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遭非法劳教、酷刑折磨　沈阳工程师控告元凶

二零一五年七月一日，当时四十三岁的胡林向最高检察院控告元凶江泽民发动迫害法轮功，要求追究其刑事罪责。 以下是胡林在《刑事控告书》中叙述遭迫害的事实：

一、在派出所遭毒打、刑讯逼供

二零零一年四月二十三日，我发真相资料，被绑架到沈阳市皇姑区淮河派出所。当时已是半夜，一个警察就喝令我蹲着，我不蹲，他使劲把我摔在地上，后背着地，开始用电棍电我，当时我戴着背铐，手铐深深的扎到了肉里。后来对我进行审讯，直到后半夜。然后把我双手铐在暖气管子上，派两个协勤人员看着我，不让我睡觉，闭眼睛也不行，就这样我一直睁着眼睛坐到天亮。

酷刑演示：电棍电击

第二天白天，几个警察继续对我进行非法审讯。把我一只手铐在凳子上，又不让我坐在凳子上，身子又站不直，我只能歪着身子站着，用这种方式折磨我。旁边放着电棍，多次电我。夜里，为逼我说出其他人，又对我刑讯逼供。两名警察伙同两名协勤人员强行把我绑在椅子上，其中一个警察（据说是副所长，身高一米八以上，满脸横肉，膀大腰圆）抡圆了膀子打了我十多个嘴巴子，我感觉脑袋嗡嗡的，脸被打得肿起来很高。紧接着，又用拳头猛击我胸口，连续打了十几拳，他的手被震的很疼，打完后不停的甩手。又用电棍长时间电我全身，哪敏感就往哪电，膝盖、手指尖、脚趾尖，甚至生殖器都电到了。他们还把大蒜捣碎了抹在我的眼睛上，故意用香烟熏我。最后，他们用尽了种种邪恶手段，一看我什么也没说，只得罢手，又派两个协勤人员看着我，不让我睡觉，他们自己则灰溜溜的走了。

第三天白天，又把我一只手铐在凳子上，继续对我审讯、电击、折磨。到了下午，组织了所谓的“材料”，把我送到了沈阳市皇姑区看守所。

在派出所两天两夜的时间里，我没睡一点觉，没吃任何东西，浑身上下到处是电击后留下的黑点，脸被打得肿得很高，手也被手铐勒得肿起来，象馒头一样，有个警察还假惺惺的告诉我手举起来能消肿，我没听他的，他就用电棍电我。

二、在看守所遭受的迫害

在沈阳市皇姑区看守所，因我拒绝在警察面前蹲着和不背监规，我所在监室姓陈的狱警气急败坏地给我戴上一种称为 “约束带”的刑具， 由很粗很硬的牛皮制成，象腰带一样系在腰上，多出两个环套在手腕上，用螺栓拧紧固定，双手基本动不了，小臂只能平端着，象捧着东西一样，俗称“手捧”。由于手动不了，没法洗漱和大便；吃饭时头和手同时使劲才能把食物勉强送到嘴边；睡觉时只能平躺着，双手举着，没法翻身。我连续戴了15天，全天二十四小时戴着，吃饭、睡觉、上厕所也不松开。由于手动不了，没法洗漱和大便，我15天没洗漱、没大便。

到了第十五天，陈狱警把“约束带”给我打开了，我才得以大便、洗漱。谁知几个小时后又给我戴上了，这回又多了一副十八斤重的脚镣，又连续戴了15天。走路时脚镣上得拴条毛巾用手提着，双脚在地上蹭，才能勉强行走。睡觉时双手举着，由于脚镣太沉，脚也动不了，没法翻身，基本上只能一动不动的平躺着。

几个月后，我遭非法劳教两年，被劫持到沈阳张士教养院。

三、在沈阳张士教养院和洗脑班遭受多种酷刑折磨

张士教养院是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集中营，由程殿坤（张士教养院政委）全面负责，宋百顺（张士五大队教导员）、史凤友（张士洗脑班的主要负责人）是主要执行人和打手。对不放弃信仰的每位法轮功学员采取种种酷刑长时间折磨，邪恶手段令人发指，真可谓人间地狱。

我因不放弃信仰，遭受过多种酷刑，主要如下：

毒打

二零零一年七月，我被送到在沈阳市铁西区精神病院办的洗脑班。我因绝食抵制迫害，史凤友狠狠地打了我几个耳光，打得我嘴角流血。又让人将我按到床上，用叠在一起的床板猛击我臀部，床板折断，臀部被打成紫黑色。

中共酷刑示意图：殴打

还有一次，因我拒绝蹲着，十来个人将我强行按到地上，多人像疯了一样用脚猛踢我的大腿跟部，成紫黑色。

捆绑

二零零一年七月，在沈阳市铁西区精神病院洗脑班，十来个人一起动手，把我按到地上，双腿伸直，将我后背向下压，几乎与腿挨在一起，然后用床单把我的上身与腿牢牢绑在一起，一动也不能动。这样绑了大概几个小时，当时痛苦程度无法想象，真是生不如死。

中共劳教所酷刑演示:捆绑

二零零一年九月二十七日，在张士教养院小楼，法轮功学员郑守君（现已被迫害致死）也遭过此酷刑折磨，被捆绑了三、四个小时，以致之后三个半月无法正常行走，脚和腿错位，变得脚心朝上、脚踝骨着地。“走路”时，必须有人搀扶才勉强能动。

长时间罚蹲、罚站

这是张士洗脑班经常采用的邪恶手段之一，我多次遭此酷刑折磨。强迫我长时间蹲着，有时连续蹲一宿，甚至更长时间。吃饭时也不让起来，蹲着吃。随着时间的延长，每一分钟都疼痛难忍。在忍着身体疼痛的同时，还必须接受强制洗脑。

有时强迫我长时间站着或头顶墙站着，一站一宿，有时困的迷糊过去了，差点摔倒。

电棍电击

二零零二年九月，因我拒绝按手印，在张士教养院四大队生产车间，警察史凤友伙同另一名警察，当着全大队一百多人和警察的面，将我用绳子绑住按倒，用电棍电击我的头部及其它部位。与我同在一个大队的法轮功学员刘宪勇劝其停止行恶，史凤友上前将刘宪勇踹倒，命令普教将他绑上，对他进行长时间电击。

野蛮灌食

酷刑示意图：摧残性灌食

为抗议对我长期酷刑折磨和强制洗脑，我绝食抵制迫害。在五大队，我连续绝食二十天，每天对我进行两次野蛮灌食。警察指使犯人将我强行按住，将管子从鼻孔插入胃中，有几次可能插到气管里了，我感到喘不上气，险些窒息而死。后来将我转到一大队，灌食方式更加野蛮。十来个犯人把我强行按在地上，用钢匙、筷子把嘴撬开，大雪碧瓶子剪去一半插进嘴里，在玉米糊中放了大量食盐，连续往里灌，我险些窒息死亡。法轮功学员陈松、刘宪勇都曾被野蛮灌食。

剥夺睡眠

在张士教养院和洗脑班，对于不转化的法轮功学员，每天只能睡二、三个小时的觉，天天如此，甚至不让睡觉。我曾连续多日每天半夜两、三点钟才让睡觉，早上五点钟就得起来。

二零零二年十月左右，在张士小楼，在史凤友的授意下，连续十五天不让我睡觉，并同时进行强制洗脑，我一直坐着，几乎一眼未合。法轮功学员杜江和李满心也都曾连续多日不让睡觉。

多人围攻、强制洗脑

这是张士教养院最常用的邪恶手段，持续数日，天天如此，只要不转化就不停，同时伴有罚蹲、剥夺睡眠、捆绑、毒打等，对人的精神、肉体造成极大痛苦和巨大伤害。

我也曾长期遭此手段折磨，几个人一组三班倒，长期、连续做我的所谓“转化”工作，强迫我与他们进行所谓“交流”，保持沉默也不行。如不转化或不配合，就长时间罚蹲、剥夺睡眠或采取其它迫害手段。

遭奴工劳役

二零零二年，我和其他几名不放弃信仰的法轮功学员被送到张士教养院四大队，强迫我们和犯人一起进行奴工生产，分配和犯人一样的任务，白天干不完带回监舍，晚上继续干，有时干到深夜。这里生存环境、卫生条件极其恶劣，每天吃着最差的饭菜、从事着长时间、高强度、超负荷的奴工劳役。四大队主要生产一种出口的发梳和包装盒（称为插皮子和糊盒）。发梳头由橡胶做的，糊盒用的胶水是一种化学制品，发出呛人的气味，这些对人体都有害。

我主要是糊盒，有时也插筷子，就是将方便筷套上纸袋或塑料袋，上面印有“已消毒”的字样，其实根本就没消毒，而且很不卫生。

由于我长期受迫害，加之卫生条件极差，二零零二年冬天我身上长满疥疮，不断的往出淌脓血，无法穿棉衣棉裤，只得穿一条单裤、披一件大衣，光脚穿着拖鞋。即使这样，四大队教导员冯树林、大队长梁某还强迫我出工。宿舍和生产车间不在一个地方，每天出工、收工都要在外面集合，北方冬天，寒冷程度可想而知。

四、再次被绑架、抄家、打伤

二零一二年八月二十八日晚六时左右，在沈阳市国保大队的指使下，新民市公安局西北街派出所、新民市公安局国保大队、沈阳市皇姑区警察，强行闯入我在沈阳的出租房中，将我和当时正在我家作客的法轮功学员潘友发打伤。并在没有出示任何证件和搜查证的情况下，强行抄家，共抄走现金近万元，银行卡、存折多个，台式电脑一台、笔记本电脑两台，以及大法书箱等大量私人财产和物品，用卡车装了一车。

绑架过程中，沈阳市皇姑区怒江派出所警察王德刚（怒江派出所现已解体，归到塔湾派出所）将我扑倒在地，压在身上。一名警察用掌猛击我的头部、面部和眼部，打得我满脸是血。非法抓捕潘友发时，沈阳市国保支队警察陈福洋用刀将潘友发的手臂划伤，并用右拳猛击他的软肋，然后抓住潘友发的头发就往墙上狠狠地撞。警察欲制造案情立功，反诬陷潘友发持刀伤人，将刀抛掷楼下。

绑架我们下楼过程中，我高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并拒绝上车。一名警察用掌猛击我的头部、面部和眼部，打得我右眼严重充血，满脸是血，鼻腔、口腔中也是血。然后，强行将我抬上车，并用胶带将我和潘友发的头部、胸部和腿部固定，戴上头套，开车送往新民。整个行程两个多小时，我们全身无法动一下，又戴着背铐，痛苦至极。

中共酷刑示意图：背铐

到新民后，警察又连夜对我和潘友发进行非法审讯，直到凌晨三点结束。在我强烈要求下，才给我松开背铐，戴背铐时间长达九小时，手铐已深深勒进肉里，双手肿胀，双手手腕两侧血肉模糊，伤口多日无法愈合。

第二天将我和潘友发送往新民市看守所非法关押。在我的强烈要求下，对我身上的伤进行了拍照、存档。在看守所我绝食抵制迫害，因担心我出现生命危险，才将我放回。现在我被迫流离失所，并且单位停发我的工资和一切待遇。

被告人江泽民亲自操控并实施的这场迫害给我及我的家人精神上、身体上、经济上都造成了无法形容的巨大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