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十九岁开始遭受的十九年迫害
以下是尹君女士自述迫害事实：
一、高三被迫辍学、上访遭迫害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氏集团开始铺天盖地的造谣污蔑师父和大法，对法轮功学员进行绑架和抄家。当时我正在读高三马上就要面临高考，当地警察知道我炼法轮功，到学校找我，学校校长、班主任全都找我训话，以不给我毕业证逼迫我放弃修炼法轮功，同时让我在政治考卷上答题（当时政治题有诬蔑大法的考题），我不答题，后被迫辍学，没有参加高考。那一年有很多修炼法轮功的同学被迫辍学，或在高中或在大学，就连修炼法轮功的老师也不让教课而调到后勤。
 酷刑演示：蹲马步 |
二零零零年十一月，我独自一人来到北京，邮寄了上访信，来到北京天安门讲真相被警察绑架，遭谩骂挨打后被关押在铁笼子里，后送往北京郊区不知名的地方，在一个小屋里又有十二个警察轮流看管我，不让我睡觉，体罚我，让我做“开摩托车的姿势”（注：蹲马步），还用各种语言恐吓我，询问我家庭住址，两天一夜后我在小屋里被他们吸的烟熏的头昏脑胀，他们看我不说，他们就欺骗我说看我年纪小要把我送回家，伪善的对我好，说给我买车票。我就相信他，说出了我家是白山市的，知道地址后他们就露出了本来面目，把我又关押到了北京市丰台区看守所。
在这期间他们通知了白山市警察来接我，接到我之后又关押在白山住北京办事处，白天晚上的铐在桌子上，铐了好多天，期间又通知了我当地警察和父母来北京接我。然后我被直接关押到了抚松县看守所。
当时正是很冷的时候，看守所没有暖气，睡觉的铺位也没有，晚上只能站在地上，又冷又困又饿，之后又关押了几名法轮功学员，警察为了逼迫我们放弃修炼把我们推到外面冻我们，我们没有棉袄、没有棉鞋，当时下的雪很厚，看守所的水管子冻得不出水了，干活的犯人要到别处打水，我看见他们打水经过我们时，落在地上的水瞬间成了冰，就在这样的冷天气里我们没吃饭被冻了六个小时，但谁也没说不修炼。我被非法关押到过完年后才回到家。
我回家后警察看我没有放弃对大法的信仰，又用欺骗的方式说找我谈话，说谈完就回来，又将我骗到了洗脑班，到了洗脑班就把我关了起来，同时被骗去的还有其他坚定的大法弟子，他们强行给我们“讲课”洗脑，不允许家属看望，每天要我们交三十元伙食费，到最后不交就不放人，在关押了十多天后被勒索了“伙食费”才回家。
二、看守所和黑嘴子女子劳教所的迫害
二零零一年六月，一天晚上九点多，我和母亲住在姥姥家，我和家人都已经休息了，就听见有人敲们，母亲就打开了门，之后进来了二十多名警察开始进屋抄家，二十多名警察开始对每一个角落进行搜查，黑天，打着手电筒，所有的地方都翻查，没有查不到的地方，把我的大法书和不干胶还有我都带走了，二十多名警察，把我围的一点缝隙都没有。由于惊吓，姥姥和母亲一夜没睡。
 酷刑演示：背铐 |
警察张爱民和刘兴财给我背铐子（把胳膊扭到后边一上一下，抻铐在一起）要我说不干胶是我的，给我背铐了一个多小时，我已经疼的满身是汗，坚持不了，放下铐子时，我的胳膊已经完全动不了，剧痛使我喊出声音，之后骨节总是疼痛，扭动时，有声响，我问了一位看守警察他说我是被扭的软组织受伤了。他们偷偷的报劳教，等我知道的时候就要送我去劳教了。在关押的那段时间里什么吃的东西也不让我们买，只能天天喝没有几根菜叶的汤，吃发霉的窝窝头，晚上不让我睡觉让我值班，我一睡觉，他们就踢门，都是铁的门，晚上一踢门谁也睡不了，就得值班。但是当时我和同修天天在一起背法。
到送劳教那天，长春劳教所检查我有心脏病，而且很严重，是动脉缺血，都是被他们迫害的，劳教所拒收我，可是当地看守所还是不放我，说我二十岁怎么能有心脏病，坚持关押我，之后到各个医院又检查几次还是心脏缺血才放我回家，这一次关押了我三个多月。
由于我在家，总有人监视我，我被迫流离失所，在松江河镇做大法资料时被绑架，抄走电脑数台、打印机数台、刻录机、现金等大法资料。关押在松江河林业局看守所。
 中共监狱酷刑示意图：捆绑在椅子上 |
在提审阶段，警察把我和椅子用绳子从身上绑到身下，绑的像个粽子似的，扇耳光，用毛巾抽脸，手上戴着手铐，很紧很紧，还用电棍电手铐，电的两只胳膊刺痛。还有一次提审被一位男恶警有二百斤打的晕了过去，后被两个犯人抬到小号，抬的过程中扔在了室外的地上好久，当时我还有些意识，当时是三月份，很冷很冷，那两个犯人把我一悠我就把我扔到了床上，身体和脑袋都很痛，醒来后我就喊“法轮大法好”，其它小号的同修也一起喊“法轮大法好”。开始没有被褥的时候，坐在凉板床上冻得瑟瑟发抖，冻得睡不着觉。
 酷刑演示：野蛮灌食（绘画） |
我在一个人的小号里开始绝食，他们就开始给我强行灌食，几个男警和犯人把我的头、手、脚按住给我插鼻管，因为不会插食管插的我鼻子全是血，灌的是玉米面掺大量食盐，灌食完吐出的都是绿水。胃里面胀痛，口渴无比，嘴唇上起了厚厚的干皮，绝食几天的一次灌食后，我觉得眼前发黑，呼吸困难，心脏跳动的很慢很慢，最后睁不开眼睛，呼吸不动，但我意识还是清醒的，我在心里说“师父我不能死，”，这时我的心脏一震，一口气上来，才恢复了正常，感谢师父，是师父救了我一命。
二零零二年我被非法劳教三年，送到长春黑嘴子女子劳动教养所迫害。我被关押在二大队劳动奴役，住在五楼，扛书页子纸，很重，每天干十六个小时的活，从早五点到晚九点，中间没有休息，吃饭只有五分钟，吃不完就要挨饿，经常加班到晚上十二点，每天干活累的全身都疼，夏天加班干活忙时不让洗澡，冬天也只能用刚接出的凉水洗澡，只给十五分钟的时间，互相不准说话，都由刑事犯看管我们法轮功学员，去厕所是有时间的，不到时间不能去，晚上去厕所也得叫上“包夹”、和“整个互包小组”。
我刚到劳教所的时候，警察和包夹对我进行“帮教转化”期间不能睡觉，白天依然干活，体罚、罚站、拳打脚踢、灌食、用高压电警棍，有一次我写思想汇报，写证实大法的文字，署名“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我的身上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腿被踢的走路一瘸一拐的，狱警在办公室对我用高压电警棍电击我，电到的地方红肿，严重的地方紫黑，剧痛无比，然后继续逼迫劳动。
 中共酷刑示意图：背铐、电击、棒打、踩踢 |
我绝食抗议好几次，每次都给我强行灌食，几个人把我按在地上，有的人坐在我的身上，给我带开口器把嘴撑大，灌入玉米面糊，如果不咽下去就捏住鼻子不让呼吸，或者恶警使劲的踢我的腿，有时被呛的又吐又咳嗽，腿肿的又粗又亮，一按一个坑，又麻又酸，脱不下裤子。我深深的知道那些被灌食迫害死的大法弟子都是怎么被折磨死的，当时我一米七的个头被迫害的不到一百斤，到医务室检查是心力衰竭，血压极低，之后我被一天两次量血压，还迫害我吃药，不吃就要电我。
不只是我，所有的大法弟子都遭受了太多非人的虐待，甚至有的迫害致死。两年后我被迫害到天天发高烧，我不干活，狱警让我坐最矮的小板凳，他们给我打退烧针也不好使，我依然发高烧，送到长春公安医院检查是严重的胆结石、胆囊炎之后被保外就医。
三、非法判刑送到黑嘴子女子监狱迫害
从劳教所回到家，我继续做大法资料，被人举报遭绑架，绑架那天我从居住的二楼跳下，跑了一阵，又被警察抓住，扭着胳膊带到公安局，他们再次抄走我的电脑和打印机等大法书籍和大法资料。
因为是在我保外就医期间，当地抚松县警察打电话要求劳教所继续关押我，劳教所以我“有病”拒收，后我被关押在抚松县看守所。我绝食抗议，喊“法轮大法好”，他们就把我绑在“死人床上”手脚全部用铁链锁上，我完全动不了，而且还给我插上灌食管，从鼻子一直插到胃里，天天插着，管子贴在脑门上我不能洗漱、不能去厕所，大小便和来例假都是别人给接，肚子憋的很疼很疼的，最后处于昏迷状态，十多天放下我时我的胳膊和腿都不好使。休养了一段时间，我能走路了，他们又给我戴上手铐和脚镣到医院检查身体，怕我跑了，把手铐和脚镣还要链在一起。他们给我判刑三年，送往长春黑嘴子女子监狱迫害。
 酷刑演示：死人床 |
当时我被迫害的身体十分不好，检查时也是不符合收留标准，但当地警察为了让监狱能收下我，特意给狱医送了礼，我在检查室的床上躺了好久，做了几次心电图才把我收到监狱里。到监狱后，把我送到了监狱医院，天天给我输液，又把我送到了入监队，时常给我检查身体，每天给我发药强迫我吃药，间断性的给我发了多半年，而且药量还很多，都被我偷偷的扔进了厕所。
在入监队的半年里，一直有人让我转化，还给我安排了一位瘫痪的犯人让我给她接屎接尿，其实也是想让我在压力下转化我。我的身体刚恢复好，就被调到了所谓“教育”监区，分到了刘喆和赵桂凤（这两个人是犹大）的屋里，看着我，她们让我听污蔑大法的录像、晚上很晚才让我睡觉，长期坐小板凳，迫害的我心脏不好，又强迫我吃药。
 中共监狱酷刑：抻床 |
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份，我和很多同修传看经文时，被“犹大”发现后，马上向大队长曹洪告发，曹洪疯狂的指使犹大和刑事犯迫害大法弟子，多个同修被偷偷转移到别的楼层，单独房间用“抻床”，（抻床是把人绑在上面，四肢固定，但却是抻起来的，也就是身体是腾空的，身体不能接触床板，所有的重力都在四肢上，其疼痛感撕心裂肺）就这样不能上厕所，只能在床上大小便，还要遭到刑事犯的谩骂。虽然在别的楼层，但我们也能听见喊叫的声音，我每次知道谁上“抻床”听到凄惨的喊叫，我就整夜不睡觉的发正念。
有的人被迫害的晚上做噩梦就喊叫，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半夜十二点以后才准上床，我每晚都难以入睡，白天我和很多同修包括老年同修还要被面壁罚站，还有的人坐小板凳，但是是不能说话不能动的，罚站后我虚脱昏迷，她们就往我的嘴里塞“救心丸”，并说“要不是你心脏不好，也给你绑床上”。
之后的岁月里，所有被绑完的同修都几天不能动，而且手脚都是绳子勒的印痕，有的都勒到了肉里，几个月不能恢复，然后继续强制坐着小板凳所谓“学习”，不让走动，强迫学习“转化内容”、写思想汇报，一旦反抗就还是转移到别的楼层隔离再“帮教”由刑事犯看管，迫害更加严重。
二零零七年我到期出狱时，更是每天从早到晚被强制坐着“学习”、记录，坐的我全身浮肿，腰椎骨骼变形，我不能弯腰，不能弯腰洗漱，不能弯腰去厕所，弯腰就痛的不得了，最后连同腿的骨骼也十分疼痛。出狱前，“犹大”强迫我和同在监狱的白山地区同修和大队长曹洪合影录像，我坚决否定。就在我马上到期出狱还到狱警那里告发我，最后是在一名明白真相的刑事犯的帮助下，她的谎言才没有得逞。
出监狱后，我的腰和腿恢复了好久才能正常走路，监狱高压的洗脑学习和身心迫害，使我精神和肉体受到了极大的摧残。父母亲人也受到了极大的痛苦，从小抚养我长大的姥姥也在我被捕后，惊吓伤心离世。
四、再次被劳教迫害、流离失所
冤狱三年回家后，我身体恢复了很久才找到一份工作，当时我们公司有五位大法弟子，大家工作都兢兢业业，老板信任我们，同事相处和谐。我们都互相配合做大法的项目、或讲真相。却被警察跟踪我们在公司被绑架，抄走大法书籍、真相纸币、护身符和真相信。
二零一零年三月六日我和另三位同修一起被绑架到长春市第三看守所，我绝食抗议，三看的警察给我抽血，说是化验，化验后在我家属存的钱卡上肆意扣钱，我们被送到长春黑嘴子女之劳教所。
当时劳教所的新楼装修，我们大冬天搬家，年龄大的同修也要搬东西，大家都累的缓不过来，搬到了旧楼，旧楼的供热极其不好，冻得晚上穿着衣服盖上被子还极其的冷，卫生间的墙上白霜厚厚的，一个冬天都不化，只能用冰凉的水洗漱，夏天最热的时候又搬到了新楼，每天强迫我们打扫卫生，无数遍拖地，还不让我们买食品、用品。我们一袋方便面要吃上三次，咸菜里再放上酱，为的是能吃的时间长一些，终于让我们买食品的时候，卖给我们的都是坏的发黑发臭了的咸鸭蛋。
干的活都是糊袋子，糊袋子的胶有刺鼻子的味道，闻时间长了就头晕、头痛，迫害一年半到期时仍不放我，后又加期二十天，于二零一一年九月才回到家中。
五、“诉江”被非法关押二十天
我流离失所、孤身一人在外打工三年多没有回家，二零一五年我回家看望父母，就在七月二十一日上午十点多，我要离开家，继续到外地打工时，抚松县公安分局两名警察闯入我家查看我父母的电脑。我不在家时，当地警察也在敏感日经常上门骚扰。所以几年来，家人一直不敢让流离在外地的我回家。这次我和母亲联系后，决定七月十八日回家，十六日就有警察打电话骚扰我的父母问我的情况。
七月二十八日回来后，同学、父母都提心吊胆的，都没敢让我在家里住。二十一日我准备坐十一点多的客车准备回工作地，十点多钟，我回家取一些生活用品，两名警察突然闯入家中（其中一人叫于伟），在没有任何手续的情况下，强行把我从楼上拖到楼下，又叫来防暴警察把我摁倒在水泥地上，我当时穿着裙子，被强制按跪地上了两次，膝盖全破了，警察使劲的扭动我的胳膊，拉我上车。
我在我家楼下喊“法轮大法好”，并和警察讲真相。当时院内围观的人很多，有人看警察太过份了，用手机给录了像，结果让警察抢去了。我被强行拉到了公安局，母亲随即也去了公安局，在和警察交涉过程中，警察问我的母亲：你说法轮功好不好？我母亲说：好啊。警察问：哪好？我母亲说：对身体好，我就支持我女儿炼，结果母亲也遭到了绑架关押。
我的父亲在家等了整整一夜未见我俩回家，心里焦急万分，因我母亲身体特别不好，二十二日公安局找我的父亲去签字，才知道我被非法拘留二十天、我不修炼的母亲被非法以“妨碍公务”拘留十天，我父亲当问到为什么绑架我时，警察回答：是因为控告江泽民！
在关押白山市拘留所期间，中共警察又绑架了很多的“诉江”的同修，恶警企图办洗脑班，最后被我们集体发正念给彻底解体了。
结语
写出这篇揭露文章只是个人的迫害经历，只是冰山一角，目的是为了曝光邪恶，制止迫害。在中国大陆的迫害每天还在继续着，看守所和监狱还在关押迫害着法轮功学员。法轮功学员修炼“真、善、忍”祛病健身的同时做一个品德高尚的好公民，是不应该遭受冤判和不公的对待，监狱不是关押好人的场所。揭露这场血腥的迫害，让其曝光在大庭广众，让世人看清邪党的本质，认清法轮功真相，有个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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