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周义容女士自述她的遭遇:
我于一九五四年出生,几岁时就遇上三年大饥荒,长期营养不良导致身体欠佳。小学四年级又遇上文革,全国停课闹“革命”,导致文化知识欠缺。随着年龄的增长,各种疾病相继出现,胃下垂、脑出血、休克性低血压,月后寒,子宫后位,乳缐炎、颈椎、腰椎骨质增生,心动过速等,中、西医、偏方、秘方均无效,疾病折磨得我生不如死。
也许是缘份,二零零五年四月,我的一位远亲,劝我退出了中共邪党组织,并叫我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一周之内,我惊奇的发现自己竟可以一口气走上八楼,以前上一层楼都累得不行,那时我还没有开始炼功呢。
我深深的感觉到这法轮功不一般,真是太神奇了,很快走入了修炼法轮功的行列。当时法轮功正遭到中共邪党的疯狂迫害。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法轮功真相,希望善良的人们都能得到那么好的大法,我经常走上街头给世人讲真相,发法轮功真相资料。
从二零零七年起,我曾十多次被非法送到派出所,私人物品多次被抢,两次被非法劳教,两次被非法劳改,在此期间遭受非人折磨:诸如拳打脚踢、关黑屋子、喷辣椒水、整天蹲军姿、用粘胶带从头缠到脚站立……
二零一四年九月,我被绑架到重庆市大渡口区看守所,之后大渡口区法院对我进行秘密审判,法庭上不准我说话,也没通知我的亲人到场。后来我被非法判刑三年六个月,却没有给我判决书。二零一五年二月十日,我被秘密转到重庆市女子监狱,我的亲人到看守所给我上账才知道我被转走了,但看守所却拒不告知我的下落。
重庆市女子监狱是迫害法轮功的黑窝。入监体检时强行给我弄个高血压(之前我从未得过高血压),以致五个月以来早上都只能吃白饭不准吃菜。每天被强迫观看诬蔑法轮功的视频、图片、文字,以及歌颂中共邪党“伟、光、正”的宣传片,强迫天天学习监规以及公安部的所谓“六条禁令”,进行高压洗脑,强迫我和其他法轮功学员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
监狱对法轮功学员实行一级严管,被“护监”(劳改犯)二十四小时轮班看管,无论吃喝拉撒、坐卧、洗漱、穿衣等一切行为须请示,更邪恶的是在这万事打报告之前须加上一句骂师父的话。由于不配合,我被无数次的剥夺用餐具的权利,在几百人的饭厅中直接用手抓饭吃;长达四十八小时不准大小便,导致便在裤子里,遭至普犯厌弃,我被推倒在地,头在铁床上撞一大包;被罚用刷厕所的小刷子刷洗各楼层走廊通道、门窗以及打扫监舍的室内清洁,停下来就是被强行灌输污蔑大法的宣传,至半夜二、三点钟才能睡觉。家里寄来的钱被狱警退了回去,不允许用。
为了达到“转化”目的,监狱以给普通犯人加分减刑为诱饵,鼓动她们对法轮功学员进行非人的折磨。被随意辱骂、拳打脚踢是每个法轮功学员的日常遭遇。一些善念尚存的普犯因善待法轮功学员被扣分(直接影响减刑)、罚款以及其它处罚。卖力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犯人得到加分、表扬以及物质奖励。
示意图:铐在窗上 |
我因盘腿炼功、唱大法弟子的歌曲,四个普犯一起拉我的手和脚,阻止我炼功,我被铐在窗上,用胶布封嘴,被她们俩人一组轮流看管。监狱还叫我们写减刑申请,前提是放弃信仰,写“三书”。法轮功学员们不写,护监就写好,四个人强行扳着学员的手按指印,并且强逼我们抄写,还要熟读半个月,并且练习如何上台揭批,全是造假。
我看到几个被迫害很严重的法轮功学员,刚到监狱时都很健康,不久就变样了。张臣英在一监区被折磨九个月后胃穿孔,经常见到用担架抬到医院,二零一六年过年前后假释回家了。
张贞英离开一监区时四肢正常,二零一六年我在出工、收工时见她在二监区的队列中,由两人架着,弯曲的腿脚拖着在走,我身边的普犯都叹息“好可怜!人都无行走能力了,还强拖出来做工!”二零一七年就没见着她,不知去向了。
贺永碧被迫害后出现糖尿病症状,人已非常消瘦,被强行减食,强行服药,不久被送到监狱医院,说是给她割掉一个二十六斤重的瘤子,狱警说是救了她的命。贺永碧至今仍被关在监狱。
杨丽,监狱假意要给她记功,她说“我不要记功,我只要回家”,因她不配合转化,被强迫每天“学习”到半夜两点钟。
汪继红,被冤判十年,我遇见她时,她已被非法关押了八年。一次她因打报告解手,狱警不允,忍不住尿在垃圾桶里,被罚全天“学习”至晚上十一点钟,长达半个月。因被电棒折磨,被逼假转化,后来她声明转化作废,即刻遭至强行洗脑半年之久,汪继红至今还被关押在三监区。
重庆女子监狱现在还非法关押着大概二、三十名法轮功学员。