零一年五月下旬,我被无辜判处有期徒刑三年送到黑龙江女子监狱继续迫害。
在女监我受到了非人的折磨,曾两次被关押小号一次因尿血四天放回,另一次绝食四天,大夫来量血压,听心脏后放回。被王雅丽打嘴巴,被张春华踢倒在地,用脚踩着我的脸,然后把我吊了起来。被张春华指使犯人把我们手绑在背后,坐在地上,两腿伸直,绑在一起,绑三道,用竹子拧成的鞭杆抽打我们的脚。无数次,无数个日夜不让睡觉,不准穿绒裤,坐在冰冷的水泥地上。记得最长的一次我坐了四十九个日夜,还有两次把手在背后铐上手铐,吃饭时一只手铐在桌子上,睡觉时一只手铐在床头上,两次被迫害五十个日夜。被野蛮灌食使用开口器,被两个犯人拽着双手,臀部着地从监狱的二门拖到车间(忘记了车间在几楼)衣服拖成了碎条,裤子和裤头磨破,胯骨上的肉磨的冒油。
在出监的前夕,被张春华边骂我边指使犯人把我的头发剪的乱七八糟,意思是等到期满,直接送我去劳教所。他们把我双手绑在背后,扔到水房子里,坐在地上晚上不让睡觉,坐了两天两夜。
我所遭受的迫害远远不止这些,因为时间长了好多事都忘了。
三、九次被绑架
一九九九年七月江泽民开始迫害法轮功。我当时是一个站点的辅导员,我家的电话六月份就被监控,我的行动受跟踪监视。
第一次被绑架迫害
七月二十二日晚,我们静静的在市政府门前请愿被一群荷枪实弹的士兵团团围住,被警察赶上车,我和几个所谓挂号的同修被关在齐齐哈尔市铁峰分局一天一夜,晚上我们睡在地上。
第二次被绑架迫害
大约在十一月份,我们几个人在家商量写上访信,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被铁峰分局龙华路派出所(具体人名已忘记)关在鹤鸣旅社地下室两天两夜,并勒索我家三千元钱。
在那段时期,委员会,社区,派出所片警,所长,分局政保科长,铁峰区党委书记,无数次到我家骚扰,又无数次把我带到派出所。
第三次被绑架
大约在二零零零年的六、七月份,我进京上访,被拉到石景山体育场坐在地上,在40度的高温下曝晒了两天,我被晒得晕了过去,晚上坐在体育场地上过夜。不给饭吃,限制上厕所。直到第二天傍晚我被送到北京市延庆县看守所,我绝食反迫害,医生用手指粗的管儿从嘴里插进去,我痛苦的作呕,鼻涕眼泪一起淌。有个小护士吓得躲在医生背后问:她这是怎么了?医生说她痛苦至极呀!如此灌了三次后,也就是第五天的下午,我被那个小护士打了一顿嘴巴后放回家。
酷刑演示:野蛮灌食 |
第四次被绑架
大约在二零零零年七月份我们十二个人联名写上访为大法鸣不平。信邮到北京市信访办,信从北京盖章后返到哈尔滨,哈信访办盖章后返到齐齐哈尔,齐齐哈尔按名单抓人,我们十二个人被抓到齐齐哈尔第二看守所被关十五天。
第五次被绑架
大约从二零零零年的十月份我被迫流离失所。后又去北京,跟不明真相的政府反映一下情况,为我们慈悲伟大蒙受不白之冤的师父说句公道话,当走到大庆被车站派出所劫持在大庆车站派出所关了大半宿。
第六次被绑架
在去北京的路上被天津市大孟庄派出所关了大半天,有一个警察薅着我的头发企图打我,我不卑不亢的看着他,可能我的善心感动了他,他放了手。
第七次被绑架
酷刑演示:揪头发撞墙 |
到了北京还没说话就被带到了天安门派出所。一个恶警一手抓着我的脖领子,照我的肋骨,和胸口猛打,我差点窒息。然后把我关进北京市朝阳区看守所,警察指使犯人迫害我,让我在前面蹲着,有犯人看着,稍不如意就踢,打,侮辱,谩骂蒿着我的头发往墙上撞,我绝食反迫害。到第七天灌食时,管儿从鼻子里插进去我一呕,管儿就从嘴里出来了,医生没好气的拔出去,管儿上面全是血。再从另一个鼻孔插进去,我又一呕,管儿又从嘴里出来了,再拔出带血的管儿再从另一个鼻孔插进去,这次错插进气管里,我痛苦的挣扎,医生又迅速的拔出沾满鲜血的管儿,我当时就不会说话了,我痛苦的呐喊但发不出一点声音。晚上换了两个医生,经医生听心脏,量血压后,才放了我。
第八次被绑架
二零零一年一月十一日,我被铁峰龙华路派出所的副所长崔铁良和一位警察绑架。
大约在五月下旬,我被无辜判处有期徒刑三年送到黑龙江女子监狱继续迫害。
我在里面遭迫害,家里人在外面遭受精神上的迫害,家人四处奔走花钱找人,儿子惦记年迈的老娘愁白了头发。
第九次被绑架
二零零八年因要开奥运,我又一次被中华街派出所在背后扣上手铐从家里绑架到了派出所,扣在了铁椅子上。因心脏病和高血压病发送进了医院,经医生检查,什么也没说就放我回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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